记得旅美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感叹明朝以来中国落后于西方列强,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缺乏数量化管理,大家说话喜欢清谈,喜欢含含糊糊的和气,胡适先生更是直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差不多”先生,或者叫“圆通大师”。
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差不多”,而西方人喜欢数量化呢?原因是在于思维方式的不同,西方人的思维是逻辑思维,上帝是原点,一切都从上帝推下来,层层都要讲逻辑,讲明确的递进关系,在每一个时点,都可以往前推到原点,或者往后推到归宿,总之,一切都有明确的规则。
而中国人是人际思维,比如人与人之间的“仁”或“义”,讲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互惠,而人与人之间的互惠是一种长期的信任关系,在任何一个时点,都是不可以过多计较。一个太明确的人,会让人觉得小气。
记得有一次,我与一个客户约好下午见面,上午我让助理打电话确认一下。到中午临出发前,我问他情况如何,他告诉我,打电话了,但电话没有打通。
相信这样的案例,大家都会碰到,你要求另一个人去做一件事,这个人是去做了,但这个人强调的是“做”,而不是“做”的结果。就像上面我的助理一样,他打过电话了,但电话打不通,自然就没有结果。
但商业上,如果我的助理是外包公司派来的,那我们就是两家公司,两家公司会如何处理?也许这个助理就会拿不到工资,因为我付钱交换的是“结果”,而不是他的行为。当然,没有行为,自然没有结果,但在商业上,我们没有人会花钱去购买一个人的行为而不是结果。
这个案例引起了我的思考,我在想,在每一个人做事时,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觉得“做”的行为值钱,而不是结果值钱?不错,行为与结果永远是连在一起的,没有行动就没有结果,但行动与结果之间差多少?
胡适在描述“差不多”先生时,总结了“差不多”先生的特点,那就是常常说:“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行动与结果这种关系,看起来似乎也“差不多”,但实际上差了很多。记得我在摩托罗拉公司战略部工作时,摩托罗拉战略部门有一句流行的话,那就是把公司竞争比成一个游戏的话,那么,“productisthenameofthegame”(产品就是这个游戏的名字)。
我想,相比公司而言,每个人行为的结果就是这个人提供的产品,没有产品,也就没有结果,这个游戏就无法往下玩。所以,我想,结果对于现代商业社会中的每个人而言,基本上就是生存的代名词。而中国人要想成为21世纪的主角,就要走出“差不多”先生的怪圈——结果是用来交换的,而交换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精确的衡量”,而不是“差不多”。
通过这么一段说明,相信大家会理解我所说的“成功常识”,其实就是想提示一个基本的秘密,那就是大多数伟大的企业家,他们成功的秘密并不是因为天才,而是因为他们对“商业常识”近乎痴迷的追求。
事实上,如果我们有兴趣,就会发现,无论是华人企业领袖李嘉诚,还是沃尔玛创始人山姆,以及丰田创始人丰田佐吉,他们的成功中,大多是把结果导向、客户价值,商业人格,百分百责任等等这一类“常识”做到极致的人。
比如李嘉诚,幼年丧父,他在父亲临死前承诺承担起家庭重担,从此之后从一个小学徒工做起,言必行,行必果,是结果导向的典范。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把客户放在第一位,是全球“客户第一”的榜样。而丰田佐吉,是日本著名的发明家,他不畏困难,独立进取,鼓励儿子丰田喜一郎另开新业,创立丰田汽车,成为向全球输出管理模式的世界一流公司。
在研究这些伟大的企业家时,我时常被他们取得的伟大成就而深深吸引,同时也在想一个问题,那就是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们如何向他们学习?经过这些年的学习与实践,我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伟大源于专注,奇迹出于积累。专注于结果与客户价值,专注于商业人格与百分百责任,锁定目标,专注重复,积少成多,伟大与奇迹可能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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