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领导人包括习近平似乎有一种浓厚的万隆情结。万隆是新中国多边外交的起点站，是北京在国际峰会外交舞台上的第一次闪亮登场。这次登场不仅使中国在建国初期突破了外交孤立，而且还参与并主导了亚非国家国际行为基本准则的制定。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经历朝鲜战争，除了苏联东欧几个共产主义国家的朋友，在国际舞台上还相当孤单。可就是在万隆，中国获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施展国际影响的好机会，并把许多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写入了《万隆宣言》里，从此万隆精神和北京就再也分不开了。
当时来万隆开会的近30个国家，大多刚刚摆脱殖民主义的枷锁。历史背景，社会体制，政策诉求和外交利益千差万别。唯一能把大多数参会国联系在一起的就是在美苏两霸日益加剧的竞争中保持民族的独立和国家安全。但是在内政体制设计、经济发展道路和社会改革方面还存在着许多不可弥合的分歧。中国虽然当时还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但远远没有像东欧共产主义国家那样被苏联紧紧地控制。尽管如此，以总理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还是遭到了一些新兴的，但极端反共的国家的攻击与指摘。就在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周恩来讲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顿时让与会者都冷静了下来。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这是周恩来补充发言的开场白。随后他即兴展开，推心置腹地告诫大家应该“求同而存异”，力主会议将“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面对争论不休的各国代表，周恩来建议“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
大型外交谈判博弈，尤其是碰到僵局的时候，从来都是智者为王的时候，谁能超越纷争，弥合分歧，一呼百应，谁就是博弈操盘手和谈判的引领者。周恩来运用“求同存异”的方程式和炉火纯青的外交技巧给万隆会议找到了最大的公约数，同时也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6年后第一次真正突破了美国的外交封锁和苏联的猜忌，走上了世界多边外交舞台。万隆精神的时代价值
万隆会议的“求同存异”精神更是北京当前在解决许多外交难题，扩大中国的战略活动空间时不可多得的精神食粮与战略启示。进入21世纪以来，北京在几个大的外交版块的打造中都碰到了同一个难题，即如何在优化自己的战略利益时最大限度地调动其他伙伴或竞争对手的合作积极性，从而创造双赢甚至是多赢的局面。在这个问题上，万隆“求同存异”精神的外交智慧潜力是不可估量的。周恩来当年在“饱受殖民主义痛苦，追求民族独立发展”上找到了亚非国家共同合作的基础，相信今日的中国政府同样也能将“求同存异”发扬光大，广开思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同美国、欧洲、亚太地区周边国家和其他亚非拉国家的竞争合作时，打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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