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画油画的人渐渐变成家族企业的设计师，你想他里面其实包含了很多。有一种潜在的东西，就是在你的学生时代曾经有过的梦想，那些青春的记忆和理想，还有你对世界抱有的憧憬。每个人走出校园遭受各种污七八糟，到最后自己顽强地挣扎，其实是一种很无力的呐喊。这里面并不仅仅是外因形成的，也有每个人自身的问题和内因。我们这个电影就是说要找到你自己的那个内因。你能否成为真正的自己，这永远会是一个电影的题目。”徐峥说。
他继续分析，“在《港囧》里，我们用很大的力气回归到家庭的主流价值上来，让观众明白其实真爱就在你身边。在这个问题上，我给出的解释做得还不够严密，不够到位。这也是我在电影上映之前，自己感到遗憾的地方。事实上，我在里面埋了一些伏笔。”
电影开始时，徐峥亮出了徐来和杨伊完全不同的艺术观：杨伊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她要寻求改变和突破，她的生活就是自由和放荡不羁的，哪怕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也不会回头。“我注意到大家听到那段台词都笑了，‘我去了趟西藏，刚从印度回来’，你能想见她的这种生活方式徐来是适应不了的。在戏里，杨伊说反正你画得也很烂，其实这一点应该被徐来抓住。啊，我画得很烂吗？对啊，你画得很糟糕。那你为什么要跟我一起画海报？因为我喜欢你啊。”徐峥解释说，徐来成不了艺术家，事实也证明徐来在传统的价值体系面前最终选择了低头。“某种程度上，如果他早点接受自己的人生，孩子也许早就生下来了。生下了孩子，他就可以拥有另一种自在。但人往往意识不到这一点。”于是徐峥就设计在2046房间里，让他们和青春道别。
在常州录《蒙面歌王》时，徐峥看到台上五十多岁的“韩国摇滚之父”金京浩，心情突然有些难过。“他长发飘飘，个子很高，腿很细，踢那么高，面具妨碍他表演，他就把面具摘掉，甩头。这完全是上世纪80年代金属摇滚的玩法，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这样的演出了，但我在一个大众观看的节目里，看到有人在这样玩。”金京浩的面具名叫“最后的武士”，“那个时候你觉得他真的就是最后的武士。”
徐峥一直在感慨，中国当下的价值如此单一：人到了一定年龄，父母和周围的人都会催你结婚生子；生完一个孩子之后，会催你再要一个。“没有一个爸爸妈妈会给孩子一个双肩包和钱让他去旅行，说你不逛遍100个国家别回来。都是说你要给我考大学，你看隔壁的孩子挣了多少钱，你看他有房有车多么成功。为什么我们的价值观变得这么单一？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在出国购物的时候，永远都在比较。都在拿一种单一的标准，衡量着自己和别人的人生。就像我们的片名一直用的这个‘囧’字，死死地困住一个人，一种单一的价值绑架了我们整个的人生。”
徐峥认为，心灵成长才是每个人真正该面对的命题，这才是容纳了文化含量和精神意义的真正的IP（intellectual property，知识产权），他真正要做的故事，始终都不会离开这个大题目。“所以之前把我定为票房导演，真的是插错标签了。现在这个标签拿下来了，我就轻松了。我只要顺着这个方向，就可以一直做下去。在这个电影里我讲一个未完成的青春梦，下一次可能是关于成功学或者是谈生死。”
《港囧》里还出现了大量的粤语老歌，“我希望当这些老歌响起的时候，能够给困境当中的人打开一扇窗户，他会感慨自己曾经做过的梦，和经历过的那些事。我们看到窦唯在地铁上的照片，应该很敬佩这个人不仅在大胆做自己，而且直到今天依然在做音乐，在做自己喜欢的事。”徐峥停了一会说，“有的人一直活在青春期里，跟年龄无关。”
喜剧的大智慧
“徐峥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导演。”何念说，“除了对我们的生活有自己独到的思考，我觉得他更聪明的是他拿自己擅长的东西表达给观众，这就是他擅长的喜剧方式。用喜剧表达并不代表不思考，喜剧和幽默其实是最聪明的思考，既没有那么咄咄逼人，又让人体会到我是用善意的方式来使你改变，这其实是一个大智慧。”
徐峥和喜剧结缘是在小学阶段，当时少年宫的一位老师走进课堂，挑选几个孩子参加课外演出，其中一个就是他。多年后他形容老师用手指点到他的那一刻，“仿佛被命运选中了。”那个20分钟的独幕剧叫《考学》，讲一个地主带着小地主跟他们家长工的孩子比智商，结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长工的孩子赢了。徐峥饰演的角色是小地主，他带着这个角色演遍了上海的少年宫；给部队演出时，小马扎上的解放军笑得前仰后合，扮演地主老财的胖子使劲捏着自己的脸，结果看到他还是不停笑场，演到中途演不下去。
小学时他在少年宫戏剧组，初中时他进入青年宫话剧团，那里走出过知名演员马晓晴、王志文。高中时进入上海人艺兼职演出，毕业后考入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大学毕业后他成了一名舞台话剧职业演员。
徐峥喜欢在舞台上表演的感觉，它最大的好处是可以直接看到观众的反馈。这和他做电影的理念一样，他反对电影不经观影辅导和宣传引导就裸映，也认为创作者要在上映之后倾听来自各方面的声音，这才算做完了一部电影。在剧场看到观众的反应也是，喜剧尤其如此，相比正剧，它能迅速得到观众的情感反馈，所以观众的笑声对他来说尤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