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时间太难了”，曹德旺说起往事，陷入短暂的沉默，他想过把企业卖掉，比如彻底转交给法国人，自己去美国“拿点钱移民，养家糊口”，然而法国人傲慢的态度激起他的愤怒，他重新买回全部股份，收回了所有权。
这场不愉快的合作令曹德旺耿耿于怀，在还清圣戈班的股票本金后仍“时刻牵挂着这件事”。2008年，他决定把股票捐给国家。圣戈班集团总裁对他表示不理解，他解释自己“一生都非常成功，在个人的声誉方面”，“唯一的一个不成功的案例就是与你们合资”。股票捐给政府，“一是向社会宣示我们过去争吵的是事，不是我个人图财。二是作为第一代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家，也要学会与社会共享成功。”
2001年3月，美国汽车玻璃大鳄PPG等公司（因为是PPG联合其他几家公司共同起诉的）起诉曹德旺以低于公平价值的价格在美国市场销售汽车玻璃—中国加入WTO后，以低廉成本和价格迅速占据了西方市场，同一时期，很多西方企业对中国制造提出“反倾销”诉讼。“如果不打赢官司，就等于我们从此放弃了国际市场”，曹德旺自己任命为反倾销领导小组组长，在美国找“最好的反倾销律师”。
大部分终裁结果判中国企业败诉，在美国，反倾销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些中国企业退缩了，“但福耀没有”。曹德旺把美国商务部告上了联邦巡回法庭，“后来律师跟我讲，为了拖垮我们，首先判你倾销。开着高额税单，把你拖垮，你虽然应诉了，拖几年过去，你交不起保证金就不行了。”曹德旺坚持打官司，“即使输了也是赢。要告诉全世界，他们是如何的不公平。”
黄中胜记得，那段时间“反倾销小组没有白天，没有黑夜，吃在办公室，睡在办公室，整理的资料和数据起码有半吨，可以堆满一个房间”。2004年，美国商务部终裁结果，福耀赢了，这是中国加入WTO以来第一个反倾销胜诉的案例。
曹德旺强烈的尊严感来自他幼年的经历。64岁的高山镇老人协会会长曹代建记得，曹德旺读初一就辍学，因为教导处主任跑到家里告状，曹德旺委屈，气不过，便趁教导主任如厕时往后者头上撒了一泡尿。后来，当主任试图原谅他，他却选择了退学，“没脸再面对老师和学校了”。
高山镇至今还流传着曹德旺的父亲如何从富商变为赤贫的故事。“曹德旺的父亲从日本创业回来，成为上海永安百货的大股东，战争时期，父亲带着他们一家人坐船回福建老家时，财产放在另一条货轮上，结果人回来了，船却沉了，家里变为赤贫，连饭都吃不上，那时候曹德旺才两岁。”头发斑白的福耀集团司机林师傅告诉《人物》。
由于早已不会种田，家中也没有成年劳力，曹家在高山镇备受歧视。辍学后，曹德旺每天凌晨两点起床，帮父亲倒卖烟丝水果。从高山镇到福州市，一人骑车100多公里，每趟驮30公斤，一次来回3天。“我要出去闯”，年轻时，曹德旺对母亲信誓旦旦，“我不想老了和爸爸一样。”他说，自己当时激动得有些战栗，“声音大得自己都吓了一跳”。
守旧者
2014年，美国俄亥俄州代顿市，曹德旺站在自己斥资2亿美元从“通用汽车”收购的生产线旁，看着玻璃随着系列设备吞吐而出。“俄亥俄州在颤抖”，一家当地英文日报夸张地说，这是“中国人在俄亥俄史上最大规模的投资”。9万平方米的土地上，即将按曹德旺的意志建立起一座玻璃大楼，一切和福耀位于福清的总部没什么两样。
“我在美国拷贝一个福耀集团给美国人看。”曹德旺志得意满。他的领地不断扩大，最近一年，他频繁出差美国、俄罗斯、法国……“玩的时间最多不超过两天。两天下来，我看完资料，就动心了，动情了。”
曹德旺调侃自己“七十挂帅，出征美国”，“你说我快70岁突然宣布去组建福耀国际集团，开发国际市场，很多人认为风险很大，弄不好会前功尽弃，都骂我是神经病，劝我见好就收。”
第一次意识到不再是一个生意人是2005年准备办理美国的入籍手续时，他突然发现自己唱不了美国国歌，“我不再是一个小商人，而是一个人物、一个企业家了。”他把绿卡还给美国，“如果我成为美国人，福耀就不是中国人的福耀了。”“那我就会骂名千古。”
2014年，曹德旺接管了伊利诺伊州一家玻璃工厂，完成中国制造业最大的单笔跨国收购。一次在美国钢铁工会演讲，工会的女主席说自己很喜欢曹德旺，“我跟她说你应该说爱我。”在那次演讲上，曹德旺对美国工人说，“我来自中国，你们很幸运，现在还有工人当，我以前种田的……是个非常平凡的人，我不像其他人那样从祖先继承下大笔资产，也不是那种得到中国政府很多帮助（而成功）的人。”
两个月前在接过凤凰网“2014年度全球华人经济领袖”奖杯时，曹德旺发出告诫，中国的制造业现在碰到了空前的困难。长年以来，为了拉动内需，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地产建设占据了大量劳动力，挤占了制造业劳力的市场，人力物流成本上涨，“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支柱。”
他是一个思想守旧的实业家，与财富新贵相比，他对资本、互联网以及一夜暴富的故事显得忧心忡忡，也看不起“做房地产的”。“那是泡沫”，“而且，你不知道，批一个房地产项目要盖一百多个章啊！让企业家去四处求人！”
困境与迎战循环往复间，曹德旺足够成功了，但他似乎更愿意和记者坦白曾经最深的胆怯和退缩。
他曾被《弘一大法师李叔同》迷住，反复看过三遍后，决定出家，那是1990年。“李叔同39岁出家，他看透了。我44岁了，虽然生意做得不错，但每天都必须坚持工作16小时，每月出满勤，得到的不过是三餐果腹。每天晚饭一碗粥。”他用两手比划出一只小碗的形状，“太累了，太累了，有必要做那么辛苦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