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种对父母的批判有时真的是一针见血，又无比具有景深。像天下所有小孩一样，她很小的时候听妈妈讲过小红帽的故事。但稍稍大一点，她读原著才发现，在法语原版小红帽的故事里，小红帽和大灰狼最后的对话是这样的：
小红帽脱了衣服上床，非常惊讶地看到了“奶奶”怪异的裸体，她说：“奶奶啊，您腿可真够粗的！”
“那跑起来不就更快了吗？”
“奶奶啊，您的牙齿好宽呀。”
“这样，吃起你来不就更方便了吗？”
话音未落，这只恶狠狠的狼扑到了小红帽的身上，把她吃了个干净。没有什么猎人的出现，恶狼没受惩罚就逃走了。
蒋方舟发现，这其实是个灰暗，有点恐怖的邪恶故事，在几百年之后，却被当作一个天真无邪的故事，成为母亲给孩子讲的床头故事。原来，童话的制作加工过程，就是把真实的场景进行高温杀菌消毒冷冻真空包装的过程。
父母维系这种无菌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是无效的。因为生活的本质就是一团团亲昵的龌龊，一坨坨带菌的诱惑。如果不将孩子用谎言放进带菌的生活中，也许这些真实汹汹来袭的时候就不会显得那么生猛，那么颠倒晨昏摧枯拉朽，反而有种略带不洁的、熟悉的温暖——看，她刨得这么深，几乎令人有些厌烦。
【激动、尴尬，找不到共鸣】
9岁出书，破格入清华，一毕业就进入《新周刊》做副主编——这一切，自证着两个字：天才。蒋方舟相信自己是天才，因为，相信自己是天才，就不会跑去抄袭别人的小说;相信自己是天才，就不会没完没了地炒作;相信自己是天才，就不会靠你捧我、我捧你来造势。
有时候，在当下这个时态里，诚实是不招人喜欢的，亦是孤独的。比如爱情，她是相信的，但也坦言自己不知道还要剩多久，或者是不是永远地剩下去。这样一个毫无恋爱经验的人，常常被媒体捉来，让她谈对男女情感的看法。“我身边的人都谈了恋爱。姑娘们打电话，一片莺声燕语，撒娇撒成环绕立体声。我对此厌恶，多少也带些好奇的成分。有时放下手边的事猥琐地偷听，想知道当她们谈论爱情时，都说些什么。想知道能谈得上恋爱的人是不是具有某种特异功能，要打通哪个经脉才能变得和她们一样。”“大概是我太苛刻了，疾恶如仇，觉得人都该戒贪戒痴，觉得只有不以耍流氓和结婚为目的的恋爱，才能称为爱。”
对于自己何时动情，她亦有清醒的估量——能恋起来的条件，对方必须是无法消化的人：要么太远太神秘太硬太强，咀嚼不动;要么疼惜到舍不得下口。“否则啊，恋爱只能是利己的过程吧，把对方肢解溶化，最后变成自己的营养物，哪有什么爱，只有吃饱后仰头狰狞大笑吧。”
试想，一个从小就跟同龄人的眼界与思维不在同一频道上的人，不遇到一个“老灵魂”，如何能束手就擒？
激动、尴尬，找不到共鸣，所以，只能在过去里找知音，以及把感觉灌注进文字里。于是，就有了现在的蒋方舟。陈丹青作为过来人，颇为正式地对她说：“激动、尴尬，找不到共鸣是多么珍贵啊。”言下之意，要她珍惜才华，珍惜这种赐予的偏得，享受孤独，这是天才的一部分。
作家里，蒋方舟挚爱张爱玲，那种爱，有似恋情。她试着穿越时空，@张爱玲，她说：“如今，我的生活也成了这样一个慢吞吞的老女佣，求之不得的无奈多过踌躇满志，事与愿违的情况多于种瓜得瓜。无论自己抑或是时代，都看不清前路在哪儿，也不知道走哪步会满盘皆输地错。这时总想起你的话来：我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到底还能读懂《红楼梦》。这是文学仅剩的安慰，以及最后的退守。还能读懂你，我想我也是幸运的。”
夜深人静，她写给张爱玲的这封邮件，苍凉有之，温暖有之。不管怎样，她还是有知己的，即便不能同行，至少可以随时参阅，保持诚实，用她自己的话说：“做一个黑夜里健步如飞的人。坚定地成为自己，同时关心他人的命运。学会爱这个世界，但随时准备好与之抗争。”这是她每天对自己说的，不为励志，只是提醒。她挚爱张爱玲，却比她更有担当更开阔。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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