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划分，撒马尔罕有三个层次，从古至今分别为：位于郊区的故址阿弗拉西阿勃（Afriasiab），这是花剌子模帝国的首都，直至1220年被蒙古大军毁灭；帖木儿时期建成区，位于遗址西侧，保存了大量帖木儿时期的宗教、文化建筑，共有6个城门，6条主街，以一组宗教建筑组成的列吉斯坦广场建筑群为城市中心，北门附近有大巴扎，其余区域为底层传统居住区，这一基本格局较为完整保持至今，其尺度、肌理也与后来所建的城区差别明显；最后一层则为“沙俄—苏联时期建成区”，和那些遍布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城市的苏联式街区和居民区一样，在寒冬里，这些预制板建筑构成的单调发灰的筒子楼街区，有时会令人想起齐齐哈尔来。
最初，我们沿着这条已很清晰的时间线索走入撒马尔罕。
要道：从康居，花剌子模到蒙古帝国
在郊区的阿弗拉西阿勃遗址，考古挖掘的粟特人故地旁，建起了阿弗拉西阿勃博物馆。第一个展厅里正在修复中的壁画，与敦煌壁画的相似，立即让人一目了然地看到，古代撒马尔罕与东方遥相呼应的密切交流。这些7世纪的壁画，颜色鲜艳温润：有骑马征战持长矛的将士，有目光如炬戴头盔的将军，有骑着骆驼的商旅队，有系着铜铃形似大象的巨兽，也有身着华服的使节，驾乘着红色木舟、面部圆润衣着首饰华美的汉唐男子，随行梳着云鬓弹着琵琶的侍女，还有频繁出现的天鹅、含绶鸟等飞禽，栩栩如生。站在大厅里，既可以看到敦煌式的绘画技法，也可以找到波斯萨珊纹样的意义。正如俄国考古学家A.M.阿尔巴乌姆在《阿弗拉西阿勃绘画》一书中指出的，这些赛姆鲁、孔雀、鹅、猪头、山羊、羊、翼马及其他实有或神话中的鸟兽，与萨珊朝的琐罗亚斯德教的观念有关，基本上是出自《阿吠斯陀》中的伊巴塔西费尔玛神（成功之神）、维尔斯纳吉拉神（军神、战神）、密特拉神（太阳与光明之神）等诸神的属性。这类神在萨珊朝美术中，不仅出现在织物上，也出现于宝石、金属工艺品和雕刻之上。7世纪的撒马尔罕，出现了许多与东方进行贸易的粟特商人；商业贸易关系的加强，促进了这条通道上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连接起了敦煌与撒马尔罕。池田温在《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陈国灿在《唐五代敦煌县乡里制的演变》中，对从化乡的形成、发展做了详细研究，由登录的人名统计，粟特人就占了78%，以此可推断从化乡的粟特聚落性质。粟特聚落中信仰祆教，并依赖各地建立的袄祠管理聚落事务，使得东来的粟特人紧密地团结起来，在当地能保持其独特文化特征，因此在敦煌石窟壁画中，粟特的美术也保持了自身特色。英国学者威廉·沃森在他的《伊朗与中国》中假设：“我们或许可以说，在敦煌从5世纪前期直到6世纪存在着一个中国—伊朗画派。直到6世纪末，这种式样完全中国化为止。”可见，粟特人在中亚与中国文明的交流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