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天文台时，一对新人正在这里举行婚礼。家人与朋友簇拥着他们逐级走上台阶，在兀鲁伯的雕塑脚下拍婚纱照留念。兀鲁伯的手里拿着一卷经卷，也可能是一张测量星空的图纸，望向远方。兀鲁伯的真名叫穆罕默德·塔拉盖，“乌鲁格别克”是家里人对他的叫法，乌兹别克语含义为“伟大的贵族”。他从小就能够熟练背诵《古兰经》，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到王宫里接受良好的宗教和文化教育，年轻时代在中东和印度度过。帖木儿去世之后，他的父亲，沙赫鲁克·米尔扎把赫拉特设为首都，16岁的兀鲁伯被选为撒马尔罕的统治者，通晓乌兹别克文、波斯文和阿拉伯文，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谙熟该教经典和教义。他博学多识，酷爱诗歌，尤精于天文历算。他治理下的撤马尔罕，可谓黄金时代：帖木儿的伟大帝国东至蒙古，西至罗马与埃及，南至印度中部，北至钦察沙漠，辽阔无垠，经济繁荣，各国商贾云集，国库充盈，学术文化昌盛，宫廷学者荟萃。1430年，他主持投巨资在撒马尔罕创建兀鲁伯天文台，装置有巨型象限仪等精密的天文仪器，收藏有天文历算等大量图书，招聘了一批穆斯林和印度的天文学家在该台进行天测和研究。在他的支持下，天文台在30年中测定了1000多颗恒星和行星的方位和运行资料。1446年编成的《乌鲁格别克新天文表》是16世纪以前较精确的天文表。
现存遗址不免让我们有些失望。它原本是一个三层原型建筑物，有六分仪、水平度盘和巨型象限仪等精密的天文仪器。但当它因考古发掘重现天日时，却已不复当年天文台的壮观，只剩下巨大的大理石六分仪，被安装在地面下11米深、2米宽的斜坑道里，供人们参观，像一条短短的矿道。坑道上面是兀鲁伯天文台博物馆，馆内展有兀鲁伯主持编纂的恒星表和行星运行表。在兀鲁伯天文台博物馆里，一些有趣的陈列物吸引了我的注意。他的地球仪，陈列在大英博物馆里，天文台里是实物照片。陈列着描绘兀鲁伯兴建学院，学院里科学家一起讨论观测结果的细密画——兀鲁伯建立的真正的科学院，聚集了数百名科学家与思想家、数学家与工程师，让他们在同一个天文观测台一起工作，这在之前和之后都是没有的，兀鲁伯时代也因而是天文学家辈出的时代。这时候，出现了波兰人的照片——1690年，波兰著名天文学家加韦利在格但斯克出版了兀鲁伯与其他五位欧洲天文学家的天文学成果，在这本书的一页插画上，兀鲁伯与五位欧洲的科学家共同坐在一张圆桌边，正在召开天文学大会，墙上的画框里，用拉丁文写着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兀鲁伯坐在右手第一个，正中间是天文学的缪斯乌拉尼亚（Urania），桌上用拉丁文写着：“我将工作交予正确的后继者。”这张图片给了我很大的冲击：蒙古贵族兀鲁伯，与欧洲的天文学家们，共同出现在科学史的舞台上，这意味着，中亚文明在15世纪的时候，至少与欧洲中世纪的科学文明并驾而驱，是完全有机会进到人类科学文明的历史的。接着，是两本牛津大学出版的书的扉页，一本出版于1648年，一本1650年，是介绍天文学重要人物的天文年鉴，其中都有兀鲁伯的年谱，牛津大学教授约翰尼斯·格雷夫斯（Johannis Greaves）将兀鲁伯介绍到了英国。接着，是英国东方学者托马斯·海德的肖像画，他在1665年将兀鲁伯的天文成功翻译成了拉丁文和波斯文。这些资料都证明了，撒马尔罕在科学上，是如此亲密地与欧洲发生过联系，也曾如此近地靠近过近代文明。兀鲁伯的影响力，不仅是在欧洲，还辐射到波斯、印度，甚至中国，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无不过来学习先进的天文学知识。当15世纪的撒马尔罕城已经算得上是一个美丽的园林城市，“城内外多条沟渠穿过，泉水遍地皆是，最华美富丽的楼房别墅都建于四郊，所有供观赏游玩之亭、园、台、榭，亦莫不散于郊野之园林中”，“此间居民，终年不断有瓜可食”时，欧洲繁荣的大城市伦敦、巴黎、阿姆斯特丹、斯特拉斯堡和日内瓦，直到16世纪晚期，也如西方历史学家雅克·巴尔赞的名著《从黎明到衰落》中所描述的：“只不过是一排排房子挤在一起的烂泥坑：街道狭窄，坑坑洼洼，有些路根本没有铺过；街道两边的房子上层向前突出，对街的房屋几乎碰到一起，污水随意往下倾倒；除了少数的几条大街外，所有街道上都流淌着臭气冲天的污水。”
那么，究竟是为什么，撒马尔罕在经历了15世纪的全盛后，未能如欧洲那样，进一步发展出由科技推动的产业革命，以进入到近代，而是在此巅峰坠落，从此沉寂和无所作为呢？我没有能力来解答类似于“李约瑟之谜”的宏大问题。但在进一步探索撒马尔罕时，却有了新的脉络：撒马尔罕作为中亚名城，其文明的交融与繁荣，与其地理通道的地位密切相关，无论是商贸，还是征服或被征服的战争和帝国，都推动了它。那么，它的衰落，也与交通要道的历史空间变迁有关吗？
陆上通道的衰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