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骂声不断，告状信满天飞，但不可否认的是，步鑫生的管理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企业的效益越来越好。1982年，海盐衬衫总厂以年生产130万件衬衫的能力一跃成为浙江一流的专业衬衫厂，固定资产从步鑫生接手那年的2万元，增加到1982年的113万元，3年间实现利税164万元。
即便时间坐标移到今天，步鑫生当时提出的口号依然严苛：分配原则是“日算月结，实超实奖，实欠实赔，奖优罚劣”；生产方针是“人无我有，人有我创，人赶我转”；管理思想是“生产上要紧，管理上要严”……
此时的步鑫生尚不知道自己的这些朴素话语将成为划时代的改革“金句”。“我是被‘逼’出来的，那时，我也不知道这是‘改革’！”步鑫生后来这样评价，当时搞企业创新，只是为了破除一些束缚企业生产发展的旧东西，不料在打破条条框框中，自己竟成了“改革先行者”。
造神与破灭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1978年以来第一个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题的文件，也是第一次对中国改革进行的“顶层设计”。此前，自凤阳小岗村发端并全面推行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已取得成功，改革重点逐渐向城市转移。从中央到地方，迫切需要一位“暴风骤雨式”的破冰者。步鑫生恰好契合了这一期待。
1983年4月26日，《浙江日报》刊登了报告文学《企业家的歌》，用整版篇幅介绍了步鑫生矢志改革的事迹，在全省工业系统引起轰动。11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并以“编者按”披露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批示：“对于那些工作松松垮垮、长期安于当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干部来说，步鑫生的经验当是一剂良药，使他们从中受益。”
料想不到的是，《工人日报》随即刊发的一篇题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独创精神》的内参中，却报道了步鑫生擅自撤销厂工会副主席赵荣华职务的事件，指责他“独断专权，欺压工人”。截然相反的事实，引起了胡耀邦的高度重视，他批示要求新华社会同浙江省委对步鑫生再做深入调查。
1984年春节期间，联合调查组冒着大雪深入海盐。最终，在浙江省委提交中央的调查报告中，步鑫生被调查组定性为“一个有缺点和弱点的改革家”。胡耀邦在该调查报告上第三次批示：“抓住这个指引人们向上的活榜样，对干部进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统一思想，推动经济建设和整党工作。”
在中国，“榜样”有着极其特殊的含义。几乎一夜之间，步鑫生“红”了。媒体对步鑫生的采访铺天盖地而来，在巨大舆论的催化下，“步鑫生神话”席卷全国。短短两个月里，海盐县武原镇上迎来了潮水般的参观人群，高峰时每天多达几千人。这样火爆的场面连步鑫生自己也无奈：“干脆把我放到动物园给人看算了。”
在人潮中，一位名叫鲁冠球的年轻人，怀揣两张《人民日报》，徘徊在衬衫厂门口，他刚刚用自留地里价值2万多元的苗木作抵押，承包了厂子，取名万向。但保安并没有让他进门，因为有关方面规定，只有司局级干部才能面见步鑫生本人，其他人只能听听录音。最后，他只好托《浙江日报》记者引荐，才破例获得了15分钟与步鑫生面谈的机会。
多年后已成为步鑫生晚年好友的张新祥，仍然记得当年“步鑫生”的光芒。“当时我只是海盐一家小企业的供销员。那时候搞采购很苦，人家有货也不卖给你，只能从计划外剩余的拨你一点。”有一次张新祥去浙江龙游采购纸张，按常规只能采购到一两吨，但当他打出步鑫生家乡企业的招牌后，对方竟然同意供应2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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