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思想史上，新奇的思想层出不穷。“在现代时期，革命和断裂的概念已经在法国各种人文学科中成为人们熟知的比喻，不管是在政治学、历史、文学、哲学、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还是人类学领域。单单在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就出现了新浪漫主义、新浪潮、新史学、新哲学、新左派、新右派、新烹调法。在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看来，要解释法国人对新奇的热爱非常简单，构建伟大的玄思结构就是为了打破它。没有哪一个可以希望延续超过几十年的时间。”法国人之所以喜欢提出新思想，原因之一是强调思想的玄思性。法国人的知识建构是玄思的，它们通常不是以经验现实为基础的。这表现在法国人喜欢演绎方法，从一般的、抽象的命题开始，得出特殊的结论。喜欢归纳的英美人往往认为法国人的思维模式会带来华而不实的、琐碎的结果。演绎推理很容易陷入这样的谬误：所有的鸟都有喙；这种动物有喙，所以它是一只鸟。牛津大学的社会和政治理论教授格里·柯亨就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为什么在法国胡扯很兴盛》，描绘了这种法国人易犯的错误。
法国思想独特性的成因
法国人崇拜独特性，导致法国有246种奶酪。法国人真有一种集体的心灵框架吗？哈扎吉萨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并分析了其成因。他说，法国思想在过去400年间表现出了五种特性。一是它的历史性，法国思想具有历史上的连续性，而且把过去作为合理性的来源。二是法国思想迷恋自己的国家和集体自我。第三，法国思想非常激烈，思想不仅很重要，而且值得为之献身。第四，认为把特定形式的知识传播给大众是知识活动不可或缺的特征。第五，法国思想的突出特点是秩序和想象之间的相互影响，或者说，是笛卡儿冷漠的直线性和卢梭不受拘束的扩张之间的相互影响。
在哈扎吉萨看来，法国人之所以有共同的思想风格，部分是因为法国的主要知识实体，主要的教育机构、出版社都集中在巴黎。这种文化的集中导致法国人的思维方式具有一定的风格上的统一性。法国智识生活的另一个特征是它的组织以特定的社交模式为核心。这种现象经典的例子就是沙龙，私人的文化集会，其目的是娱乐、交换思想、推广礼仪和礼貌的价值。这类集会从17世纪之后在法国上流社会开始繁荣起来，促进了哲学和艺术思想的传播，打破了社会隔阂，提高了女性的地位。沙龙往往是先锋思想和社会习俗形成的地方，是女性能够参与哲学辩论的地方。沙龙最重要的文化功能是拒绝被学科界限束缚。小说家夏尔·诺迪埃（Charles Nodier）1824至1834年间组织的沙龙充分显示了兼容并蓄的特性。他著名的周日沙龙给参与者留下了不可消除的印记，不只是因为他的魅力和风趣，还因为他能够跨越各种主题和年代。他的沙龙吸引了保守派，也吸引了革命派和乌托邦主义的空想家。
2003年，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是否用武力制裁萨达姆的辩论会上，法国外长德维尔潘发表了演说。德维尔潘说，针对伊拉克政权的战争会导致灾难性后果。哈扎吉萨说，德维尔潘这番演说无疑是法国式的，它展现的男子气概非常魅惑，它有热情的文采，吸取了法国公共演说最杰出的传统，援引了理性和逻辑，围绕冲突与和谐、自身利益与共同善、道德和强权政治等二元对立讨论问题，阐述了以苦难的历史经验为基础的古老智慧，显示了以法国文化的优越性信念支持的自信的乐观主义。这番演说也是一个转折点，之后法国普遍主义的传统就逐渐解体了。2012年，法国《文学杂志》上一篇文章问：“法国还思考吗？”但哈扎吉萨的回答是，法国一直在思考，它的知识分子传统是该国民族认同的核心，不会被丢掉。虽然2013年法国的畅销书是《五十度灰》和丹·布朗的《地狱》，但哈扎吉萨相信：“在面对21世纪的挑战时，法国人仍将是最知性的民族，会继续产出对人类的境况优雅、深奥的抽象描述。”
“二战”结束后不久，政治学家安德烈·西格弗里德在给一本关于法国精神的价值的书作序时写道：“舞台上缺少法国的话，就会失去一种理解问题的方式：一切都将变得商业化、行政化、实用化，没有它欧洲就不再是它自己，西方世界也不再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不管它走到哪里，法国都会引入清晰、智识上的轻松、好奇，以及一种微妙、必需的智慧形式。”
主笔/薛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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