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我的个人极限审美颜色是黑白灰,作为一个处女座,我觉得那是规整的、有序的,光的出现给我补上了色彩这一课。我老家在沈阳,我偶尔会想起小时候的场景,那时候常常在假期去新民县,农田里的玉米地常常呈现出一种丰收时金灿灿的场景,它跟阳光有些呼应。后来,我常常在工作室中回忆东北的乡村,那种自然的丰收景象生成了我创作的基调,我发现自己是善于使用颜色的,大胆准确,我总能毫不迟疑地下笔。我喜欢明亮的黄色,我有不同的层次,在光线不同时,总能呈现出不同的味道。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做音乐和艺术有哪些相似和不同?
艾敬:我觉得它们的相似之处都是对影像的描述,我在创作时,脑海里总是先完成一幅画面,像放电影一样,有镜头感、有运动、有故事和情节。不同的是,音乐是有诗歌、旋律、节拍以及不同的音色组成的,而艺术不是,它是固定的绘画、雕塑、装置、影像,或者是声音、气味,它的表现力绝没有一个歌者那样丰富,我认为艺术更难。如果音乐环境好,我可能不会做视觉艺术。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你的作品里有音乐性吗?
艾敬:这次在昂布罗修美术馆的展览,我的10件作品就像一组音乐作品,它有节奏感,不同的尺寸,有平面、立体,有动有静,质感不同,它就像是音乐的不同组成部分,我觉得《Burning sun》尤为典型,它描绘的是我的信仰,对生命的体会,是一个思想流动的过程,生命衰竭的过程。
2000年初,我听到电子乐的时候就有一种感觉,当时有很多人说摇滚乐死了,U2乐队主场Bono也说传统唱片死了,我当时觉得新音乐给人们带来的是一种节奏上的不安,好像所有人都不需要歌词了,音乐一下子变得消费起来,我那时开始看福柯的书,我看到他说在烈日下行走,我突然觉得自己的内在能量和太阳有了某种联结,就这样,我创作了《Walking in the Sun》。
从架上走下来,走到1500摄氏度的高温中,在这样一个过程里,我形成了自己的语言体系,我学会用作品表达。这其中有起伏、桥、铺垫,就像音乐一样。
三联生活周刊:音乐人的身份是否会让你在创作时有一些优势?
艾敬:我认为这个优势是我跟大众的对话能力。中国的经济发展出现了很多艺术家,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由于高价而被认知,他们是服务于自己的情绪与思考的,我认同艺术要超越大众层面。在我看来,大众虽然不是为我的作品买单的人,但是我的作品会与他们产生共鸣,这些影响会更久远,也会更有意义。我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所做的展览中有一件作品叫作《生命之树》,人们可以看到影像的短片,那些舞蹈、演奏、诗歌,是丰富的,我能够体会到他们的认知和认同,这要比一幅简单的画更有信息量。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第一个当代艺术作品是我的《海浪》,这是国博首次收藏的当代艺术作品,这件作品的创作灵感来自于日本江户时代著名浮世绘画家葛饰北斋(Hokusai)的代表作品之一《海浪》(Tsunami),如果说浮世绘时期的《海浪》更多描绘和记录了当时日本渔民的生态环境,我的《海浪》更是对于内心心境的描绘。在现场,我有一种把握现场的能力,在“国博”的副馆长看来那是一种少有且独特的能力,他认为我一直在激活作品,我认为声音的配合让这个作品有了情绪,成为一件活的作品。
我在今日美术馆创作《艳粉街的故事》之前就一直在回想,那是一条关于我童年的街,我曾经构想了很久,最终发现,它并不是一个很难的命题,因为我并非还原历史,而是还原当初的那种情绪,当它的基本造型完成的时候,我略过细节,已经认为它就是当初的那种情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