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特·米特在《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一书中指出，英美盟国在1944年做出的一系列举动，实在可用“自私自利”来形容，是在“把中国当成一个三流合作伙伴，却要求它像一流合作伙伴那样行事”。在德黑兰会议结束后，蒋介石返回重庆，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除了明确表示对不能即刻在太平洋战场发动全面反攻的失望，也提醒罗斯福，中国政府与人民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局，他希望华盛顿能够立即提供一笔10亿美元的贷款，并将美国驻华空军规模翻倍，驼峰航线物资输送量也要提高到每月2万吨，如此才能避免中国在军事战场与经济上的双重崩溃。
对于这一建议，罗斯福与他的白宫幕僚的反应仅仅是震怒，罗斯福告知财政部长摩根索，重庆政府既然无法有效控制通货膨胀规模与汇率，遏制黑市与投机，则此项贷款“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政治角度，既不合时宜，也毫无必要”，摩根索更私下抱怨，说自己“一个镍币也不会借给蒋与他的政府”。
1944年，中国战区地位的骤然下降，不仅因为中国羸弱的国力，更缘于整个太平洋战争局势天平的倾斜：斯蒂文·L.瑞尔登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史》中解释说，早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不久，美国陆军参谋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即认为中、印、缅战区的各项事务为低优先性，中国最重要的军事用途是为美国未来针对日本的战略轰炸提供一处基地，以及牵制日军在华投入的兵力和其他资源。到了1944年，美国军方更是认为，在中国部署的B29重型轰炸机基地由于效用不高，其维持意义不大。
为了平复德黑兰会议后重庆政府的失望情绪，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44年元月承诺，为中国军队再提供90个师的装备与训练，但却没有给出兑现此项承诺的具体日期与实施方案：这个模糊的计划保证，除了在印度蓝加整训的驻印军（X部队）外，还包括向国民政府陆军提供的第一批30个师美械装备（Y部队，主准备用于缅北滇西反攻），和第二批30个师的计划（Z部队，位于桂林准备用于向东南沿海反攻）。然而直至抗战结束，中国陆军中最终完成美式装备训练的只有36个师。
就在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前夕，美国驻华大使高斯提醒国务卿赫尔，中国正在牵制百万日军兵力，但重庆政府越发弥漫的“厌战情绪”是个巨大的潜在威胁。在著名驻华记者白修德眼中，1944年初的中国正面战场情况实在令人沮丧：“我所看到的无非散兵坑里一群一群的士兵，守着生锈的机关枪或者拭擦着陈旧的步枪。中国军队的前哨总是二三十人一处，以传令兵向营部联络，营部用电话线向师部联络。日本军队则集中在村庄里或者高地，二百至三百人一处，有轻炮兵支援。任何地方的中日兵力比大致都为五比一，但任何中国武装士兵想要通过开拓地带接近日本军队至一公里时，总会被敌方火力击倒，对此中国军队束手无策。”
要想理解中国此时所面临之困境，则必须适当放宽视界。从宏观角度讲，中国的长期抗战，是一种“一面硬拼蛮干，一面勉强将就”的持续动员作战，根据台湾地区政治经济学家郑竹园的统计，1944年，国民政府财政收支比例中赤字已达到69%，现金收入为法币61亿元，而支出则高达193亿，其中大约70%为军费开支。中国原有主要税源之关税盐税、统税，皆因沿海繁荣地区在抗战初期落入敌手而大部断绝，迁入大西南后方之工厂数量、发电量只有全国战前总量的4%，为了弥补庞大赤字，不得不采取增发钞票之放松货币政策，引发恶性通货膨胀，1944至1945两年，零售物价指数已经达到1937年上半年水平的755%与2167%。
更雪上加霜的是，到了1944年中叶，国民政府手中全局掌握的，不过川、黔、滇、桂、湘西南五省，物资统制与税收已接近“涸泽而渔”的地步，钢产量不过每年1.3万吨，即便最基本的轻武器弹药制造材料，也依赖美援空运，在中印公路与滇缅公路重开之前，全国兵工厂每月步枪子弹制造数量不过400余万发，每支步枪平均分得四发。
内囊已尽，而此时中国所接受之外援也只不过是杯水车薪。中国接受美国“租借法案”援助总数不过8.45亿美元，与英国的270亿以及苏联的109亿有天壤之别：在魏德迈履任之前，驼峰空运物资每月数量不过1万～1.2万吨，而其中主要用于驻华空军，包括第14航空队与驻中国B29远程重型轰炸机，约占80%，用于陆军者不过2000吨。如果再除去数百吨轻武器与弹药制造原料，剩下者亦大部分用于滇西远征军入缅作战之用，所以正面广大战场上与日军接敌之一般中国军队，根本无从享有此项外援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