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德迈承认，造成正面战场溃败的责任，相当部分在美国：“国防部在日军发动一号攻势时只是担心昆明附近的几个美国军用机场，而丝毫不考虑作为盟国的中国的主要利益……这种情况在美国取得莱特湾海战的胜利、基本歼灭日本联合舰队主力，以及斯大林承诺在击败德国三个月后即动员60个师发动对日攻势后，愈加严重，盟国对中国的局势愈加漠不关心。”实际上，陈纳德与蒋介石亦在4月呼吁美国动用部署在中国本土的B29战略重型轰炸机对日军重兵集结地，补给中心与交通线展开地毯式轰炸，以求遏制日军攻势，然而惨遭史迪威与美国国防部拒绝。
此时，正值新任驻华大使赫尔利返回华府述职，魏德迈特地委派两位得力参谋幕僚，卡洛威少校与高懿少校陪同返回，借机向罗斯福总统汇报中国战区所面临的危机，但他特地在报告中强调，前景并非一片黑暗，只要再坚持6个月时间，驻华美军就能训练出一支至少包括30个师的精锐整编部队，向沿海广东地区进攻，以便迎接1945年秋天美军在中国的登陆行动，并为中国打开一条海上运输补给线。然而，达成此目标的前提是，无论驼峰航空输送线还是雷多战备公路，都必须努力加大援助物资的输送量。为了加强说服力，他还特地将私人信笺一件转交于罗斯福：“我开始领会到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的惊人的坚忍与耐力，绝非如史迪威及他那些记者朋友所描述的不愿作战。法国在德国发动攻击之后6个星期即告屈膝，而在日本发动侵略战争7年后，中国在1944年仍在苦撑。当我对局势了解更多后，我认知到中国悲剧的一部分，是我们美国人对中国在1941年之前为遏阻日本而做的自我牺牲，大部分时间皆表现无动于衷。”
事事急迫，百废待兴。魏德迈认为其首要任务，即是有效组织起中美双方联合军事指挥与协调体系，统一后勤、作战、情报、人事诸种工作。遗憾的是，他惊讶地发现，那个成立了接近4年的中国战区参谋部，只是一个空架构，没有参谋部的组织与运作、没有中国战区的作战计划及后勤作业体系。很明显，前任史迪威作为中国战区参谋长，不仅缺乏通盘战略，甚至连一般的参谋业务都非常懈怠，即便是史迪威的主要支持者之一、美国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戴维斯也称其班子是“愉快的平庸到老迈无能”。
为了扭转这一状况，魏德迈于履新之后不久，即亲自参加了一次例会。会后，魏德迈认为，为时大约半小时的简报根本无法让自己和驻华美军司令部详尽切实了解到整个中国战区的现状，于是决定建立一个中美联合参谋指挥部（中方称为“中美联合参谋会议”），他亲自拟定了与会人员名单：参加联合参谋部的美方人员为美军参谋长麦克鲁少将、中国战区后勤司令齐福士中将。中国方面最初参加的有后方勤务部参谋长汤尧、军令部第一厅长张秉钧、军令部第二厅长郑介民，担任翻译的中将高级参谋何世礼、少将高级参谋刘耀汉。会议由魏德迈以中国战区参谋长身份亲自主持，每周举行两次联席会议。会议内容最初只交换中美双方情况，且只限于中国战区范围以内的情况，如日军到达地区，中国军队空运情况、美军空战及轰炸情况等。后来逐步扩大业务，举凡作战计划应互相抄送一份，尔后即作为会报会议决定的计划，交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以其名义签发作为正式决定。凡中国向美国要求的援助（如美械装备中国部队、战略空军的推进、补给物资的增加等问题）和美方要求中国的事项（如美国空中堡垒到华后使用的特别机场的建设、由印度到中国的输油管铺设等问题），都通过“中美联合参谋会议”加以决定。
1944年12月，鉴于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汤、张、郑三人都不能负责决定，魏德迈决定提高联合参谋会议级别，增加国民政府军政部长陈诚、军令部次长刘斐、后方勤务部副部长端木杰，以及中美军事人事组（G1）、联合情报组（G2），以及作战组（G3）全体主要负责人。与刚愎自用的史迪威不同，魏德迈鼓励与会所有人士，尤其是中方代表畅所欲言，“不多久，气氛就开始活跃，中方人员开始逐渐大胆提出与我们相左的看法与意见，而这正是我鼓励并希望看到的”。
转危为安
魏德迈之努力，虽然不能一时扭转战局，但已经使得中美关系迅速回暖：1944年12月初，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美国战时生产局负责人唐纳德·M.纳尔逊在访问重庆后，撰写报告指出，中美关系在魏德迈上任后的几周内，已经有令人瞩目的改进。中国战区司令部和14航空队之间怀疑和不友好的关系已经被信任和良好的合作取代。而蒋介石，也开始将信赖与私人友情加诸这位新任战区参谋长身上。
虽然在履任之初，魏德迈也抱怨过“国民政府内部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低下的效率，以及蒋介石本人独断专行的处事方式对于美国援助与战争前景高不可攀的预期”，然而凭借他圆润谦虚的个性，以及对中国的了解，从而迅速体验到，在中国战区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与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如果效法前任的简单鲁莽，无疑是“试图用刀叉饮用中国茶”。魏德迈很快与驻华大使赫尔利达成协议，在未听取赫尔利意见之前，绝不自行向华府汇报任何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外交问题，反之赫氏也不会擅自发表对中国战区军事问题的意见，并禁止美国军官和史迪威时期一样，随意在各种场合发表对中国局势与政府“官僚主义”的批评意见。其次，魏德迈也尽力使用与蒋介石等国民政府高层建立的私人友谊关系，在获得后者信任的基础上，尽量以温和的建议，指出中国军政体系中亟待整改的问题，各种决定尽量以中国利益与战区大局作为考量：正如蒋介石当年11月21日在听到魏德迈指出的中国军队令出多门、编制落后等问题后，并未愠怒，只是在日记中慨叹：“所部不力，积习难改，夫复何言，为其所云者亦多良药苦口之言，若不再自振奋雪耻图强，将何以为人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