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在打破旧有结构的同时，势将完成新秩序的重建。“二战”之后建立的世界秩序，延续至今。
1953年，20世纪德国最杰出的国际关系史家之一路德维希·德约在一篇论文中不无伤感地写道：“欧洲大陆在这一次为击败霸权觊觎者而进行的斗争中做出的贡献，比它在以往历次危机中所做的都要小得多；如今的欧洲已经精疲力竭，它再也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重新站立起来了。”这一评论恰如其分地概括了欧洲在“二战”结束时的总体面貌：在这场战争中，有3650万人死于与战事直接相关的原因，这一数字相当于战前法国的总人口。2000万德国人沦为难民，其中仅汉堡一地就有50万人；在废墟中的柏林，新生婴儿的死亡率高达66%，全城因为供水系统污染爆发了大范围的痢疾。法国损失了战前77%的铁路运力和2/3的商船队，即使是在诺曼底登陆之后的10个月里，依然有50万户家庭因住宅被毁而流离失所。荷兰损失了战前40%的铁路、公路运力和21.9万公顷耕地，有20.4万名平民在战时死亡，半数以上是由于饥饿和营养不良。
与之构成反差的是美苏两国空前煊赫的权势基值。短短6年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2094亿美元增加到了3552亿美元，提供了战后世界半数以上的商品和服务总量。它以仅占全世界6%的人口，保有高达46%的发电量、59%的已探明石油储量、54%的电话总数和48%的收音机数量，并承担了联合国难民署60%的预算。而苏联尽管承受了惊人的人员和物质损失，但在1945年时却保有与美国规模相当的武装力量，并完全占领了旧欧洲工业产能、战略性原材料和劳动力最集中的东欧区块。两极并存的世界已经展现出了雏形。
与此前基于地理和民族因素的欧洲、美洲、东亚-太平洋三大体系不同，两极时代的全球体系包含的是另外三大板块：美国领导的大西洋体系、苏联主宰的“心脏地带”以及美苏两极与当地力量共同催生的东亚体系。大西洋体系以贸易和金融领域的布雷顿森林体制以及安全层面的北约组织作为支柱，逐步形成了一套高度制度化的秩序安排。莫斯科主导的苏东体系在经济规模和稳定性上稍逊，但苏联的地理格局确保了它的相对安全，并能以军事施压和意识形态输出的方式寻求对欧亚大陆“世界岛”的控制。在中苏交恶之后，中国这个历史上的“中央之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也努力寻求国家的复兴。“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国际权势结构的顶层完成了最大限度的收缩和集中。
从理想到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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