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离9月3日天安门广场举行大阅兵还有一周的时候，我收到了一家省电视台发来的访谈策划案。按照军事节目的惯例，无非是一堆参加阅兵武器装备的猜想。看完后，我打电话开玩笑地告诉那位发来策划案的编导：你们列了那么多的武器装备平台猜想，就是没有我脑子里的那个对大阅兵“高、大、上”的猜想。
说到对这次大阅兵的“高、大、上”的猜想，就不能不提到1984年新中国成立35周年的国庆大阅兵。那次大阅兵不仅全面展示了包括最新型系列战略导弹在内的国产新型武器装备，而且在进行了大阅兵的半年多后，中央就做出了将国防建设从长期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转到和平时期军队正规化建设大幅度战略转变的决定。当然，30年前的“转变”有十分具体的内容，比如军队规模一下裁减了100万，以及将原来的11个大军区合并、简化为7个大军区等等。那么这次在天安门举行的大阅兵后，有没有类似1984年大阅兵后的那种“高、大、上”变化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要先从2015年5月发布的《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中提到的“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内容变化说起。根据“白皮书”中的描述，自1985年军队规模和结构调整后，中央军委对“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的内容进行了两次调整，一次是在1993年将“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定为军事斗争的准备基点；一次是在2004年，“把军事斗争准备基点进一步调整为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期间不仅军队规模于1997和2003年开始分别裁减了50万和20万，而且相对应的结构也有所变化。有关下一步军队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在2015年版白皮书中的“军事力量建设举措”一章中也有所描述，例如“优化军委总部领导机关职能配置和机构设置”及“强化规划编制统筹协调，健全规划编制体系”等。其实，早在近两年前公布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的“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一章里，有更加详细的描述，比如“完善新型作战力量领导体制”和“优化军队规模，调整改善军种比例、官兵比例、部队与机关比例，减少非战斗机构和人员”等。
事实上，我脑子里对这次大阅兵“高、大、上”的猜想，实际上就是在猜想一个有机的“缺项”。简单说，作为国家军事力量组织方式的军队编制体制，就是国家军事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国家军事战略与武器装备的“有机链接”。这个有机的“缺项”，不仅应该与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相适应，而且还要受到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的制约。如果这个有机的“缺项”随着国家和国防及军队改革的深化被“填补”得更加科学合理，无疑会与国家的其他能力要素一起组成强大国力，成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有力工具。
最后我想说的是，当我们看到大阅兵的武器装备方队第一次以体系进行编组排列通过天安门广场时，我们不仅要想到《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中对武器装备“信息主导、体系建设”的目标要求，而且还要想到中国军队下一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编制体制，以及这个编制体制是否科学合理、是否具有良好的适应性和应变性。如果上述这些期待都得以满足，那些我们看到的通过天安门广场按体系编组排列的武器装备，才能发挥最佳的整体效能。从这个意义说，对大阅兵武器装备的猜想，仅是第一个层次，而更“高、大、上”的猜想还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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