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2日上午9点30分，11名日本代表黯然步下“密苏里号”战列舰的后甲板，转乘“兰斯多恩号”驱逐舰返回横滨港。在他们上方的露天甲板，麦克阿瑟上将正在发表题为《炮声已告平息》的演说，“密苏里号”的厨师长则忙着把签署投降文书用的那张桌子搬回饭堂，准备开午饭。450架航母舰载机和400架巨大的B-29型轰炸机从军舰上空嗡嗡掠过，带走了最后一丝杀伐之气。艰苦卓绝的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至此终告结束。
与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和平都不相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秩序安排是以一种高度分裂的形态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战胜国从未像130年前的维也纳体系一样，建立起一套涵盖所有国家的总体性和平安排；战败国在与曾经的敌人缔结和约时，也分成了多个阶段、遵循不同的条款。美苏两国及其盟友之间形成了大相径庭的制度安排，并以“铁幕”为边界区隔开来。短短两年之后，“冷战”的幽灵开始在欧洲上空徘徊，新的冲突似乎已经迫在眉睫。
然而正是这种复杂的、严重分裂的格局，最终被证明具有极强的约束力和空前的稳定性。通过建立囊括贸易、金融、货币以及政治、安全等一系列领域的多边和双边制度，美国成功地扮演起世界范围内的“自由领导者”角色；西欧各国则通过“邀请”美国建立霸权，并迫使后者承担制度运行的大部分成本，在领导者和利益关联方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双向约束。而苏联以地理政治为出发点建立的经互会模式，同样有助于工业化在若干地区的扩散。
在以多元化的国际制度与苏联展开竞争，并通过“遏制政策”直接对莫斯科施加安全和经济压力的过程中，美国逐步建立起了作为今日全球化基础的开放政治—经济体系和协调框架。如同19世纪的“英国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建立在不列颠海外殖民帝国的基础之上，“冷战”结束之际形成的“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正是通过制度化的权势分享体系为华盛顿积累起了足够的物质和威望基础。甚至连美国本身也无法摆脱这一体系——进入21世纪以来，令华盛顿连遭挫折的单边主义政策正是企图放弃对国际制度的依赖、完全靠无与伦比的物质优势实施直接控制。它的失败再度证明：任何一种对权势的过度迷信都将导致无休止的义务扩张和不堪重负。
在“二战”爆发之前20年，也曾有两派政治家试图在战争的废墟之上建设一个理想的新世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迷恋往昔的历史，认定原样移植19世纪的均势（Balance of Power）体制和惩罚性和约便足以返回黄金时代；另一部分人则陶醉于对大众舆论和“民主革命论”的迷信，以至于不愿提供足够的经济资源去促成实际的变革。“二十年休战”的悲剧终结了这两种幻想，在权势政治和核战争的阴影笼罩下，最终形成了一套不那么完美但更具合法性和互惠色彩的世界秩序，其遗产也令大半个世界受益至今。
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回顾历史，并将研究的方向投向这场史无前例的战争如何改变人类历史，尤其是如何诞生全球化时代的制度安排与游戏规则。其意旨，自是寻找重大事件如何影响历史走向，以及如何形塑现实格局，这当然是一个由知其然往知其所以然递进的过程。同时，当我们去探寻历史逻辑的同时，如何以史鉴今，从历史中寻找未来发展的脉络与资源，便自然而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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