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点出现在1973年，长期对观察固体剖面影像有兴趣的曼斯菲尔德，将观察对象转向了动物。他们在很多小动物身上做实验，以至于后来领取诺贝尔奖之后，曼斯菲尔德开玩笑说：“要是放到现在，肯定会有人站出来反对我们。”他花了很长时间去说服医疗器械厂商制造设备，但绝大多数都是拒绝。直到上世纪80年代，第一台临床应用的磁共振成像仪才正式诞生。
状元们听得津津有味，颇具专业性的技术疑问接踵而至。“磁场对金属过敏，那体内有金属移植的病人怎么办？”“理论上说是不是只要提高磁场强度和扫描时间，就会提高影像的清晰度？”……每次问题提出，曼斯菲尔德爵士都要吃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回答。
直到今天，在隔壁实验室的黑板上，贴着两张A4纸打印的黑白老照片。那是上世纪70年代，曼斯菲尔德爵士带领他的研究团队试验第一台磁共振成像仪时拍摄的。由于当时谁也不知道这种成像技术对身体的伤害性，曼斯菲尔德成为第一个躺进仪器做实验的人。照片上，年轻的博士生们留着长发，戴着方框眼镜，像是披头士乐队的唱片封面。“为什么您能在这一领域保持数十年如一日的专注呢？”曼斯菲尔德爵士的回答简单有力：“那是我的工作，思考一件事情可以带给我乐趣和动力。”
快结束时，我向曼斯菲尔德爵士提了一个我最关心的问题：“英国的教育更重个性培养，没有冠亚军，你最喜欢什么样的学生呢？”爵士停住脚步，很认真地说：“我喜欢聪明的，当然更得努力。”走了两步，他又转过头强调了几遍：“Harder！Harder！Harder！”边说边用手做出狠狠抽鞭子的动作，嘴角露出了一丝调皮的笑。他的助手在一旁帮忙解释道：“大家可能感觉要获得诺贝尔奖，必须要天天创新，但是创新不是凭空而生的，是日复一日的实验和思考得来的。”
在拜访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中心的时候，我们与去年刚刚接任中心主任的梅建军教授也讨论了这个问题。1937年，已经37岁的李约瑟开始学习中文，他对中国的科技演变史产生了浓厚兴趣。1948年，他计划写一本有关中国科技史的书，后来这部书不断增加篇幅，直到他95岁去世那年也没有完成。现在，按照李约瑟当初所列出的提纲，还有三卷尚待编纂。世界各地的优秀学者聚集到剑桥大学这座木质结构的小楼里做研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为了完成当年李约瑟的心愿。
“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种无用的研究，但历史研究的价值往往不是即时显现的。”梅建军教授经常面临质疑，但他强调，学习与学术并不是一回事。“高考状元是这些年轻人在基础知识学习阶段所取得的成绩，现在要读大学了，除了继续学习基础知识，还要开始接触最前沿的知识，将来读博士做研究，想的是怎么在既有知识基础上去做知识的创新和生产。”梅建军教授解释道，“从这个意义上讲，状元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起点。”
翻转课堂
在英国访学期间，正值“中国老师与英国学生课堂冲突”事件持续发酵，BBC请了五位中国老师去英国给学生们上课，结果因为教育方式和理念的差异，产生了一系列冲突。刨除电视媒体在选取素材方面对冲突的有意放大，这背后的中西教育理念分歧，却是不可否认的。在诺丁汉大学交流的时候，英国学生不太理解为什么中国有“状元”这个群体，翻译只好解释成是“考试中的冠军”。但是，在欧美教育体系里，学习是一件非常个人化的事情，并无第一第二之别。申请剑桥、牛津这样的顶级大学，也只是需要在优异的基础知识考核之上，再通过面试进行一系列综合筛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