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王安敦”使者以“官方”身份献上“象牙、犀角、玳瑁”，在中国史书上得到的评价却是：“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有关“珍异”的传言，理应来自之前周旋于罗马与中国之间进行掮客贸易的商人，而他们曾为东方带来的商品也确实远比“象牙、犀角、玳瑁”琳琅多彩。《魏略·西戎传》中就有记载：天竺“其西与大秦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金碧、珠玑、琅玕、郁金、苏合”。“琅玕”是中国古代对玻璃的诸多称呼中又一种，与它的很多小伙伴一样，确切的含意已经湮没在历史的辞藻罐头里。汉语在奢侈品描述方面从来不乏创意，其实也早就为丝绸创造出同样丰富的词汇。东汉成书的《说文解字》“糸”部共收字248个，多与丝织品相关，依工艺不同划分出的品种就有锦、绮、绫、纨、缣、绨、绢、缦、绣、缟等。由上古到汉代，中国丝绸业已经发展出一套当时世界领先的织纺技术，在提花织锦方面尤其堪称一绝。可是，正如汉语中琳琅满目的丝织用词到罗马都简化为以“serica”为原型的各种相似词汇，《魏略·西戎传》中的这段记载铭记下了当年中国丝织品进入西方的古怪命运：“（大秦）又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海中。”《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一书中对此有更为通俗的描述：“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有哪个罗马商人曾穿过其西部的入口到达了中国，或者有哪个中国人曾横跨大陆到达罗马意大利的边界之内，但穿越大陆的要道仍然被有条不紊地开凿着，以便于搬运着大量天然纺织丝绸的商队通过，他们把这些丝绸运往黎凡特地区，装载到去欧洲的货船上。大批的中国丝绸在叙利亚和埃及被重新加工，以满足罗马人对于半透明的以及色彩艳丽的纺织品的嗜爱；显然，沉重的、有图案的中国丝织品对于罗马人基本没有什么吸引力。”
除拆丝重纺，“重新加工”的另一重要环节是染成罗马人“嗜爱”的“色彩艳丽的纺织品”。对于自先秦起就尊五行，相信君子只应服白、青、黑、朱、黄五种“正色”的中国人来说，庞培最初披回罗马炫耀的那一袭紫色丝袍并不合礼仪，甚至不啻犯了《论语》中所说的“红紫夺朱”之恶，也即用“间色”以邪夺正。不过，公平些说，当源自中国的种种寄托有不死成仙梦想的云纹丝锦在中亚被拆解以满足古罗马审美趣味的同时，古罗马人引以为豪的手工玻璃器在当时中国市场得到的也是类似诡异的待遇。
在织女星已经不再是指路星时，连贯东西的路程出现迷乱也是正常的。古罗马虽然不是玻璃诞生的故乡，而且据美国学者恩格尔（Anita Engle）考证，中国最初玻璃器的出现实际与公元前7世纪伊朗高原上的胡里安人（Hurrians）有关，但古罗马在公元1世纪发明的玻璃熔炉以及由此演化出的玻璃吹制工艺在世界玻璃制造史中被公认为是与蒸汽机出现同等的里程碑式事件：玻璃熔炉使大批量高质玻璃原料的生产不再困难，吹制工艺则赋予玻璃更多的造型与量产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为大型透明平板玻璃的出现铺垫了道路。传说古希腊时代阿基米德曾用巨型玻璃凹透镜聚集阳光火烧古罗马舰队，即便后来证实这不过是个比数世纪后东方“借东风”烧船更具美好想象力的故事，但是潜藏了西方比“织云纹锦以近天”更执著的“探天”梦想。光学玻璃透镜是包括天文望远镜等光学仪器得以发明的基础，而透明平板玻璃是光学玻璃出现的先决条件。目前出土的文物中已经有公元1～4世纪的古罗马平板玻璃残片，更重要的是，他们造出了透光度能够用于灯具的吹制玻璃。
德国艺术史学者、玻璃史专家萨尔登（Axel von Saldern）在其著作《古代玻璃》（Ancient Glass）中指出：吹制玻璃技术的发明无疑是玻璃发展史上的革命，而罗马人对于吹制玻璃的贡献并非仅限于技术上的革新，更重要的在于对它的推广与普及。“在罗马统治下，希腊玻璃中心生产的奢侈玻璃品很快就被新的玻璃形式所取代：容器和餐具，这完全是罗马的发明。”“如果能够看到一个典型的罗马贵族从出生到死亡这一生中与玻璃结下的全方面的不解之缘，我们完全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玻璃在古罗马人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可能要比在现代生活中的角色重要得多。（罗马人）第一次洗澡就可能会用到贮藏在玻璃瓶中的橄榄油，甚至连喝奶的奶瓶都是玻璃制造的，这已经有考古发现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