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之后，麦先生对我说及这两位杰出的中国女子，做此比较：“李丽华是在任何社会都能安然活下去的，回上海也一样。张爱玲是在任何社会生存都会有困难的，除非有人作援助。”爱才之外，我想这是他热诚援助张的另一原因。
张爱玲抵美之后，麦先生于她的协助和交往，已在拙书《张爱玲与赖雅》中报道，不再在此重复。但有一逸闻，可在此补遗。
张与赖雅1956年闪电结婚之后，麦先生向她道贺，也向其经纪人勒德尔道喜，“你的女儿顺利嫁出去了”。经纪人明白赖雅的景况，因道：“女儿没嫁出去，倒是招进来一个女婿！”
麦先生偶尔也谈及政治，他说张爱玲是他认识人之中最不懂政治的，听闻我对政治也十分冷漠，就说：“你们中国人呀，都是这副德性。咱们爱尔兰人呐，最热衷政治，三个人碰头，就会准备建立新党！”不过，麦先生也不是唱高调的人，但一生官运亨通，自然是因为他待人接物八面玲珑，又能广结人缘。有一次我劝他把旧事写成回忆录，尤其是40年代后期，他目睹了一场惊天动地的中国大革命，他作为局外人，可有他的看法。另外，与新中国政府谈判过程，鲜为人知，即使失败，后代人仍可以取来借鉴。他是很谦虚的人，说想记下来，只留给自己的子女看，并不想发表，也不知写成了没有。
这些年来，麦先生始终是华人之友，对中国文化的关心与捐助，向来身体力行，曾经协助另两位中国作家移民美国，赞助台湾60年代的《文学杂志》。在香港办《今日世界》杂志，以优渥的稿费，请高手译者，如张爱玲、余光中加盟，翻译了许多美国名著。60年代的港台两地，不像今天般富有，让两地读者有机会看到西方文学，更不说维持了一批优秀译者的生计。麦先生是真正的华人之友。但是因他是“冷战”时期过渡人物，中国大陆至今仍会有人视他作敌人。这是一时无法澄清的。好在他是雅人君子，助人为乐，不求图报，对历史上的反讽，不会感到任何遗憾的。
张爱玲于1984年起，开始其在美国汽车旅馆的流浪生涯。1983年底，她有一封信至麦先生，细谈她搬家的情况，承他印影了寄一份给我。她信中最后一段如下：
信上说的都是自己苦懊又不洁的事情，实在抱歉，尤其在这个时节。但我盼望能得你的信息——到1月底我仍可在此收到来信。向你们全家作热诚的恭贺。
之后有关她的消息，都来自庄信正兄，因他偶尔还收到她的来信。我有时转告麦先生。我们谈起来，伤心又伤神，因她行踪不定，难以营救。有一次他说，有时回想起来，当年他引张爱玲到美国，是否做错了一件事。我答说肯定不是。首先她本人决心想移民美国，他只是引线而已；其次，她如留在香港，情景可能更加不堪。他说那倒也是如此。
到1988年，张终于结束旅馆生活，找到了公寓安顿下来，我们听到了也松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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