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皇家科学院10月12日宣布，将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以表彰他在消费、贫穷与福利方面的研究贡献。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迪顿获奖乃实至名归。美国密歇根州大学经济学教授贾斯汀·沃尔弗斯在《纽约时报》上说：“迪顿受到真正重要的问题的激发，他在学术上不懈追求，他非常正直，他终生致力于理解和改善穷人的境遇。他是所有青年经济学家的模范。”
2013年，迪顿在《逃离不平等》一书中明确提出：“是否存在不平等至关重要，这不仅是因为它决定着我们如何评价发展本身，比如谁受益谁受害，还因为不平等本身也有其影响。不平等可能让落后地区看到崭新的机遇，因此通常会促进这些地区的发展，但是不平等也可能阻碍物质进步，甚至有可能产生毁灭性后果。不平等会启发或者激励后进者奋起直追，但是，如果不平等的情况非常严重，社会发展成果被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经济增长就会受到遏制，经济运行也会受到损害。”
迪顿深知，对于不平等本身是否值得重视，部分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是有不同意见的。有人说，如果政府让所有公民的收入变得一样，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就会大幅降低。还有一些学者强调机会平等。
《论扯淡》一书作者、普林斯顿大学荣誉哲学教授哈里·法兰克福就认为，把经济平等当作道德理想是误入歧途。对此他在《论平等》一书中提出了三种论证。首先他使用了归谬法，如果我们希望平等，我们很容易就能实现这一点：让所有人都一样穷。其次，有一个比平等更好的理想叫“充足主义”，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足够多的东西。平等是一个比较性的概念，充足关心的则是真正的人类福利的内在价值，考虑的是人们的需求而不是其他人拥有的东西。第三，强调平等是有害的，关注经济平等会使人们无法专心寻找他真正在意、真正需要、真正会满足他的东西。由此平等主义造成了道德上的迷失和我们时代的肤浅。
但哈里·法兰克福的观点已经不是主流。英国哲学家朱利安·巴吉尼在《金融时报》上撰文说：“1998年，工党政府的大臣彼得·曼德尔森说，工党不介意有人变得特别富有，只要他们纳税。曼德尔森这番话表明左派出现了一个深刻的变化。多年来，社会主义者把平等奉为最高理想。到第二个千年结束时，这个当务之急已经被斥为嫉妒的政治。重要的是提高最穷者的境况，而不是拖垮有钱人。现在平等又复归了。2012年，曼德尔森说他早年那番话是无意识的、考虑不周的。如今，最富有的占人口1%的人成了鄙视和憎恨的对象。流行病学家马尔莫和经济学家皮凯蒂的书提出，重新把平等当作政治理想很重要、很有根据。”
美国加州大学公共政策教授、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莱克在《拯救资本主义》一书中说，日益增大的不平等跟政府的合法性有关。如果人们认为一个制度不公平，他们就不会支持它。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说明资本主义在为少数人而不是多数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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