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托斯特是一边在素描本上画画，一边跟我说话的。每当他觉得难以清晰表达自己的意思时，就在本子上画出来。他说自己擅长图像式的思考远远甚于文字。对他来说，文字有着某种根深蒂固的限制之处，因为它必须沿着一个方向进行（作为一个左撇子尤其深觉不爽），而画画是从所有方向进行的，自由度要大得多。作为一个根深蒂固的文字思维者，我不得不承认，看他画画是一种奇妙的享受，想象力的火花以最直观的方法呈现在眼前，其中有我未曾体验过的巨大的自由感。
经常有人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视觉时代、屏幕时代。尤其随数字技术的发达，我们对于各种视觉的媒介形式的期待值也越来越高。绘本的未来会走向哪里呢？
法国作家伊万·波莫先生的《我们，我们的历史》至少为我指出了一种有趣的可能性——非虚构绘本。
波莫先生恐怕是这次童书展上最受到中国父母追捧的一位国外作家了，他在北京和上海的两场讲座分别冠名为“如何对孩子进行文学艺术启蒙”与“如何对孩子进行人文教育启蒙”，场场爆满。但是，当我想与他聊一聊启蒙的话题时，老先生惶恐地说，他并不是一个历史学家，甚至称不上是一个艺术家，只是一个“用图画给孩子讲故事的人”。他在这本书中想做的，是用图画将孩子带到历史的具体细节之中，带到活生生的生活场景中，因为历史不仅仅是由一场接一场的战争构成，“历史同样是关于一个个普通的人，他们经历爱情、伤痛，有自己的孩子，而这些孩子会玩闹，会恶作剧，又会有自己的情感、梦想”。
他说，他小时候是一个很糟糕的学生，如果他当年的小学老师知道他画了一本横跨人类数百万年历史的历史书，估计会气得从坟墓里跳出来。
我一直问他：“有没有一个孩子问过你，为什么我要读一本这么大这么重的历史书？”
他笑着反问我：“你是不是对这本书很有意见？”
《我们，我们的历史》是一本大尺寸的书，波莫先生说，这是他刻意的设计——在这个快速阅读的时代，他希望这种格式能给他的小读者设置一点点小障碍，鼓励一种耐心，深入阅读的耐心，观察细节的耐心。
如果不是他的指点，我大概就会错过他所描绘的历史画面中隐藏的那些丰富的生活细节——在一张描绘中世纪耶路撒冷古城的巨幅插图里，在宏伟瑰丽的建筑之外，悄悄地潜伏着一段爱情故事：一个穆斯林的小伙子正在向一个基督教的女子倾诉爱情，而她的父亲正悄悄藏在后面偷听。如果你再仔细看，会看到几只颜色、形态各异的小猫，有的沉睡在阳光下，或者警醒地走在历史的细节里（波莫先生喜欢画猫，他说自己每五本书中就有一本是关于猫的，猫是上帝最美丽的造物，又优雅，又严肃）。
“当时的耶路撒冷是三大宗教冲突的中心，但我想传达给孩子的信息是，与我们今天的现实不同，当时宗教与宗教之间的冲突，远没有宗教内部的矛盾大。”波莫先生说，“两年前，画这幅画的时候，欧洲移民危机正日益严重，我耳边不断地听到关于所谓民族身份认同的讨论，而我当时正在画人类历史上一个个不同种族，我们明明有共同的起源，然后彼此分化，有了共同点有什么不好呢？这本书的题目《我们，我们的历史》就是这么来的。”
蔡皋，中国当下最好的绘本作者之一，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中提出这样的观点：“绘本可以超越年龄。小孩只懂得表层就看表层，有的读者能看到内层就看内层，有的人能读得更深入就更深入。我不觉得图画书只是用来亲子互动的，绘本应该扩而大之，读图时代，图所承担的功能就应该被扩展，可以面向所有人。一个图画书作者的身份很复杂，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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