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文家最吸引人注意的摆设，可能是客厅茶几上的那些黑白照片。他的外祖父母是理想主义者和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外祖父Osman Dervisevic 16岁参加游击队，是波黑北部重镇Brèko市的第一任市长。茶几上有他和铁托的合影，在那张照片里，风华正茂的外祖父站在中间，铁托反而在他的左边。可惜外祖父的烟瘾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
老革命的女儿Alma的前半生含着银匙，度过极其幸福的社会主义国家高干子女的少女时光，然后人生开始和她玩“和好运捉一下迷藏”的游戏，于是家里和自己身体中的好东西开始一点点消失：青年时代丧父，前中年时代祖国不再，中年时代逃难异乡，后中年时代离异，晚年时代健康也决定离开她了。目前，她似乎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了，儿子和正在念书的女儿与她住在一起，尽管欧文一有机会就要声明：“难道你以为一个29岁的男人会喜欢和母亲和妹妹住在一起吗？”
克族、塞族和穆斯林在欧文家的饭桌上获得了和解
Alma准备的饭菜很丰盛，竟然还有西班牙火腿，那是欧文的朋友从加泰罗尼亚带来的。晚餐还包括用来蘸食面包的茄子和红辣椒粉做的蘸酱，那是邻居给的;清爽的番茄黄瓜和甜椒拌的色拉;从土耳其传承过来的Burek，乍一看就好像是开口锅贴的波黑“国菜”;典型的克罗地亚烤鸡，还有波斯尼亚穆斯林典型的炖牛肉。甜点则是欧文特意去买的全城最好吃的拿破仑，照例有些太甜了，欧文用他的冷幽默解释说，那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太苦了，我们需要甜些的东西。
这顿丰盛异常的家宴显然让长期以来磕磕碰碰的克族、塞族和穆斯林获得了饭桌上的和解。它们在一个饭桌上，甚至在一个盘子上释放出食物的香味和生活应有的祥和气息。这和女主人本来所代表的种族多元性有关，她说：“我的父亲是穆斯林，我的继父是塞族，我的母亲是克族，而我从来不考虑这些，我一直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典型的南斯拉夫女孩。我也曾经是个共产党员。”
Alma的烟嗓，再配以那种舒缓的，似乎与己无关似的叙述口气，就好像有人戴着丝绒手套在轻柔地抚摸生锈的回忆。她的英语带着好听的英国口音，如果闭起眼睛，我甚至在想象她是“007”里的Lady M，她们真的长得有些相似。我们开始喝起了咖啡，波斯尼亚咖啡，在小小的铜壶里烧好后，盛在精致的咖啡杯和托盘里。
波斯尼亚人缺不了咖啡，他们可以花两三个小时啜那一小壶波斯尼亚咖啡。他们先咬一口糖，然后把余下的糖放在舌头下，让咖啡自然地融化它，好像土耳其人喝茶一样。战时咖啡在黑市达到60美元一磅，被困的市民用植物油把晒干的鹰嘴豆炒黑，散发出某种吱吱作响的牛排般的欺骗性香味，然后再磨成粉，将其煮沸成咖啡。虽然乍看上去，外貌和波斯尼亚咖啡无异，但品尝起来既不像咖啡也不像鹰嘴豆汤，而更像泥水。
此刻，饭后的一杯香浓的波斯尼亚咖啡让Alma又回到了过去的好时光，那个她能够频繁出国见世面的好时光，那个米洛舍维奇的大塞尔维亚主义还没有毁坏她的生活，那个丈夫依然没有背叛她的好时光：“我们已经20年没有见到海了，以前大家每年夏天都去海边，顶多就是比比酒店好坏。”
我问Alma，南斯拉夫哪里最美，她说克罗地亚的海岸线最美。波黑没有克罗地亚那么运气，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他们只有25公里的一线海滩，就如一米阳光。此刻，我已经分不清她在对谁说话，是我呢，还是过去的那个自己。“我当时可是怎么想的呀？毕业后哪里都可以去，我却没有选克罗地亚。”她继续喃喃着，“那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啊，美妙的海岸，美妙的小镇……”她的声音越来越轻下去，直到被墙上古老的自鸣钟整点的报时声完全吞没。深夜23点了。终于到了告别的时候。
我在假日酒店的清晨醒来，窗外竟然下起了太阳雨。太阳奋力刺破极其稠厚的云层，好像种子破土而出。假日酒店的早餐厅如预想般的空空如也。我在酒店的餐厅徜徉，享受作为此处唯一一个客人的乐趣。我觉得自己好像是战地记者，只是报道的是这个酒店乃至这个城市和国家所面临的新的战役。餐厅弥漫着某种吸烟房才有的淡淡的烟味，在这里，“非吸烟区”是一个小小的角落，前往吸烟区吃饭才是正经事。
50多岁的服务员雅斯娜在这里贡献了她30年的青春，她依然以这种老酒店仅存的引以为傲的资产——“周到有礼”为我服务。这是我在萨拉热窝假日酒店的最后一天，我得去办退房手续了。她用简单的英语期期然地问：“No tomorrow？”我有点抱歉又兼具一些不舍地说：“No tomorr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