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理由她之前已经听过很多次，李桂英说：“显然是在搪塞我。”她不气馁，也不打算退缩，回到家后思索再三，决定打电话给北京的一个退休老干部求助。老干部是她之前去北京上访时认识的，他让李桂英找媒体，还帮她联系了河南省一家电视台报道此事。这招果然奏效了，电视台报道没多久，项城市公安局就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11月7日，副局长带着工作组来到北京，在北京警方的帮助下，11月13日就将齐海营抓捕归案。
五个逃犯已经抓获四个，本以为事情到这里就暂告一个段落，但李桂英追凶的故事却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她意外地进入了公众视野。全国各地的媒体从四面八方赶到项城市南顿镇，挤在她家的小院里轮流采访拍摄。李桂英从之前无人理会的状态中彻底挣脱出来，抓住机会诉说了自己17年的经历，还带着各路媒体回到当年的事发现场、齐坡村里的老宅以及埋葬丈夫齐元德的地方。当年显赫一时的老宅如今已荒废多年，与村子里新修的楼房不可同日而语，只是旧日生活的痕迹还在。
齐坡村的大多数村民此前不知道李桂英一直在追查五名凶手的线索。此番曝光之后，村里大多数人“怕两头得罪”，态度冷淡，对当年的凶案只字不提，也有人在背地里指责她“闹得大家鸡犬不宁”，李桂英不是没有感受到压力，但她对此完全不在意。“有人支持我，就有人反对我。我自己的亲戚也说抓到四个就行了，可是我经历的苦，别人怎么会了解。”她有主见，不肯轻易认命，发誓要为自己和丈夫讨回公道，在网络上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和声援。
媒体一茬接一茬地来，李桂英不厌其烦地讲述，对他们一家来说，此刻是个转机，甚至算得上是小小的胜利。于是，他们决定乘胜追击，把过去17年承受的屈辱和不公正待遇统统洗刷掉。当地政府部门终于感受到舆论压力，没有人再说李桂英“不正常”，他们派出政法委、公安局、教育局、宣传部的领导在机关大楼的会议室里召开通气会，这是自1998年案发以来的第一次。官员们在会上通报了案件的处理进度，承诺李桂英将全力以赴缉捕最后一名在逃嫌疑人齐阔军。
李桂英的表现不卑不亢，她不是那种愿意曲意逢迎来营造皆大欢喜局面的人，有理有据地表达了自己的诉求，分寸拿捏得当，既没有歇斯底里的对抗情绪，也没有丝毫要妥协的心态。她语调平静地诉说着自己“十马车都拉不完”的酸涩和苦楚，要求对当年的相关人员追查责任，也不讳言自己心中有怨恨。“齐金山和齐海营都改了名字，有了新的身份信息，2011年，齐海营还回项城办理了二代身份证，公安局都没有人发觉，这是谁的责任？齐阔军的身份信息已经被注销，这是谁操作的？我丈夫遇害那么多年，我往相关部门跑了那么多趟，不但没有人接待，还受到斥责和侮辱，负责这个案子的人不应该追责吗？齐金山被捕后，2012年1月6日被判处死刑，今年7月13日又改判死缓，从第一次开庭到第二次开庭相隔3年零7个月，从第一次判决到第二次判决相隔3年零6个月，这期间周口法院没跟我们有任何联系，也没做过补充调查，算不算违法？国家的司法环境改变，少杀、慎杀的道理我明白，可是齐金山在法庭上态度嚣张，还扬言要把我们一家都杀了，没有任何悔过之意，为什么不能重判？我有很多问题现在依然得不到答案。”李桂英抛出的问题让会议室陷入沉默，主事的官员时不时埋头记录，讪讪地笑着，再一次表示将尽力帮助她解决问题、反映问题，还委婉地希望她不要再接受采访，尽量降低影响。“有什么要求可以沟通，要多为项城的发展考虑。”
官方的承诺很快就兑现了。12月3日凌晨，最后一名逃逸的嫌疑人齐阔军在新疆兵团一个居民区的出租屋内被捕归案。得知这一消息时，李桂英正在去北京录节目的路上，她对此倒没有非常意外。出发前一天，项城公安局的人告诉她警方正在对齐阔军全力实施抓捕，还拿了几张照片给她辨认，虽然照片里的几个人都不是齐阔军，但李桂英相信，很快就有眉目了。
当年的五名嫌疑人如今已经全部归案，这是李桂英17年来一直盼望的事情，可是真到了这一刻，心里的负担虽然放下了，情感上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最后一名嫌疑人落网，我这辈子的任务完成了，对丈夫有了交代。忧的是我用了17年去找仇人，历经千辛万苦，但媒体报道后，只用了不到17天。假如警察当初就用尽全力去破案，我会用17年吗？17天能破获的案子，为什么让我等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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