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这篇划时代论文发表20周年纪念，有专家撰文分析了这篇论文对于美国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发现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在这20年里增加了2.7年，其中的0.8年都与PM2.5浓度的降低有关。美国环保署估计，仅在2010年这一年里，《清洁空气法》就挽救了16万美国人的生命。
但是，《清洁空气法》的实施是需要成本的，光是计算人均寿命的增加还不足以证明这项法案是成功的。比如，如果因为这项法案导致煤电厂破产，大量工人失业，这笔账算在谁的头上呢？再比如，如果这笔钱没有用于清洁空气，而是直接投资到医疗领域，是否会有更好的效果呢？
由于大气污染的视觉效果太过惊悚，这个领域很容易让人动感情。但普通人可以高喊“生命高于一切”，政府部门却不能这么做，而是必须从全局出发，全面考量每一项政策，每一笔拨款是否合理。对于空气污染领域来说这就意味着必须将空气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量化，否则无法相互比较。
生命当然无法换算成钱，但一个人因为生病或者提前死亡所导致的经济损失还是可以估计出来的，这就需要用到另一个流行病学概念“伤残调整寿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years，简称DALY）。这个DALY指的是从发病到死亡所损失的全部健康寿命年，常被用于衡量某种疾病所导致的社会经济成本。比如同样两种导致死亡的疾病，前一种病患者普遍很年轻，后一种病只影响老年人，那么前者的DALY数值就比后者大。
2012年出版的《柳叶刀》杂志曾经按照DALY的大小对于一些常见致病因素进行了排序，全球排名第一位的仍然是高血压，第二位是吸烟（包括二手烟），第三位是饮酒过量，第四位是固体燃料导致的室内空气污染，室外空气污染居然只排在了第九位，这说明穷人在家烧煤烧柴所导致的经济损失要比空气污染大得多。东亚地区情况又有所不同，室外空气污染高居第四位，室内固体燃料燃烧导致的空气污染只排在第六位，这个结果说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情况还算不错，但空气污染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了。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0年发表的数据，全球每年大约有320万人死于空气污染，其DALY数相当于7400万年，这个数字就是计算大气污染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的基础。2007年美国有关部门曾经发表过一份报告，按照上文提到的思路计算了美国《清洁空气法》的投资回报率，发现这项法案是美国联邦政府所有的拨款项目中投资回报率最高的，每年的拨款平均下来仅有73亿美元，却产生了188亿～1674亿美元的经济效益，投资回报比为1∶2.5至1∶20。这里面的经济效益包括因为空气越来越干净而节省下来的医疗保险支出，以及因为员工不再因此生病而节省的误工费。
同样的思路还可用于气候变化领域。已经有很多计算证明节能减排领域的投资能够为将来防灾减灾带来更多的回报，但是这项投资的回报日期会比较长，受益者是未来政府和下一代甚至下下一代老百姓，所以很多政客出于眼前利益不愿负担这笔费用，这就是气候变化领域之所以扯皮多年的根本原因。
结论：大气污染防治法的法理基础必须是科学而不是情感的，没有严格的科学实验做基础，任何环保法律都是不成立的。环境保护法的实施涉及到大笔政府投资，这就必须计算投资回报比，这种计算同样必须基于科学证据，不能感情用事。只有这样用科学手段进行过论证的法律法规才能让政府执法部门更有信心，执法的态度也会更加积极，老百姓也会更容易理解。
误区五：政府严格管理的目的是什么？
空气污染很可能是所有环境污染当中危害最明显的一种，但同时也是最不稳定的一种，于是公众对于空气污染问题的关注度忽冷忽热，热的时候全民参与大讨论，冷的时候几乎无人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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