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中，西汉药方如《五十二病方》、《养生方》中，都有用祝由术治病的方子。《旧唐书·职官志》记唐制，太医署分四科，其一就是咒禁科。《元史·百官志》和《明史·职官志》里各记太医院十三科，也有其中保留祝由科的记载。
除了巫术，古代医学和方术也有难以割裂的关系。上古贵族大多养有巫祝术数专家。西周贵族礼乐崩坏后，春秋战国时期，这些人中有很多失去了官守，流落到民间，成为依靠方术技艺为生的方士，其中就包括为人治病。
方术，实际上是古人对“数术”和“方技”的合称。在《中国方术考》一书中，学者李零重点讨论了战国秦汉时期流行的“数术方技”。他认为中国文化始终存在着两条基本线索，除了汉代以后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还有另一条是以数术方技为代表。数术之学是中国古代研究“天道”，涉及天文、历术、算术、地学和物候学，所谓大宇宙的范围；方技则包含了医学、药剂学、房中术、养生术以及与药剂学有关的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和化学知识，而且还影响到农艺学、工艺学和军事技术的发展，是对人道的研究。以李零所述，这种“学”与现代西方的科学概念有许多不同甚至完全相反，包含了我们称之为“迷信”的东西。所以，方术之学既可以视为“伪科学”（pseudo-science），也可以视为“原科学”（proto-science），但很难一分为二地完全割裂开来。
春秋末期已有官学和私学并立。官学的基本系统包括对礼乐、律历、天文和郊祀的掌守，私学则有诸子和兵书、数术、方技等，通常被认为兴起于孔子讲学。到了汉代确立儒家正统之后，才有了高低分明的一种新的文化结构：六艺之下是诸子，诸子之下，才是兵书、数术和方技等实用知识。
前秦诸子里，阴阳家被认为直接源出于方士。司马迁的祖父、史官司马谈在著述《六家要指》中，将阴阳家位列六家之首。可惜阴阳家著作大多不传，连战国时候最有名的邹衍，其语录也没有完整保留下来的，只被《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辑入一些散佚。《汉书·艺文志》又将阴阳家分为两类，像邹衍这种自成一家并存留少量著述的有二十来家，归入《诸子略》，而“虽有其书而无其人”的实用书籍就归入了《数术略》和《方技略》——医经、经方，以及天文、历谱、五行等内容都一并收在这后两类里面。
医经“原人血脉、经落（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尤以脉学为最重要。经方比较复杂些。李零说中国古代医方所收的药物是以天然植物、动物和矿物为主，但也包含一些化学制剂，如魏晋以后流行的丹药。记录这些药物的产地和药性在古代不仅属于药剂学，还带有博物学的性质。古代的博物学知识，除见于地志性质的古书，某些训诂书如《尔雅》、《广雅》，更多的是保存于医方之中。
但数术方技类的书籍往往“授受不明，学无家法”，缺少古人所说的“依托”。李零指出“依托”是战国秦汉时期的一种概念与术语，它并不等于后世辨伪学家所说的“伪造”，而是各种使用书籍追溯其职业传统的一种特殊表达。古代的实用知识是学科而不是学派，它们不像诸子之书可以追溯其“家法”于某个实在的人物，但这些学科总是和一定的技术发明有关，而这些技术发明起源都很古老，要远远超出文字所能覆盖的历史范围，所以古人总是把这些技术发明推源于某个传说人物，把他当作其技术传统所出的“宗师”。比如，矢、射之术分别源自夷牟和逄蒙，酒自仪狄。而说到医、药，医祖为巫彭，药祖为神农，《神农本草经》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中国药学经典。
巫对上古政治的影响见于诸多典籍。陈致在其著作《从礼仪化到世俗化：诗经的形成》中讲到，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实际上是从商代宗教神权色彩较浓的贵族社会向周代平民社会、世俗社会转化的过程。他说，余英时先生有一本《论天人之际》，讲礼乐传统原来是在“巫”文化底下，神权宗教都处于王朝的中心。礼乐传统的破坏，也就是巫术文化被破坏后，私学兴起，文化开始有思想上的突破。在春秋以前的贵族社会中，宗教神权很重要，是跟政权、王权结合起来的。所以掌握神的只有贵族。“巫”实际上也是贵族。比如说楚国贵族的申公巫臣，那就是贵族，本人就是楚王的后代。“巫”的地位非常高。但是到了春秋晚期，贵族社会开始逐渐崩溃。从战国开始，各个国家实行郡县制，然后游士阶层出现，整个社会开始世俗化、平民化，“巫”就开始向“医”转化了。
至于“医”对战国社会和政治的影响力，陈致说，医对于士大夫阶层而言，应该说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宫廷里有御医，和君主关系比较亲密。比如说荆轲刺秦王的时候，图穷匕见，就有御医夏无且在场，当时他拿着药罐子砸向荆轲，没砸中，秦王围着柱子跑，荆轲就围着柱子追，然后旁边的人，包括夏无且都喊大王拔剑。夏无且是秦王身边的人，关系比较密切。君主和御医之间有很多例子，应该对国政也有一些干预，对国家政治也会有一些影响。司马迁在《史记》里面说，他写荆轲刺秦王写得那么详细，就是听夏无且的两个学生讲述的。
文 曾焱 付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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