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的尾巴尖上，我经历的三件事，很想一股脑儿说出来。
第一件事是收到了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的判决。虽然胜诉，但我却高兴不起来。案子很简单，我把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教文体局告上了法庭，诉讼请求是让它公开一年级招生信息。我认为招生信息属于政府信息，应该公开。被告则认为招生信息涉及学生隐私，不可公开。法院判决被告15个工作日内对原告向其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做出“答复”，而不是判决其公开政府信息。这就意味着，“答复”内容里如果还是不公开，原告就只有拿着这份证据继续告。目前的基本判断是，再告已成定局。因为，对于一所热点小学而言，一年级的入学信息非常敏感，如果据实公开，其中的择校生就会成为定时炸弹，把一些公职人员炸得稀巴烂；如果造假公开，就要违规违纪违法，性质也很恶劣，后果很严重。这种两难局面，很难面对。也因此，这是一场恶仗。2016年，权且定位于公益诉讼，我要把这个官司打下去，看看入学难的背后，到底有何猫腻？
第二件事是2015年12月26日到27日我开车从郑州去了商丘和周口，遭遇了乡道“盲肠”，生出杞人之忧。因为周末不赶时间，我选择了不看高速风景，走乡道出行。郑州到开封有快速路，出了开封市区，就进入开封县，我在从开封县到杞县的路上，有一节大约2公里的县道，路面被毁，坑坑洼洼，极为难走。另一段凹凸不平的道路是在鄢陵县彭店乡到尉氏县蔡庄镇的接壤处，属于乡道，大约1公里长。当时我就纳闷，这么难走的盲肠道，当地人咋就逆来顺受呢？来来往往这么遭罪，难道就没有产生点民情民意？或许高速路建好之后，领导们就不走这些乡道，看不到这些了吧。我想写一篇《欣赏高速风景，不忘乡道“梗阻”》的“今日谈”，告诉人们，“盲肠”虽短，但是一旦“梗阻”，也是要命的事情。大领导不知道，乡镇领导也不知道吗？
第三件事是，回郑州路过新郑老家，到县人民医院看望老母亲，发现“新农合”的报销比例最高才50%，禁不住对当地的“新农合”政策产生怀疑。母亲是因为严重肺炎住进医院的。刚开始她在乡医院治疗，但半夜突然浑身发颤，不得不转院。我去看她时，她已在医院住了3天，第一天花费2575元，第二天花费897元，第三天花费495元。接下来的两天，母亲告诉我，都在五六百元之间。说实话，我惊异于每天的费用如此之高。多年来，一家人并未用过“新农合”，对报销情况一无所知。我印象里，“新农合”在乡卫生院能报销80%～90%，在县医院应该是70%～80%吧。然而，当我到县人民医院的“新农合”窗口一咨询，吓了一大跳，窗口工作人员说，大体上能报总费用的40%～50%，但绝对超不过50%。这是一个让人心凉心惊的结果。
我以为，“新农合”就是为农民的大病托底的惠农政策，有了“新农合”，农民大病就不至于返贫，“一下回到解放前”。而现在，即便参加了“新农合”，在县医院如此低的报销额度，一旦大病，花费数万数十万元，多数人是要返贫的，或者苦熬着不看病一心等死。而这，显然背离了“新农合”政策之初衷。
郑州 朱永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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