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游戏，英伦乡村与帝国版图
她并未有意赋予这些谋杀时空任何地形学、人种学或考古学的涵义。在她的谋划中，这些只是她构建纯净谜团的背景。然而，它们却经年累月地构建出一个独立的文学世界。
阿加莎·克里斯蒂写第一部小说是1920年。此后，她以每年一到两部长篇的速度和节奏，一直写到80多岁。在近60年的写作中，她不仅创造出很多完美的侦探小说古典结构，而且在侦探这个狭小的体裁内，为谋杀开拓出富有深意的时间与空间。这些小说里的时空，就像时代的微型横截面，不仅定义着谋杀的结构，还映照着古典世界的智性与心灵，回应着现代世界秩序的崩塌，影射着帝国更迭的隐隐焦虑。
完美谜团
阿加莎第一部堪称炉火纯青的小说，是《罗杰疑案》。整个1925年，她都在构思这部小说。她的朋友詹姆斯·沃茨曾向她建议，“何不让华生当一次凶手？”她采纳了这个建议。最出色的侦探小说评论家朱利安·西蒙斯对《罗杰疑案》的评价非常高，“它符合（黄金时代的侦探小说）已经制定的惯例”。它的背景是英国乡间的一处村子，罗杰死在书房里。屋子里有一个行为可疑的男管家，但是从来没有真正被怀疑。还有一个女管家、一个侍餐女仆、一个厨娘和一个厨师。书中还附有两张如今已成为必备品的场景图：一张是房屋和庭院的场景图，另一张是书房的场景图。有一双异常敏锐的眼睛发现了一些既有趣又不同于传统的东西，叙述者的姐姐卡洛琳本性善良，但极爱追根究底，散播一个又一个谣言，是一个非常喜剧化的角色——后来这个角色发展成了乡村侦探马普尔小姐。这本书的诡计，“是让叙述故事并担任波洛身边华生角色的本地医生成为凶手，这是一种创新。……它是第一本体现她精湛技巧和独特趣味的作品”。
小说中，罗杰·艾克罗伊德是英国村庄金斯艾伯特村的乡绅，拥有一座芬利庄园。他的形象，在叙述者眼中，就像老式音乐剧中热衷运动的人，应在绿意盎然的乡间，哼着“上伦敦去”的小调。导致罗杰被杀的原因，是他知道了即将嫁给他的弗拉尔斯太太生前受到了无情的敲诈，无法忍受而自杀。弗拉尔斯太太之所以受到敲诈，是因为她毒死了自己的丈夫，有人知道这个秘密。在寄给罗杰的遗书中，即将揭晓这个敲诈犯的名字。故事中，敲诈者正作为罗杰信任的人站在他面前，听他聊起有敲诈者存在的事。非常能体现阿加莎高超叙事技巧的是，这位敲诈者就是故事的叙述者，乡村医生谢泼德。谢泼德这样讲述道：“我急切地问：‘那个男人是谁？’”然后自述道：“我的眼前突然浮现出拉尔夫（罗杰亡妻第一次婚姻的儿子）和弗拉尔斯太太肩并肩走在一块儿的景象。两人的脑袋还挨得很近。一阵焦虑顿时涌上心头，难道——唔，绝不可能！我记起就在今天下午，拉尔夫还大大咧咧地和我打招呼。荒谬！”案发之前，凶手的心理活动都呈现在了读者面前。但在知道结局之前，没有人会在她所设置的场景和语境里，领会这句独白的全部含义——当我第一次读到这里时，我还误以为他在怀疑拉尔夫有谋杀动机。这是因为在小说的开头，我们就知道拉尔夫就是一个有谋杀动机的潜在凶手，而且不受医生喜欢。
在《罗杰疑案》中，凶手独自走到罗杰家客厅的银桌前，细细查看里面存放的物件，“一两件旧银器、一只查理一世穿过的婴儿鞋、几件产自中国的翡翠雕像，还有好些来自非洲的器物古玩”。谋杀案发生，人们看到凶器是一把突尼斯古董短剑。警方来调查，秘书准确地说出凶器是放在客厅银桌里的，凶手“脱口惊呼，‘什么？’”然后在警察的目光下，“不好意思地解释”，他之所以对银桌惊讶，是因为他“曾听到客厅里传出关上银桌盖子的声音”。他说的是实情，在他之前的自述中，他是被这神秘的“关上盖子”的声音才吸引到银桌前的。但阿加莎设置了一个非常迷惑人的嵌套结构：客厅之所以传出银桌的声音，与客厅女管家的某种不可告人的秘密有关，这个谜团把读者引向了别的地方。这个秘密的最终揭晓，也令人恍然大悟，不过却与谋杀无关。在《古墓之谜》里，谋杀案的叙述者曾在护墙上看到，“莱德纳博士正弯腰查看摆成一排排的石头和破碎的陶器。那里有几件大物件，他称为手磨，还有一些石杵、石凿和石斧，更多的是一些从来都没见过的带有稀奇古怪图案的碎陶片”。最终，这些“大物件”成了杀人凶器，但人们却无法正确地将其与“莱德纳博士”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目击者眼中的这个场景立刻切换到了美丽的日落风景，“哈沙尼像是仙境一般，底格里斯河从宽阔的河岸中间流过，看上去如梦似幻”，其心境和视角是有误导性的。
《罗杰疑案》第一次呈现了阿加莎小说的纯净品质：她控制每个句子，又允许它们自由呼吸。她的语言恰如其分，只是传达必要的东西；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在字面之外没有自己的生命，它们有一种简单的神秘。她的情节也非常简单和纯粹，但又呈现出复杂性。读她巅峰时期的小说，就像欣赏经典的古典音乐：她是作曲者，所有音节的安排者；还有一位叙述者，他/她或隐形的作者，他们是乐谱的演绎者，充满个人视角和风格；另外还有一位创造者，是文字和其结构本身，它们拥有自在的生命，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支配着它们。《罗杰疑案》之美就是一种古典的理性之美。它的几何结构完美无缺，每个线条、每个角度都导向对疑点的解答。情节的进程不是按照线性形状进展的，而是一个逐渐显露出其真实规模的建筑学结构。这本书在智巧方面更像一个数学联系，而不是一部成熟的文学作品，但是它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小说叙述者谢泼德医生的性格模糊不清，因为根据古典规则的定义，他就应该是模糊的。但他沉默寡言，他控制着隐藏的内疚和悲伤。他曾自述说：“我自己早已失去了达观愉快的心情。”他八面来风、爱打听小道消息的姐姐卡洛琳对他的了解，要比他希望的多。她大惊小怪，有老处女的味道，持人性本恶的观点，对蛛丝马迹都有判断的直觉。他对此既反感又回避。这些都是线索，也是实情。在小说结束时，谢泼德为了使他的姐姐免受苦难而自杀了。他的遗言有些凄凉和感伤，却非常真实。
游戏规则
在侦探世界里，阿加莎小说的结构是最为复杂的。她总是在三个层面上回答三个最基本的问题：谁是凶手？如何作案？如何揭示真相？所不同的是，没有哪个侦探小说家能够设计出像阿加莎那样层次丰富的谜题。一句引语、一个短语，都有可能成为她挂起一个情节的挂钩。1937年，她在一个笔记中所做的构思包括：“A.没有刺的玫瑰”和“D.我害怕被绞死”，它们分别发展成了《柏棺》和《零时》。“H.火车上的老太太”很可能就是《杀人不难》的缘起。她的笔记中充斥着一些对话片段，它们是她小说结构中的连接组织。比如，“我来到这里，是因为有一桩罪案即将发生。”
在《牙医谋杀案》的书名下面，她只是简单地写道：“谁？为什么？什么时间？怎样？在哪里？哪一个？”
为了重建犯罪过程，对每一个角色的活动，阿加莎都会列出一张表。凶手的身份也同样复杂，不仅所有人都有成为凶手的潜在可能，而且几乎每个主要角色都在剧情发展过程中被其他人认定为凶手。而随着故事推进，几乎所有角色的秘密，与案情有关或无关的，都被揭露出来。这些层层叠叠、相互缠绕的谜团，往往需要结尾好几个章节才能一个个解答清楚；对一个疑团的回答，往往要解答一连串的问题。在答案揭晓的过程中，几乎每一句话都会回放之前出现的场景或物件。在制造误导性的语境方面，阿加莎是大师。最终解谜所有的线索，之前已被她镶嵌到之前的某种语境或情境中，足够醒目，但读者却很难做出正确的联想。
《ABC谋杀案》也是一部结构上堪称完美的作品。这部小说颠覆了读者对结果可能性的所有揣测，谜底完全出人意料，又严谨缜密，合情合理。这部小说有一个极富想象力的想法：被害人与遇害地点的首字母表面看来是随便选择的。如今，“连环杀手”的构思已大量充斥在侦探小说与电影中，但正是《ABC谋杀案》才是“连环谋杀”这个词的创造者。阿加莎在自己也没意识到的情况下，创造出后来将在侦探小说中占有首要地位的题材。但这本小说又比连环谋杀更进一步：以字母为顺序、貌似随机的连环谋杀，只是为了掩饰其中某一起有特定动机的谋杀。阿加莎在她的笔记本上留下了构思这本小说的过程。在她原来的构想中，序列命案的第四位“被害人”是凶手。这个“被害人即凶手”的构思，在《悬崖山庄疑案》中成功使用过，还会在《牙医谋杀案》、《谋杀启示》和《破镜谋杀案》中再次使用，惊人的效果丝毫不逊色。被故意制造得随机的连环谋杀，对真实的杀人动机——获得遗产，是一种掩护；不仅如此，阿加莎还创造了一个精神恍惚的亚历山大·波拿巴·卡斯特，让他出现在所有命案现场的附近，没有任何不在场的证明，诱导他怀疑自己与连环谋杀存在某种联系。这条线索，成功把读者引向了歧路。
阿加莎的小说，为后来的侦探小说创立了很多典范。它们都有非常清晰的结构性元素——说明性的开场，案情介绍，调查，揭露真相，解答之前所有的谜题。与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不同的是，阿加莎的小说都是长篇，长度是《福尔摩斯》的十倍。她的小说与柯南·道尔的模式也不一样：她的小说开篇通常不是案情介绍，被害人在小说开始时还活着，而且她会用大量的篇幅介绍不同的角色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她的第一本小说《斯泰尔斯庄园谜案》一样，所有这些人都身处高度相似的社会群体：地主阶级大家族，家族的几个分支和几代人都生活在一起，常有客人来访。这是一个闲适的社会，各方面都很自足，所有的角色都属于同样的社会阶层，他们住在一个屋檐下，谋杀案发生时正聚在一起。小说里的小社会，经常通过三种途径来结构：每个角色都有他/她在家族中的位置和地位；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社会和道德地位——比如，很受人尊敬，或者被人怀疑，或被认为难相处；最后，每个角色都会在谜案中扮演一定的角色，或者成为受害者，或者成为作恶之人，或者成为信息源，抑或是真相的探求者，还可能是着急遮掩真相的人。
古典侦探小说里谋杀的动机，总是来源于角色的社会地位与他们的人性和道德本质之间的张力，还有他们虚饰的社会联系表象下，真实隐秘的关系。阿加莎小说里牵动人心的悬疑，不仅来自于寻找凶手和根据线索拼凑出凶手如何作案的乐趣，更源于揭露表象下隐秘的真实——你所看到的，都可能是具有欺骗性的。整个上层社会，都不是它让它自己看上去的那个样子。这些角色的性格描写是比较程式化的，与其说有人物命运，不如说有一些支离的过往和某种利益牵扯；他们之间的关系基本全是虚伪的；他们社交性地相互认识，却对彼此的真实本性并不熟悉，也并无了解的兴趣。他们对另外其他人的评价，都基于一些表面的标准，比如财富与职业。在这样的关系中，欺骗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他们彼此信任，不喜欢把邪恶的动机和任何人联系在一起，但他们也知道，自己看到的只不过是虚饰的外表。一旦谋杀发生，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是凶手。
阿加莎小说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每个角色都把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当成最高目标，愿意为此付出任何代价。这些社会地位本质上都取决于金钱（通常是遗产）和名誉。任何一个受到贫困化威胁或者丧失名誉的人，都是潜在的凶手。在《死亡约会》中，虽然死者的家属非常憎恨她，但他们并没有杀害她。凶手是一位雄心勃勃的政客和美国的议员，死者知道她不名誉的过去，这就足以构成谋杀动机了。金钱在阿加莎的作品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她对贫穷怀着一种恐惧。童年时，她目睹父亲米勒财产的突然暴跌，心存忧惧。她曾处于经济上的窘境，金钱也是她写作的动机。在她笔下的人物心中，对钱的考虑优先于任何其他因素。在她的55部长篇小说中，为经济上获益而发生的谋杀是其中36部的根源。不过，并非只有凶手才喜欢钱：像《寻找工作的简》中的简·克里斯兰，《命案目睹记》中的聪明女人露西·艾尔斯巴罗，《谋杀启事》中的可爱老太多拉·邦纳——她们全都对钱痴迷，金钱的缺乏支配着生活。
在谜团像剥洋葱一样被层层揭示出来的进程中，人们发现，并不只有谋杀者一个人有所欺骗和隐瞒，几乎所有的其他角色都有自己的秘密，尽管这些秘密与谋杀并不相关。他们也曾受到怀疑，因为他们撒谎，或者行为异常——如果不是发生谋杀而随之而来的调查，也许他们自己的秘密将永远也不会公之于众。这些就是阿加莎小说里层层嵌套的谜题：《罗杰疑案》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客厅女佣吸毒的弟弟，男仆敲诈前一个雇主的往事和罗杰女儿的偷窃行为。《尼罗河上的惨案》里，与谋杀无关的人，却都在调查中竭力有所掩饰，生怕酗酒或盗窃珠宝的劣行被暴露出来，船上还混杂着杀人潜逃的恐怖分子和间谍。
“阿加莎·克里斯蒂”因此成了英式古典悬疑小说的定义：文雅正派的虚饰下深藏着混乱。她的侦探小说不断重复着一个主题，基本的结构也以不同的形式不停循环出现。当你一本本读下去，你会对那些熟悉的主题与结构的重现有所期待，当它们真的重现时，你感到一种欣喜。但重复多了，终将是乏味的。阿加莎写作了近50年，却并没有让这种情况发生。她总能创造和想象出一些新鲜的东西，虽然这些东西是底层稳定结构之上的表象：案发的地点，时代的变迁，人物角色的不同性格，新鲜的对话等等。她最不可模仿也无法超越的地方，大概在于她能在这样一个狭小体裁的创作空间里，保持如此持久的创作和经久不衰的想象力。
乡村：英式谋杀之地
在《英国人的言行潜规则》一书里，人类学家罗宾·福克斯提出了一个词，叫“人种学迷阵”：从妇女组织成员到摩托车手，全都在根据同样的未成文法则行事；这种未成文的法则，就是定义我们民族身份与性格的法则。这种身份是“持久的，它延伸到过去和未来，有种像生命一般经久不息的东西蕴含其中”。在这种持久的身份中，绿意盎然的舒适乡村，是英国民族身份最重要的“共同体”空间，哪怕后来只存在于想象之中。阿加莎的谋杀，很多都发生在英国乡村。波洛在斯泰尔斯庄园出场，又在那里去世；马普尔小姐则来自于圣玛丽米德村。发生在乡村里的许许多多谋杀案，激活了这个传统空间里的所有关系，把乡村小社会里的每个人都卷入进来，调动他们的聚集和社交。
小说的开头，人物们通常在乡村的闲暇生活中出场，或者是一场下午茶，或者是户外活动，或者是牌局，或者是晚宴，通过这些活动，读者认识了这些人，将他们分门别类。她的虚构小社会，是英国人“想象的共同体”的缩影。几个世纪以来，地主阶级和贵族共同构成了英国的上层阶级。所有成功的新富阶层都削尖脑袋想挤入这个阶级，而这个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态度也被其他的社会阶层敬仰和效仿。从18世纪开始，像简·奥斯汀这样的小说家，就很喜欢塑造这个阶层的角色。19世纪以降，上层阶级的世界更是被虚构小说理想化了，尽管这个世界实际上正在慢慢地衰落。阿加莎开始写作的时候，英国乡绅的黄金时代早已终结，舒适稳定的家园和“绿意盎然”的田园生活，主要仅存在于想象中，成了现代的世外桃源和神话。但那个高度文明的社会现如今仍然统领着英国，并非以其实际行动，而是通过精神和格调——在一定程度上，侦探小说塑造了具有鲜明英国性的“想象的共同体”。
波洛初次出场的斯泰尔斯庄园，是现实存在于阿加莎的生活中的。她和阿奇在一起后，办理抵押贷款在桑宁戴尔买了房。斯泰尔斯并不是阿加莎想要的那种房子。“房子里面的装潢完全不考虑花费，饰有镶板、镀金涂层和数量众多的盥洗室，但总是给人以冰冷、死寂的感觉。战争期间，一个女人在房子后面的小树林里被谋杀了。”这所不祥的房子，似乎给阿加莎带来了婚姻的噩运。在她的小说《黑麦奇案》中，阿加莎这样描写她的谋杀案中被害人的家：“这个地方，这个被自夸地称作‘紫衫小筑’的地方，正是那种富人们自己建造并称之为‘他们在乡下的小住处’的宅第。这所房子是一座庞大而结实的红砖结构……带有太多的尖角顶，以及数不胜数的铅框窗户。那些花园带有浓重的人造痕迹——全都设计有玫瑰花床、绿廊和水池，并且有大量修剪整齐的紫杉树篱，与房子的名字相符。”用这种方式，她记录了斯泰尔斯庄园。
她与阿奇1926年初从斯科茨伍德搬到了那里，宽敞、现代、红砖建筑，有很多黑色小眼睛似的铅框窗户，房子处在一片浓密小树林的掩映下。“贝登石南荒原几乎全部居住着伦敦金融区的富人。它拥有非常便捷的列车运行服务，离开伦敦只有20英里，开车也比较容易到达。”在《黑麦奇案》里，斯泰尔斯庄园笼罩着阴暗的色彩，住在那里的人们精明、庸俗、“令人极其不愉快”；冷酷的伦敦金融区男人和他年轻风骚的妻子，妻子有个花花公子情人，她总在假装打高尔夫球时跟他幽会——这很像她第一段婚姻关系的某种影射，只不过在高尔夫球场与情人幽会的是她在金融区工作的丈夫。
实际上，形成阿加莎对乡村心灵理解的地方，并不是斯泰尔斯，而是她童年时代生活的托奇别墅，阿什菲尔德。那是她一生魂牵梦萦的怀旧之地，是她侦探小说里想象力自由驰骋的无限空间。她年轻时，托奇是块上等的好地，有着新月形的土地和一排排的梯田，巨大的灰色别墅掩映在绿树群山中，有它的礼仪、结构和遥远的荒凉。它是矿泉疗养之地，是那种经常有人带着介绍信来造访的地方；夏天，地方报纸每周都会公布一批假日来访者的名单。这里的常驻居民属于同一个阶层：上升中的中产阶级。这种同质性是弥足珍贵的，具有静态而稳定的平衡。
在《命运之门》里，我们可以看到阿什菲尔德的样子。那是一座很大的别墅，舒适，不是很雄伟，有一片漂亮的草坪通向一个小树林。家宅一部分是两层，一部分是三层，有几根烟囱，宽大的窗户一直落到下面的花园，一个爬藤遮阴的游廊和一个种满了棕榈树的植物暖房。在她的小说《空谷幽魂》里，那幢叫作安斯威克的房子，就有一棵阿什菲尔德的树。“有棵木兰花树几乎遮住了一面窗户，在午后阳光的照射下，树冠使屋里充满了金绿色。透过其他的几扇窗户望出去，可以一直看到草坪和一棵像哨兵一样站立的高大的巨杉，右边是一棵紫叶山毛榉。”
她的童年时代，处于条理性和确定性的保护之下。W.H.奥登所说的侦探小说的完美结局，就是阿加莎的童年生活：“一种美学与伦理合而为一的优雅状态。”“善良和美德围绕着她，父母和上帝之爱庇护着她。她对这种爱非常重视，重视到甚至为星期天在花园里打棒球的父亲的灵魂担忧的地步。她家的家政管理如此高效，似乎那需要一种道德性。仆人，她一贯都满怀诚挚之情对他们表示感谢，使优雅的状态更容易实现。”她的传记作家劳拉·汤普森这样记录。保姆、厨师和仆人们是阿什菲尔德秩序井然和休闲氛围的营造者。阿加莎有一位厨艺高超的仆人，食物是固定日常生活秩序的锚。招待十个人的宴会菜单，会“以浓汤或清汤开始，然后是清炖大菱鲆，或者纯鳎鱼肉。接下来是冰冻果子露，跟着是带骨的羊脊肉。外交布丁和俄式奶油布丁是天使，然后是饭后水果”。这些全都由一个厨师操办。在那个大宅里，仆人们非常“知道自己的位置”，但他们并非对自己的位置低声下气，而是有一种职业的骄傲。在《空谷幽魂》中，一个人物说：“我总是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认为去当佣人是那么丢脸，而站柜台则体面而独立。一个站柜台的人，比任何一个体面人家的仆人所要忍受的傲慢无礼多得多。”在《黑麦奇案》里，马普尔小姐知道仆人格拉迪丝死亡的时间，是因为她知道，如果格拉迪丝还活着，“她一定会往客厅里端第二盘茶”。仆人们在阿加莎的乡村谋杀中，创造出了秩序性的结构。
阿加莎很着迷于家庭的有序管理。在1957年的小说《命案目睹记》中，她塑造了一个叫露西·艾尔斯巴罗的人物，一个剑桥毕业生。她成为一个理想的女佣，“很多时间，她擦净厨房的餐桌，那是她一直渴望干的活儿……然后擦拭银器，直到它光可鉴人。她做午饭，收拾残局，洗刷……把茶点放在托盘里，用潮湿的餐巾盖着三明治以保持水分”。她的小说里，充满了这些干净利落、清新欢快的老仪式，乡村的景象变得庄严而令人赞叹。
这些乡村里，每个人都认识每个人。乡村侦探马普尔小姐的破案推理，经常都根植于她自己的生活经验，她总能从她的圣玛丽米德村的村民身上，找到可以类比当下案情的案例。在《藏书室女尸之谜》中，马普尔小姐总是扯一些与案情似乎无关的村里事儿。“这种事我见得太多了。比如说哈博特尔先生家那个年轻的女仆，一个普通的女孩，安静有礼。哈博特尔先生的姐姐被叫去照顾一个将死的亲属，回来后发现那女孩变得趾高气扬，坐在客厅里说笑，不戴帽子和围裙。哈博特尔小姐严厉地批评她，那女孩却极为无礼……村里发生了这样的丑闻，要被迫离开的确是哈博特尔小姐。人们当然会有闲言碎语，但我相信没发生什么有伤风化的事。”然后她又说起药店的巴杰尔先生围着卖洗涤用品的年轻小姐转，又因发现她有男朋友，回到了妻子身边。这些闲碎的家长里短，读来有时颇觉啰唆，却又总是在日常生活的类比中出现破解案情的线索。乡村生活高度同质化，可以相互类比，我们可以理解为，马普尔小姐在建立她的破案结构。
不过，这些乡村也有它面目狰狞之处。《罗杰疑案》就这样描述了一副金斯艾伯特村的众生相：“村里有个相当大的火车站、一间小邮局、两家互为竞争对手的百货商店。壮劳力们一般年轻时离乡闯天下，村里倒不缺乏未婚女性和退伍军人。我们的日常爱好和消遣，一言以蔽之，就是‘流言蜚语’。”“村里人人都爱嚼舌根”，任何飞短流长都会盛传。这样的村庄，也是《魔手》和《谋杀启事》中的村庄。但这种打探和流言蜚语的盛行，却正好表明，那曾是一个人人相互认识、紧密的乡村共同体。
时间与秩序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乡村生活的秩序开始变得不再那么有条理了。《谋杀启事》也是阿加莎创作的最佳侦探小说之一。当地报纸上的一则预告谋杀的启事，使奇平·克里格霍恩村的居民们纷纷来到布莱克洛克小姐的家——乡村别墅小围场。所有人所理解的谋杀游戏，变成了一起命案。除了小说精巧的结构，它还栩栩如生地描绘出英国乡村战后艰苦岁月的世情。“我们不再拥有男仆和鸡尾酒会；没有了晚宴盛装，也没有了随便质问的侍女；没有了周末的宾客，也没有了午夜剧场提供的不在场证明。从定量配给到实物交易，从逃亡的人员到外国的‘帮助’，从配给票证簿到身份证，各种各样的阴影笼罩着全书。”有一些线索，只可能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中存在：中央暖气的过度使用，暴露拼写问题的短信，为了实物交易而让邻居随意进出的房屋。
马普尔小姐与克拉多克探长之间，还有一段关于旧秩序变化的生动对话：“15年前人人都了解相互的底细，就跟我住的圣玛丽米德非常相像。……他们的父母、祖父母、叔舅姑姨，在他们之前就世世代代居住在那里。如今再也不比从前了。每个乡村都挤满了外地来的人，没有任何当地的关系，就这么住下了。……相互之间谁也不再了解谁。”乡村别墅里来了很多难民身份、非英国国籍的佣人，他们对自己所处的境况有着愤愤不平的认知。其中一位说：“你们不会听的。你们会说我是个说谎的穷难民。你们会说一个满头秀发的英国淑女可是不会说谎的，她是地道的英国人。”这种时代的变迁，发展出推动《谋杀启事》情节发展的新线索。“人们只是一张张脸和一个个性格，凭借配给证和身份卡验明身份……曾经把英国田园社会联系起来的纽带而今荡然无存。”这为后来凶手伪造自己的身份而不会被村里人识破埋下了伏笔。
波洛去世的《帷幕》，回荡着挽歌的哀愁。波洛的老朋友黑斯廷斯应波洛的要求，从阿根廷回到斯泰尔斯庄园。他的思绪飘回过去：“当往事再临，重温旧梦，有谁能不为之心头一惊？当我遥望火车窗外埃塞克斯平原的景色时，不由得这样问自己。如果可以回到过去，重新来过该有多好。如果时光可以转回1916年我首次来到斯泰尔斯庄园的那一天……物是人非，沧海桑田。”斯泰尔斯庄园已经易主，约翰·卡文迪什过世，只留下他的妻子住在德文郡。如今的庄园已经变成了所谓的“高级旅馆”，老板是一位典型的英国上校，不过经营大权掌握在老板娘手里，她精于管理，唇舌如剑。历史悠久的庄园如今也现代化了，改变，一切都变了。垂暮之年的波洛饱受关节炎困扰，近乎残疾。
“当出租车穿过村镇的时候，我清楚地意识到了时间的流逝。今天的斯泰尔斯圣玛丽与昔日完全不同。加油站、电影院、两家旅馆和几排镇政府修建的简易房都是当初没有的，原先一些古朴的大卧室已经被隔成了几个小间，新装了冷热水。房间的装潢和家具都是廉价的现代风格，令人大失所望。”波洛抱怨，“浴室里到处都是水龙头，流出来不凉不热的温吞水，只有几条薄薄的毛巾。”黑斯廷斯也怀念旧日的时光，怀念斯泰尔斯庄园原先唯一的浴室里，水龙头一拧开就会喷涌而出的热气，以及骄傲地矗立在浴室正中央的桃花心木包边的巨大浴缸，宽大的浴巾，老式的脸盆，以及盆里装满滚烫开水的铜壶。
波洛坐在这座旧日秩序已不复存在的庄园的一间屋里，因关节炎而几乎瘫痪，只能靠轮椅到处走动，曾经圆鼓鼓的身材如今变得瘦小枯干。他的脸上堆满皱纹，只有那双眼睛一如既往，精明而闪亮。他在准备与世界告别；他曾代表的那个稳定的秩序世界，已经成为过往，他也准备着随之而去。波洛对黑斯廷斯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老朋友啊！”然后他便去世了。他给黑斯廷斯留下了莎士比亚的戏剧《奥赛罗》和一本圣约翰·欧文的戏剧《约翰·弗格森》，那是波洛暗示的破案线索。斯泰尔斯庄园里住着一个神秘的杀人犯X，只有波洛一个人知道。阿加莎构建了一种罕见的杀人方式：一张幕后之手牵扯进了五起杀人案，但它却并不主动参与犯罪；它是一个催化剂，只有在它存在的情况下，另两种物质才会发生化学反应。“这是一个完美的凶手，他的手段可以确保他本人永远不会因犯罪而受到惩罚”；“他并不直接挑起你杀人的欲望，而是击毁你抵制杀人行为的意志”。谋杀成了一种艺术。当波洛向那个杀人犯X开枪的时候，他仍是非常波洛式的：他没有办法“杂乱无章”地朝着他的太阳穴开枪，而以自己对称的方式——对着他额头的正中心开枪的方式，杀死了他。那个弹痕，既像该隐的痕迹，也是向秩序崩塌的世界作别的宣示。
20世纪60年代，阿加莎的创造性使她对被她认为已跟不上的新世界做出了回应。《伯特伦旅馆之谜》、《公寓女郎》、《无尽长夜》和《天涯过客》都以一种非凡的自信把握住了现代性。阿加莎曾经钟爱的一切，在现代的世界中，都被贬低了价值。秩序井然的乡间宅邸，女佣伺候的下午茶，恒久不变的物，必然的事，同质化的共同体，这些特质都不再属于我们的时代。
在《伯特伦旅馆之谜》（1965）的开头，阿加莎对旅馆内部做了细致的描写：“进入门内，如果这是你第一次来到伯特伦，你会惊奇地发现自己几乎又回到了一个消失的世界。时光倒流，你再一次置身于爱德华时代的英格兰。当然是有中央空调的，但不能明显地感觉到。像以前一样，在中央大休息厅里，有两处壁炉的煤火总是烧得旺旺的。壁炉旁的黄铜煤斗亮得一尘不染，好像是有爱德华时代的女仆擦拭的。里面盛着的煤块，大小也和那时候的一模一样。休息大厅铺着毛茸茸的柔软红色天鹅绒地毯，给人一种舒适感。扶手椅不是现在这个时代的，椅面离地面很高，这样患了风湿的老太太们就不必不雅地挣扎着站起来。……人们还是最喜欢在门厅的休息大厅里喝下午茶。上了年纪的女士们喜欢看人们进进出出，认认老朋友，感叹世事的多变。休息大厅还吸引了许多美国客人，他们在这里能看到英国贵族认认真真、平心静气地喝着传统的下午茶。这里一切都那么完美。”
马普尔小姐又住进了伯特伦旅馆。一炉火仍然在休息大厅里燃烧，一尘不染，供应茶水，还有香籽饼和加了黄油的热松饼；脸色红润的女服务员端来煮得恰到好处的荷包蛋早餐；酒吧男招待很有见地地谈论着在新布里举行的赛马；顾客有来自上层社会的人家、继承了亡夫遗产的遗孀和牧师；“电视广播室”藏在远离众人视野的地方。伯特伦旅馆能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是一个奇迹，“好得都不像是真的”。是的，这只是一个营造出来的幻象，假装时间在这里停止了流逝。这种假象，很快就被案情戳破了。
小说中的女孩儿埃尔薇拉·布莱克拥有各种优越条件，但是她杀人，毫无内疚，在马普尔的眼中不可救药。出版社曾要求阿加莎，如果刊出这篇小说，“这个女孩儿至少将得到某些精神病学方面的帮助或指导……应该有某些暗示，说明她是可以挽救的”。这就是阿加莎和现代敏感性分道扬镳的地方：她更愿意看到人性的真实。她知道看上去体面的男人和女人们的自私是没有限度的，知道渴望安全、富有和幸福的欲望可以压倒几乎最强烈的道德意识。她知道谋杀者有时是值得同情的，但是不得不考虑的是这种同情的效果。进入老年以后，她看到了现代世界的天真幼稚，其政治信仰是相信人类的可改善性，这种对人性的幼稚乐观，与思想体系、混乱无序和暴力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革命、战争和乌托邦思想）。在小说临近结尾的地方，阿加莎的叙述节奏截然不同。描述贝斯夫人结局的这段话是这样写的：
他们听到汽车吼叫着疾驰而去，喇叭不停地高声鸣叫，听到吼叫声渐渐微弱。听到哭声、喊叫声、刹车声，听到汽车鸣喇叭、停车，最后是轮胎凄厉的尖叫声，低沉的排气声，以及——
“她撞车了。”“老爹”说。
速度，已经改变了时间和秩序的本质。
她还是她那个时代的产物，与20世纪中叶密不可分。她描写她生活的世界：《无尽长夜》探讨了阶级流动性问题，《牙医谋杀案》、《地狱之旅》和《怪钟疑案》探讨政治狂热问题，《致命遗产》、《命案目睹记》和《谋杀启事》讨论战争后果，《借镜杀人》探讨社会管理问题，《伯特伦旅馆之谜》讨论虚拟现实问题，《白马酒店》探讨咖啡文化，《第三个女郎》探讨药剂文化，以及对于死刑、遗传、正义的本质、犯罪和刑事责任能力问题不断变换的态度。
尽管如此，她本质上还是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人。她在自传中写道：“人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会出现如今这样的情况：看犯罪小说是由于喜好，是为了从野蛮行为中获得虐待的快感。残酷行为几乎像每日的黄油面包一样普遍。”20世纪60年代，她的阿什菲尔德老宅终于被拆毁，她像一个孩子一样哭泣起来。她快80岁的时候，写了一本《天涯过客》。“现如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啊……所有的东西都在利用一切时间煽情。风纪？克制？这些东西全都不再算什么了。除了感觉，什么都不要紧了。”它形成了今天这个时代：无聊、狂暴、颓废，是一个没有秩序感、没有原因和结果、没有历史和持续感的社会。阿加莎预见了这一点。在她的侦探小说中，这个新世界已呈现出模样。阿加莎带着凄婉的哀叹，以疑虑的目光打量着它。
帝国谋杀
阿加莎曾有过几次漫长的旅行。少女时代，因为家庭经济状况恶化，她的母亲没有钱送她去纽约和伦敦的社交界，就选择了开罗作为疗养地，让她在那里开始社交。她第二次长途旅行，是与第一任丈夫阿奇作为帝国博览会的巡视团成员，去英国殖民地做筹备工作。他们去了南非，又乘坐客轮驶向澳大利亚，然后从澳大利亚去了塔斯马尼亚和新西兰，接着周游了夏威夷和加拿大，最后返回伦敦。第三次大旅行是在阿加莎第一次婚姻破裂之后。她在伦敦认识了一位从巴格达回来的人，得知英国考古队在乌尔发现了《圣经》中大洪水的原址。她孤身一人，乘坐东方火车去伊斯坦布尔，然后继续去叙利亚的大马士革，最后去巴格达。她很怀念作为风景的中东。在以韦斯特马科特为名发表的半自传小说里，阿加莎写道：“每个人一年当中都应该在沙漠的中心过一个月的时间……有足够的食物和水，什么都不做。”在这次旅行中，她认识了第二任丈夫——考古学家马克斯。这样，就有了她的第四次考古之旅。她去了乌尔，然后在挖掘季结束时，去了伊朗。马克斯后来出版了《尼姆鲁德及其遗迹》这本考古学著作，是对阿尔帕契亚文明的重大发现。这些大旅行，使得阿加莎能够把她的谋杀，放入大英帝国世界版图的多样场景中，特别是古老而有异国情调的东方。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写作中，阿加莎在侦探小说的古典结构上，为谋杀开拓出富有深意的时间与空间：谋杀不仅发生在乡村宅邸，也发生在高尔夫球场、豪华旅馆、长途列车、游轮、飞机、异国之旅和考古挖掘地——百万富翁和影视圈聚集的、有舞伴的老式海景豪华饭店〔《藏书室女尸之谜》（1942）〕，可以一家人永久居住的家庭旅馆〔《伯特伦旅馆之谜》（1965）〕，长途列车〔《蓝色列车之谜》（1928）、《东方快车谋杀案》（1934）〕，飞机和游轮〔《云中命案》（1935）、《加勒比海之谜》（1964）〕。以东方为背景的谋杀案尤为好看。这些小说里的时空，就像时代的微型横截面，不仅定义着小说中人物的过去与来源，如隐形的线索规定着谋杀案的结构，而且还映照着大英帝国乃至联系日益紧密、秩序愈加动荡的世界的隐隐焦虑。阿加莎并未有意赋予这些谋杀时空任何地形学、人种学或考古学的涵义，在她的谋划中，这些只是她构建纯净谜团的背景。然而，它们却经年累月地构建出一个独立的文学世界。
1934年所写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发生在从中东至欧洲的虚构旅途中。小说从叙利亚的阿勒颇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记忆一开始就再次被唤起，法国将军对波洛说：“你挽救了法国军队的荣誉，避免了很多流血事件。”当列车到达伊斯坦布尔的时候，列车上的客人们全部聚在一起，准备按计划杀掉美国恶人卡塞蒂。这仍然是一部舒适的谋杀。在充满东方特色的封闭车厢内，仍是一个自足的欧洲小截面。凶杀与东方国家的“黑暗时代”并无直接联系，而是源自于新兴的美国。谋杀很快被确定，与几十年前发生在美国的林德伯格绑架案（书中是阿姆斯特朗家）有关：当年的绑匪劫持了林德伯格家的孩子，敲诈了赎金，但还是撕了票。小说里，绑匪逃脱了有法律漏洞的美国司法系统审判，离开美国，伪装成有钱的绅士，进行世界之旅。
东方快车里的人群，已经不再是一个封闭、稳定、特权的上层阶级乡村空间了。卡塞蒂是一个凶险的逃犯，一个未被上流社会吸纳的闯入者。世界的边界开始变得不稳定，暴力也在上升。当列车到达“一战”发源地巴尔干半岛时，我们读到了关于阿姆斯特朗的家族往事。车内那个原本看似封闭的空间的边界，受到了过去记忆的冲击，这个英式谋杀，变成了错置时代下的戏剧。舒适谋杀里的那些心理动因（动机分析）不再适用了，谋杀的发生最终与欧洲的混乱，以及与非常不英式的美国暴力故事紧密联系。
这是一场美国谋杀剧。车厢里持欧洲护照的乘客，都掩盖了自己在美国的过往，甚至他们的护照有些是伪造的。匈牙利的安德雷尼夫人是阿姆斯特朗太太的妹妹，意大利人是当年阿姆斯特朗家的汽车司机，瑞典人奥尔松是照顾被杀害的小女孩的护士，男仆马斯特曼是战时阿姆斯特朗少校的勤务兵，后来成为他纽约家的仆人等等。他们的身份伪装，反映出变动的身份焦虑。尽管这是一场围绕绑匪卡塞蒂展开的谋杀，它暗示的空间却远超一起私刑。在这幅完美镶嵌的马赛克图案中，每个人扮演着分配给他或她的角色，为任何其他受到怀疑的人开脱。波洛的解谜灵感，则来自于列车上的一位先生在餐车吃午饭时说的一句话：“聚集在这里的人很有意思，形形色色各不相同，来自不同的阶层和国家。”他想象这样一群人在什么情况下可能聚到一起，答案是，在美国；只有在美国，才可能有这么一个家庭，包括了这么多不同国家的人，“意大利司机，英国家庭女教师，瑞典护士，德国女仆等”。车上的谋杀，是根植于美国的，每个人都活在一场美国往事的回忆中。当故事的真相被层层揭晓时，阿加莎展示出美国悲剧的根源——华尔街的财富：“阿姆斯特朗上校是半个美国人，他的母亲是华尔街百万富翁W.K.范德霍特的女儿。”当他们3岁的小女儿被绑架时，“绑匪索要的赎金数额巨大”。这段美国往事的犯罪根源，很像黑泽明在电影《天堂与地狱》里所呈现的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但阿加莎没有忘记忠于侦探小说，她对社会问题的关注，都藏在谋杀游戏后面沉默不语。最后是美国的金融财富冲破了古典侦探小说的空间界限。卡塞蒂是一个未能融入美国社会的代表，他逃离了美国，而他的逃离路线，将美国悲剧与中东和欧洲联系在了一起。在这样一个多种族的环境中，阿加莎为她的谋杀做了新的定义：“这些谋杀计划和实施都很周密，想得长远，非常聪明。它不是拉丁式的犯罪。案子显示的是冷静、机敏和深思熟虑的头脑。这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头脑。”
地缘焦虑
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全球影响力受到了纳粹的威胁。在阿加莎的小说中，她强化了美国的角色。1937年，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美国坚守孤立主义。这一年，阿加莎发表了她的《尼罗河上的惨案》。被谋杀的美国“白富美”琳内特·里奇卫和谋杀者美国人杰奎琳·德·贝尔福特，都对获得她们自己想要的一切东西胜券在握。小说中，英帝国的衰微和美国的崛起，已经显露出迹象。继承了祖父百万财富的琳内特来到英国的莫尔顿－下沃德小镇，买下了一大片土地。当地的英国人或是敬畏地低声议论，“身家百万，准备花费数万英镑在这个地方修建游泳池和意式花园、舞厅，将近一半的房屋都要推倒重建”，或是带着嫉妒和不情愿地承认，她会给镇上带来财富。杰奎琳是琳内特的好友，但她的经济状况很糟糕。她的父亲是个法国伯爵，母亲是美国南方人，父亲跟别的女人跑了，母亲在华尔街金融危机中破产，因此身无分文。两者之间巨大的贫富差距，是20世纪30年代那个湍急的美国社会的微小截面。
在中东的阳光下，这些裂缝处藏纳的罪恶潜流，变成了戏剧化的谋杀。正如小说中那位作家的女儿罗莎莉·奥特本对波洛所说的那样：“所有的事情都太不公平，太不正义了。”杰奎琳的朋友乔安娜则说出了那个社会的势利情绪：“你可别说我不诚恳，我只喜欢成功人士。几乎人人都是这样，只是大多数人不会承认罢了。”细读阿加莎小说里以东方为背景的美国谋杀，有时会让我想到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惊人的财富，纵情的物欲，道德的颓废，隐藏的罪恶，以及幻灭与崩溃。看上去，琳内特、杰奎琳和西蒙之间有三角爱情关系：西蒙背叛了未婚妻杰奎琳，娶了富家小姐琳内特，导致杰奎琳的嫉妒，似乎这是一个关于背叛与复仇的故事。实际上，谋杀琳内特的动机是金钱。在西蒙与琳内特的爱情中，金钱的支撑大于异性相吸的浪漫，西蒙表现出对追逐物质享受的强烈兴趣，喜欢赌博、体育，胜过爱的激情。在小说里，阿加莎把琳内特的谋杀，与现代全球政治联系了起来：就像《东方快车谋杀案》的美式悲剧一样，美国的财富所产生的权力，正在制造和加剧全球的不公正——琳内特的金钱，可以让她抢走最好的朋友的未婚夫，而她的财富与最好朋友的贫穷形成了强烈对比。终于，琳内特的金钱权力随着她被谋杀而消解了。
在阿加莎的小说里，“美国性”意味着，它的经济权力对传统的个人权利和国家主权毫无敬畏，恣意地瓦解一切的边界。比如，琳内特对代表着英国心灵的乡镇没有任何敬意，完全凭个人意愿随意改造，引起当地乡绅的不满。在阿加莎笔下，所有代表着美国财富的角色，都影射着这个正在崛起的新帝国的扩张和对欧洲的渐渐侵入，侵蚀着欧洲的民族主义和传统空间。我们在东方列车和尼罗河游船的缩影里，看到的是全球性的人口流动：去过美国的欧洲人，又回到欧洲，将殖民之手伸回欧洲的土地，他们也迁徙到中东，带着“一战”的回忆和往事，却导致了政治不安全的危机；这种危机，在阿加莎的小说里，根源于美国欲望的流动性。英式谋杀中那个稳定舒适的乡村世界，不再秩序井然，具有鲜明英国性的“想象的共同体”也不再稳定。
在另一部东方之旅的小说《死亡约会》中，美国式的“绝对自由”在博因顿太太身上得到了戏剧化的体现。她是一所美国监狱的前监狱长，臃肿、面无表情，一个“十足的暴君”，“母系氏族族长的典型代表”，代表“美国女人统治地球”。她能够死死控制住子女和孙辈，是因为她紧紧攥着财产和经济大权。她看上去无所不能，无所不晓；她无须行动，就能通过眼神和语言控制住家人。她终于不满足于在家庭内部施展淫威，她的监狱长经历，让她找到了新的追逐目标，从而激起了他人的谋杀动机——这场谋杀，并不是源于这个女人在“与世隔绝的家庭内”的权力欲望，而是发生在她进行外国旅行的途中。在旅途中，她意识到自己太过渺小，并因为发现了家庭之外的新目标，决意要在更广大的范围内获得巨大权力。韦斯特霍姆爵士夫人，一个进步主义的美国议员，在旅途中成了博因顿夫人致命游戏的新猎物。就像《东方快车谋杀案》中的卡塞蒂一样，爵士夫人体面尊贵的身份背后，是被掩盖的不名誉的过往。她曾经是女囚，在从美国回英国的途中认识了韦斯特霍姆勋爵并结婚，以全新的面貌和身份积极活跃于美国政界。博因顿认出了曾在监狱中待过的爵士夫人，从而“她的事业，她的雄心，她的社会地位，一切都岌岌可危”。爵士夫人的谋杀动机，与英式谋杀无异，她要维持住她的地位与政治生涯，杀掉可能揭露她身世的人。但这场谋杀，又是美国式的：博因顿是一个邪恶的美国受害者，她对统治权力无界限的欲望，为她惹来了杀身之祸。
在《谋杀启事》里，谋杀者的动机也是害怕知晓自己过去的人揭示出真相。那是一场发生在英国乡村的谋杀，阿加莎将所有的过往都交代得非常清楚。但《死亡约会》不同，爵士夫人因何原因入狱，是否服刑期满，她在美国的过往，到谜底揭开之时，都仍旧是模糊的。英国人群体中出现的美国人，虽然遵循同样透明的社会和文化规则，但却是根本上不同的，甚至不可知的。小说的最终，博因顿夫人的子孙们获得了幸福与自由，秩序似乎又得到了恢复；但这种秩序，已不再是英式谋杀中明确、稳定的秩序，总有一些未知的、不确定的东西，仍然笼罩着故事，那就是无从考证的美国往事和不受限制的美式欲望。古典的世界，已经具有了全球性和现代的特征；而大英帝国对大西洋对岸美国崛起的地缘政治焦虑，已隐现在阿加莎的小说中。
只是这些故事所发生的场所——东方国家，除了为谋杀故事提供了苍凉的风景和古老的废墟，却并未从其古老的历史或异域的政治文化中，引申出任何动机或意义。东方的存在是模糊的，甚至是隐形的；作为西方的“他者”，那些阿拉伯人都只有模糊的面孔和性格，有时甚至难以分辨谁是谁。正因如此，在《死亡约会》里，爵士夫人才能够装扮成阿拉伯仆人去找博因顿夫人而不被人注意：没有人知道那个仆人的名字，所有人也都没有想过去辨别“他”的脸和身份；“他”只是一个阿拉伯人，其特征仅仅是“穿着破破烂烂的马裤和绑得松松散散的绑腿”，以及“一条阿拉伯头巾”。
文 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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