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全国自杀观察所”刚刚在2016年2月发布了一份长达481页的最新报告，试图从国家、地区和机构组织三个层面，寻找有效预防自杀的途径。
“Phare Enfants-Parents”（“引导家长与孩子”协会）法国一个已有25年运行经验的自杀心理干预志愿组织，从名字可以看出，它将关注对象集中在孩子和他们的家长身上。沙纳尔（Géraldine Chanal）是该机构的一位心理医生，她每天都要接到几十封邮件、电话，有时候，也会收到一些求助短信。她发现，如果表达者是孩子本人，他们通常会选择用文字的方式，而家长，则更倾向于直接打电话。
我关注到这个组织，是因为最近国内连续发生的两起自杀事件，试图在网上寻找其他国家在这一领域所做的干预研究。
相比于“孩子”，青少年可能是一个更合适的词。事实上，如果按年龄划分，在法国，所有企图自杀的人群当中，15～19岁的青少年所占的比例非常高。以香槟－阿登大区（Champagne-Ardenne）为例，2013年中，这个年龄段因自杀未遂而住院的人数占了整体的11%左右。
法国境内，每年有20万人企图自杀，其中实施自杀行为并死亡的人数，大约1万左右，平均下来，每天死于自杀的人数为27人左右，相当于每10万个人里，就有16人死于自杀。2009年的金融危机以后，欧洲各国的自杀率普遍有所上升，但法国这个比例在整个欧洲而言，仍然是最高的。
在这些实施自杀并死亡的人数当中，男性是女性的3倍，而各个年龄层中，15～20岁和40～50岁的女性数量尤为显著。
自杀的原因尽管还未能完全分析清楚，以上数据却能反映出，一系列危险因素已经相当明确，研究者们已经可以宣称，社会地位较低（例如，低收入、低学历或无工作）的未婚年轻人，其自杀行为的风险相对比较高。这听上去是一个不那么令人意外的结论。但自杀的谜团在于，许多自杀者身上的数据情况，甚至完全不在上述框架之内。事实上，在如此数量众多的自杀事件当中，媒体也往往报道那些“优秀人士”事例，显然是因为其中的“强烈对比所引起的惊奇度”。
显然，社会心理因素已经不足以完全解释自杀的成因，这也是近几年自杀神经生物学研究被广泛关注的原因之一。2014年，《美国精神病学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网站曾发表研究文章，提出许多证据表明自杀者的一项生物学特质中，有较为明显的应激反应系统紊乱，尤其是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的紊乱。
自杀的另一个谜团，则是有过自杀意念的人群数量是真正实施自杀者数量的20倍，那么，是什么阻止了从自杀意念到自杀企图的演变？换句话说，自杀并非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念之差”，而是一段漫长的痛苦抉择。而在意念与付诸实践之间的这段空间内，正是能够真正起到打消自杀念头的黄金时机。
从法国自杀求助热线的倾听者得到的结论来看，促使人们产生自杀意念的动因当中“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最常见的是，无法找到社会归属感以至于暴露在“我什么都不是”的绝望情绪当中。此外，突如其来的经济、事业或健康的变故也占了重大的比例。另一个被一再提及的动因是童年的受虐阴影，只不过成年后他们往往已经通过各种方式摆脱了这种心理阴影，直到人生又面临重大变故，这种变故复苏了当年的可怕感受，并呈现出“来势汹汹”的姿态。
这些动因是自杀行为的触发点，而自杀者本身的个体条件，即个体的脆弱性则是另一个原因。根据自杀心理学学者、蒙比利埃大学的洛佩兹－卡斯特罗曼（Jorge Lopez-Castroman）的研究，上述动因组成了“压力”来源，而另一个维度“脆弱特质”，则包含了四个增加自杀风险的脆弱项。首先是自杀未遂史，即曾经自杀过的人更可能再次实施自杀。其次是家族自杀史，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一个自杀者能够深刻地影响5～8个人，但法国“全国自杀观察所”（Observatoire national du suicide）今年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每个自杀者直接或间接影响到的人有26位之多。另外，易冲动且具有攻击倾向的性格特征，以及儿童时期有否有过受虐经历也是重要的脆弱特质，后者正好与“压力”触发点之一相照应。
事实上，洛佩兹－卡斯特罗曼的这项研究结论，是70年代著名精神病学家祖冰（Joseph Zubin）和斯普林（Bonnie Spring）提出的心理病理学的“素质－应激”模型的演化。“应激”是不良生活事件，而素质，则是先天存在基础导致的个体敏感性差异，表现出来的就是相同不良生活事件对于不同个体的不同影响。
洛佩兹－卡斯特罗曼对自杀可能性的二维定位，虽然很大程度上简化了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性，却为临床诊断提供了便利，特别是越满足上述条件的求助者，其自杀的可能性越高，在做预防措施时就更有针对性。事实上，自50年代开始，法国就开始陆续诞生关注自杀和心理干预的“志愿协会”和“非营利组织”，首个相关机构成立于1958年，1961年法国又成立了第一个24小时呼救热线“SOS Amitié”。随后，巴黎圣－安娜神经心理中心（Sainte-Anne de Paris）的几位医生创办了法国首个自杀预防研究团体（Groupement d’étude et de prévention du suicide）。随着上述偏重于研究和致力于一线的两种组织的分别成立，法国的自杀预防工作正式开启。
正是得益于这些机构组织的多样性和地域涵盖，在自杀问题这个领域内，法国拥有十分翔实的数据。成立于1996年的反自杀联合会（L’Union nationale pour la prévention du suicide）去年初开始收集和整理这部分数据，历年来的自杀预防策略、预防形式以及所涵盖的人口数量将成为这次统计的重点。
针对自杀问题，法国社会事务与卫生部持续推出相关公共政策。“面对自杀行为的国家策略五年计划（2000～2005）”在五年当中，共投入150万欧元，用于完成该五年计划的目标，而法国各省在预防自杀方面的投入则多达2000万欧元。随后又有“反自杀行为国家项目2011～2014”，将目标定位于自杀实施前的“事前心理干预”，以及自杀行为实施未成功的“事后心理干预”。
“全国自杀观察所”则成立于2011年。在发布今年引入关注的最新报告之前，他们在2014年已经对如何干预自杀问题做过相关研究报告。
而2016年的这份最新报告，同时也是一份浩繁的社会学研究成果，它关注到目前存在的诸多志愿机构和非营利组织在预防自杀领域内的努力，虽然目前的努力从减少自杀率的结果上看还不显著。
再反观近几日国内发生的高中生自杀事件，的确令人感慨，这个年龄层的孩子正面对成年人无法理解的压力，尽管每个成年人都是从青少年走过来的，却不一定能够深刻了解自己的孩子。令人担忧的是，在实施自杀行为之前，他们是否有过求助的念头，如果有，在获取上是否足够便利？不幸发生之后，受影响者如何解决心理问题，而媒体对此的相关报道又是否恰当——自杀委实是一道多面而复杂的社会命题。
法国仍然在自杀率上位居欧洲首位，“每个自杀者背后，都有26个悲恸者”，从这个角度，对单个自杀事件而言，一次自杀无论成功与否，其杀伤力无异于一场地震，震源所辐射的家人朋友，是悲恸者也是受害者，劫后余生的他们显然也需要心理干预，这也是法国的自杀心理干预范围中，往往也包含了这部分人的原因，而自杀事件影响的深远之处正是在此。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每年逾80万人死于自杀，再加上自杀未遂的人数，“自杀”一词背后，所影响到的人群数以亿计。
文 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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