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商业要走出去，如何在“一带一路”上发扬传统商帮文化是个关键。能否像当年晋商那样“以义制利”，或永嘉学派那样“以利来养义，以义来和利”，决定了我们的商家能走多远。
现在热炒的所谓“儒商”概念，在历史上其实是并不存在的。
在梳理传统文化的时候，发现在主流文化中，孔夫子他老人家审定过的《春秋》、他老人家的《论语》里面，很少谈或者几乎不谈怎么样做生意。一般讲的商业文化的概念，基本上在那里找不到。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传统文化中发现一点点蛛丝马迹。比如说孔夫子最好的72个弟子中间有一个子贡，子贡就是一个商人。
儒家的核心思想，包括后来的理学，它解决的问题是农耕文明时代的问题，那时候叫做耕读为本，耕读传家，就是种地和读书结合才能传家。可是你再怎么种地，再怎么读书，农业社会里面仍旧产生很多的特产需要流通，不是说种地粮食够了，吃饱了就行了。特产怎么办？要流通，要交换，要有商。第二还有很多传统的手工业甚至一些传统的工业产品，比如那时候都是用铜钱，这个铜来自于开矿和冶炼；还有铁，我们所有用的生产工具，家里和厨房里用的砍刀都是用铁做的，这也是工业产品。
在强大的农耕文明时代，我们同样有商业文化这一脉的基因，只是没有成为主流文化。所以我们很轻蔑称之为“商帮”。为什么？这一批从事流通和制造业的人，他们不可能像传统的农民那样固定在土地上，他们要流通，流动者很难纳入我们传统的这一个政治制度、社会秩序进行管理，怎么办？古人很有智慧，干脆你们自己管自己，所以我们商帮就像丐帮一样，变成一个帮派。当然“帮”这个词在我们汉语里面往往是一个贬义词。
我们讲商业文化绕不开两个字，一个是“利”，一个是“义”。商业当然天然的是为了利，无论是我们的商业活动、商业行为、商会组织建设等等这些问题上，我们的核心问题就是赢利，如果没有利还要什么商呢？换句话说在现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占有了这么多社会资源的工商业企业家，如果他不去盈利就是不合情理，不赚钱的企业家是不道德的企业家。商人的天职、企业家的天职就是创造财富，创造更大的财富。但是在社会层面上，我们又面对另外一个问题，这个社会讲的是公平，讲的是正义，讲的是“义”，所以商业文化的核心问题，就是利和义的关系怎么处理。
中国对外的商业过去是走北方的丝绸之路，在宋朝，特别是南宋之后，丝绸之路被北方的少数民族切断了，我们无法从北方的陆路进行交易，所以在宋朝中国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繁荣，主要是依靠南方的海港。南宋时福建的泉州是世界最大的港口，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兴起。反过来带动了南方一些学者们思考一个问题：经商，特别是对海外的贸易是如此利国利民的好事，但是为什么传统的思想总是不把它当回事，甚至是鄙视呢？
“永嘉学派”的这些学者们，因为他们正好在浙东沿海地方接触了最发达的海外贸易，感受了商业的力量，所以他们提出一个观点，把利和义的关系做了辩证解释，要“以利来养义，以义来和利”。承认每个人都有一种获利的欲望，这种欲望是正当的，所以应该努力获取利润；但是要用利润来干什么？要养义，大义凛然的东西，大义大道的东西，还是用利来养，不是空谈义。第二个是用义来和利，也就是说要把我们最原始的获利的冲动适当约束一下。中国儒家思想里面，永嘉学派是少有的把利和义并重的学派。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有非常深厚的商业文化这一脉，就是商帮文化。商业文化更多的不是在主流的儒家思想里面，或者是主流的八股文章里面，更多的是各个商帮基于自己的地理环境，基于自身的地域文化，然后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以商帮文化为表现形式的中华传统商业文化。
加强对商帮文化的研究，其实是为今天建设新的中华商业文化，需要发掘我们传统文化的资源和优秀文化的基因。你想突变，一下子从外面移植一个东西来，能不能搞得成，很难讲。很多时候基因突变就变成怪胎的，还不如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基因好好整理，好好发掘，在这个基础上再来学习西方商业文化，融合创新发展。
中国的商业要走出去，如何在“一带一路”上发扬传统商帮文化是个关键。能否像当年晋商那样“以义制利”，或永嘉学派那样“以利来养义，以义来和利”，决定了我们的商家能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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