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10月15日，习仲勋出生在陕西省富平县淡村镇一户普通的农民家庭。从他出生到1952年进京到中央工作，除了在创建南梁根据地和随红军西征在陇东工作一段时间外，习仲勋在陕西度过了近40年的岁月。他对于这块土地怀有深深的感情，始终牵挂着家乡的风物。解放后，西安城墙曾三次面临被拆除的危机，习仲勋都在城墙保护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950年，西安在恢复城市建设时，为了加快工业建设，修理水路，提出了拆除古城墙的计划。4月7日，作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的习仲勋主持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三次集体办公会议时，讨论城墙的议题。在听取大家意见后，他认为，仅仅为了修理水路，没有必要拆除城墙，“一动就会乱”。大家赞同他的意见，最后形成决定，不但不能拆除城墙，而且要予以保护。西北军政委员会随即以彭德怀、习仲勋、张治中的名义，发出了《禁止拆运城墙砖石的通令》。
1958年，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升级，拆城墙相继在全国各地被提上日程。“拆墙风”先由北京开始，很快蔓延到了西安。1958年6月17日，西安市人民委员会召集有市委文教部、市政协、文史馆、参事室、文化局、公安局、教育局、房地局、历史博物馆、西北工业设计院等单位的负责人和相关专家学者参加的座谈会，讨论西安城墙拆除问题。在讨论会上，大家各抒己见，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主张拆除，一种主张保留。两派中，拆除派占了多数。
同年9月，西安市委向陕西省委报送了拆除西安城墙的请示报告：“认为西安城墙可以不予保留，今后总的方向是拆。为了便于人民以后瞻仰，只保存几个城门楼。但目前可将需要拆除的地方和危险的地方先予以拆除，暂不组织大量的人力全面集中搞。今后将按照城市发展的需要结合义务劳动，逐步予以拆除。”10月，省委回复：“原则同意关于拆除西安城墙的意见。拆除工作应该做出计划。对城门楼阁应严加保护，不予拆除。”
之后，城墙垛口的砖几乎被拆尽，南城墙西段外包砖全部被拆走。作家肖云儒当年就住在城边，他记得城墙底下遗砖无数，市民抢着搬回家铺地，他随手也捡了几块城砖，回家做了砚台。
于是，“城墙保留派”心急如焚，时任陕西省委第二书记的赵伯平就是行动者之一。1933年，赵伯平在陕西省三原县任县委书记时，比他年轻的习仲勋在那里担任团县委书记，两人有一段深厚的情谊。赵伯平想到向西安城墙第一次面临拆除时挺身而出的习仲勋求支援。1952年，习仲勋进京到中央工作，此时是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赵伯平的秘书刘云岳记得：“那天刚开完常委会（即对市委请示拆除城墙的表决会）后，赵伯平就急忙找他，急切地说：‘赶快给习仲勋写信！’”刘云岳回忆时特别强调了“赶快”两个字，以说明当时的情形紧急。
与此同时，以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陕西省文化局副局长武伯纶先生牵头，陕西省文物工作者王翰章、贺梓城、范绍武、王世昌等五人，也向西安市领导反映，要求停止拆除城墙。王翰章说，当时他们被直接顶回来了：“都到现在了，你们还保护那些封建城堡干什么！”他们担心省里和市里态度一样，就以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名义向国务院发电报，请求国务院干预。
习仲勋收到了西安的信和电报，马上让办公室致电陕西省和西安市，要求立即停止拆除城墙，此举对保留古城墙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之后，他又指示文化部研究保护西安古城墙的问题。早在1957年，文化部就曾多次向国务院提交报告，要求停止拆除北京旧城。报告中认为：“北京城墙的存废不仅影响国内，而且有国际影响，必须严重考虑。”文化部接到习仲勋电话后，极为重视这个难得的机会。1959年7月1日，文化部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建议保护西安城墙的报告》，建议指出：“据我部了解，在西安城市建设过程中，西安城墙已有部分拆除。西安城墙具有悠久的历史，宋、金、元各代均因隋唐旧城故址筑城，据志书记载：‘隆庆二年巡抚张祉甃以砖’、‘崇祯末巡抚孙传庭筑四郭城’。城墙东西长七里余，南北长五里，周二十五里，高三丈四尺，基厚六丈，顶宽三丈，旧有四门，并保存有城楼、箭楼、角楼等。建筑雄伟，规模宏大，是我国现存保存最完整而规模较大的一座封建社会城市的城墙，也是研究封建社会城市规划、军事历史的实物例证和研究古代建筑工程、建筑艺术的重要参考资料。据了解，西安城墙在现在都市规划中，可以不妨碍工业建设的发展。因此我部认为应该保存，并加以保护。”
1959年7月22日，国务院由此而发出《关于保护西安城墙的通知》：“国务院同意文化部的意见，请陕西省人民委员会研究办理。”9月26日，陕西省人民委员会把国务院的通知转发给西安市人民委员会，中共西安市委和西安市人民委员会经过认真研究，开始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西安城墙，并于12月28日发布公告：“自即日起严禁拆取城砖、挖取城土以及其他破坏城墙的行为。”
西安作家商子秦说，原西安市委书记崔林涛曾对他分析，保西安城墙，习仲勋是冒着很大风险的，也非常有智慧。“习仲勋当时分管文化部，让文化部文物局打报告，保护西安城墙。他收到报告再一批，就保下来了。而且当时正在研究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顺带也把西安城墙塞进去了，又加一个保护伞。”1961年3月4日，经国务院批准，西安古城墙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西安城墙保住了，习仲勋却在后来因此吃了苦头。1962年七八月间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和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习仲勋成为这场斗争最早的受害者之一。中共陕西省委副秘书长林牧随同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参加了八届十中全会的工作。林牧后来回忆，张德生口授提纲，让他起草了一个会上揭发批判习仲勋的发言。这个发言揭发习仲勋的八个“问题”，其中有一条就是习仲勋不许拆西安城墙。“当时我不理解，为什么不许拆西安城墙也成为政治问题了？后来我知道了拆古城墙是最高领袖最后拍板，我才理解张德生不得不揭发这个问题的心态，我才懂得习仲勋保护西安城墙的难能可贵。”
为什么习仲勋一定要坚持保护西安城墙？对故乡的情感因素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这和他对古代文化遗产的珍视态度一脉相承。在担任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政府主席期间，习仲勋就认为近代中国是古代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重要时期，如何对待脱胎于古代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课题。在冬学运动中，当时有人认为《三字经》等书是封建社会的启蒙课本，必须予以取缔，但他却说：“对于《千字文》、《百家姓》等书，如果群众要念，可以让群众去读。”
习仲勋还将文物保护和统一战线的建设结合起来。他不仅倡导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还通过发展少数民族教育、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等措施，帮助他们发展生产，提高革命觉悟，引导他们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8年11月，他指示新正县拨款修缮了龙嘴子清真寺，这一尊重回族文化传统的措施赢得了全体回民的拥护。
在西北野战军南下作战时，习仲勋和林伯渠、贺龙于1948年联合署名发出《保护各地文物古迹布告》，强调在我军到达新解放区时，应由军队政治机关训令部队切实遵守保护文物古迹的法令，其中特别贵重的应开具清单派人护送至西北局宣传部统一保管。该布告还将文物分类，以保障命令的执行。这致使西北地区文物古迹在战争期间损毁极少。
1949年1月17日，习仲勋在西北野战军党的第一次代表会议上作《关于接管城市问题》的报告，提出“严格保护，不许破坏”的接管城市基本方针。1951年，在西北局第一次文化行政会议上，他又进一步指出：西北是我国古代文化的发源地，西安是周、秦、汉、唐等王朝的建都之地，因之在西北保护历史文物古迹有着重大意义。另外，延安是全中国的民主圣地，革命文物也非常丰富，我们要用很大力量保护文物古迹。今后在修铁路、修工厂时从地下挖出的东西，以及流散在民间的东西，都要想办法搜集起来。现在我们的军队还住在文庙里，住在大雁塔里，要赶快往外搬。在这方面要进行宣传教育，加强管理。
建于唐贞观元年（627）的蒲城慧彻寺宝塔，比西安慈恩寺大雁塔还早25年，比荐福寺小雁塔早80年，是中国最早的唐塔。宝塔在嘉靖大地震时顶端两层崩毁，又经长期风雨侵蚀，塔体掉落砖块，岌岌可危。1952年秋，蒲城中学上书专报，建议将其拆除。习仲勋阅后即批示：“校可迁，塔不可毁。”省政府遂予以拨款保护。
对于历经磨难的西安古城墙，保护下来还不够，习仲勋继续留心它后来的状况。1981年，他读到了刊载在新华社11月22日《国内动态清样》上反映西安古城墙遭破坏的一篇文章。文中在列举西安古城墙遭破坏的情况后，从两个方面指出存在的问题：一是没有把保护文物古迹作为“保护精神文明，建设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如四个城门的瓮城被机关单位和居民长期占用的事，已经喊了十几年，迟迟得不到解决。解放后，南城门、西门瓮城曾被数家单位长期占用，且卫生状况及其糟糕。西安市人民政府早就做出了搬迁的决定，但占用状况长期没有改变。二是与管理城墙有关的单位相互扯皮、制约，各行其是，使保护工作不能落实。由于没有统一协调的机构，城墙管理所无法管理，各单位各搞各的，侵占城墙内外的空地。有关部门因此而建议，西安市城墙管理所应该成为一个有实权的单位，城墙应由文物部门统一管理。
习仲勋读到这份内参，立即让秘书给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打电话，让他们查证。这促使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按照习仲勋的批示，于1981年12月31日形成了《请加强西安城墙保护工作的意见》，致函陕西省人民政府，提出三项措施：一是希望按照国务院《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规定的精神，责成西安市人民政府切实做好保管工作。要划出必要的保护范围，竖立保护标志与说明，并且建立科学记录档案，设置专门的文物保管机构。二是应有一个统一的规划方案，制定维修保护办法。所有的占用单位要限期迁出。今后城墙的保护由专门机构负责管理，并将保护维修纳入城市规划建设之中。三是以政府名义公布保护城墙的命令或条例。自命令公布之日起，严禁乱拆城砖、乱挖墙角的破坏行为。如有故犯者，不论大小机关、公私个人等，均应依法惩处，为首者应予严惩。1982年8月20日，西安市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保护西安城墙的通告》。
1983年2月，西安环城建设委员会成立，西安古城墙的保护工作从此走上正轨。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和历届省市主要领导的要求，环建委主持了对西安古城墙的大规模修缮，清理了占用瓮城的单位和居民，修复了东门、北门箭楼，补建了南门闸楼、吊桥，并建成环城公园，从而使这座当今世界上保留最完整的古城墙重放光彩，与护城河、环城公园、环城路四位一体，成为西安的一大旅游景观。
1997年，环城建设15周年的时候，环建委主任史凡去深圳看望习仲勋，向他汇报城墙保护和建设的最新情况。当时西安城墙除了火车站广场那里没有修补连接外，其余全部整修完毕。“习老见面就问，城墙连起来了么？我回答还有一个口子。他说赶紧要连起来，你们叫环城建设委员会，就要把城环起来才行。”史凡说，“本来保健医生只允许习仲勋半个小时的谈话，可是他说起家乡、说起城墙根本就停不住。”
2004年12月，西安古城墙最后一个豁口，即西安火车站广场处通过桥型城墙连接起来，习仲勋的心愿才终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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