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反兴奋剂漫长的战争中，这样的故事将会不断上演。
神话？谎言？
2014年2月23日，索契冬奥会最后一天，俄罗斯人特意将赛会最后一个项目——越野滑雪男子50公里集体出发的颁奖仪式设在了闭幕式现场。他们对这个项目的胜利志在必得。闭幕式演出开始前，体育场如愿升起三面俄罗斯国旗。亚历山大·列赫科夫（Alexsander Legkov）站在最高领奖台上。包括总统普京在内的4万多名观众群情激昂地高唱国歌。为举办冬奥会，2000户家庭搬离了索契，处于经济低谷的俄罗斯投入了510亿美元巨额资金。但在那个时刻面前，这一切似乎都是值得的。
普京说，索契冬奥会是他在位14年间俄罗斯重新崛起的证据。从成绩单看，确实如此。俄罗斯以13金11银9铜的成绩傲视群雄。俄奥委会主席茹科夫说，这个成绩远远超过俄奥委会的预期，他们原本的目标是奖牌榜第三名。俄媒体则欣喜地指出，上一次本国在冬奥会上取得这么多奖牌还是1988年加拿大卡尔加里冬奥会时。代表团在索契的表现，可以说是“重现了苏联时期的辉煌”。
然而，今年5月12日，莫斯科反兴奋剂实验室前负责人罗琴科夫（Grigory Rodchenkov）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称索契冬奥会存在系统性的兴奋剂舞弊，涉案运动员包括亚历山大·列赫科夫等数名金牌获得者。一切都被打上了巨大的问号：索契，究竟是神话，还是谎言？
罗琴科夫拥有分析化学的博士学位。他执掌莫斯科反兴奋剂实验室多年。这间实验室是俄罗斯境内唯一一家通过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认证的实验室。罗琴科夫说，2014年1月21日，冬奥会开幕前两周，他刚刚到达索契开始奥运会实验室的工作。当天，他收到一张表格。表格上填有一些运动员姓名以及他们的竞赛日程。罗琴科夫得到指示，一旦这些选手获得奖牌，他必须采取行动。
在国际大型比赛中，运动员被要求在赛后提交尿样。尿样会分装在两个瓶子里。A瓶马上进行检测，B瓶则进入长至10年的封存程序，以备日后复检。由于奥运会严格的检测，服药运动员一般会在赛前停止服用违禁药物。但罗琴科夫说，在索契，运动员得以在奥运会期间“安全”使用禁药。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将瓶子里的尿样调换出来。装盛尿样的玻璃瓶子是方形的，直径大约5厘米，高约13厘米，每只价值15美元，由成立于1865年的瑞士家族企业贝林格公司生产。上世纪90年代，尿样瓶开始进入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的视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奥林匹克分析实验室前负责人多恩·卡特林（Don Catlin）曾是医学委员会成员。他回忆，当时，贝林格公司向一屋子的专家们展示了几种不同的尿样瓶。目前使用的这一种被大家挑选出来。它令在场的人们“格外欣喜和兴奋”，因为它“毫无破绽”。每只瓶子的瓶盖上有独一无二的七个数字组成的编码。瓶盖拧上时，带齿的金属环会“永久性”地死死将它和瓶身锁在一起。多恩·卡特林曾经试图用非破坏性的办法打开尿样瓶，但是根本无处下手。兴奋剂实验室打开瓶子的唯一方法是使用贝林格公司出售的价值2000美元的特殊机器。它能够将瓶盖拦腰切断——这样一来，人们也就知道，这些尿样被动过了。
尿样瓶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首次试用。此后，它成为国际大型比赛的标准用品。过去十几年里，它的安全性从未受到有力质疑。根据罗琴科夫的说法，2013年秋天，一个神秘男人开始不断到访莫斯科实验室。他向罗琴科夫索要了数百个尿样瓶。他对用于密封瓶盖的金属环格外感兴趣。就在索契冬奥会开幕前的几周，神秘人再次出现，他向罗琴科夫出示了一只原本密封的尿样瓶——它已经被打开了。印有独特编码的瓶盖完好无缺。“我第一次看到瓶子被打开时，我简直无法相信我的眼睛。我曾经真心相信它是无法攻破的。”
索契冬奥会的兴奋剂检测实验室有近100名工作人员，包括罗琴科夫莫斯科实验室的雇员和一些国际反兴奋剂专家。实验室的安保非常严密，到处都是监控摄像头，任何人进入实验室都需要通过安全检查。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一名独立观察员会不定期检查实验室的工作，但是他几乎没有在晚上到访过实验室。
理论上，送到实验室的尿样是匿名的。罗琴科夫说，每天晚上，体育部官员会给他一张新的运动员名单，名单上标注了尿样瓶的七位数编码。为了让罗琴科夫找到对应尿样，这些运动员在采集尿样时记下了瓶盖上的编码，并将它发给了体育官员。
一般在午夜，罗琴科夫会收到“尿样已准备好”的信号。他脱下他的实验室外套，换上一件俄罗斯国家队的运动衫，离开他位于四楼的办公室。在确认无人看见的情况下，他溜到一楼的124房间。这里原本是一间储藏室。房间唯一的窗子已经被胶带严严实实地封起来了。他挪开靠墙摆放的一只仿木橱柜，露出墙壁上一只巴掌大小的洞口。通过那儿，尿样瓶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实验室。
罗琴科夫说，尿样瓶会被带到附近的一栋楼里。一般在两小时后，墙壁那边的人会把瓶子送回来。瓶盖已经“魔法般地”被取了下来。同时送来的还有清洁的尿样。这些尿样是运动员几个月前提供的。它们装在苏打水瓶子、婴儿奶粉配方瓶等各种各样的容器里。
罗琴科夫和一名同事将含有禁药的尿样倒在124房间旁边的厕所里。他们清洗瓶子，用滤纸擦干，再灌上清洁尿液。有时，他们会喝点茶、抽支烟小憩一下，在一盏微光灯的照耀下一直工作到黎明。
罗琴科夫称，比赛结束时，有将近100份样本被调换，并不是名单上的所有运动员都获得了奖牌。整个俄罗斯女子冰球队都使用了违禁药物。
而罗琴科夫指控的最惊人之处在于，他坚称，负责打开瓶盖的神秘人物是在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工作。
针对指控，俄罗斯官方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变化。5月12日，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谴责罗琴科夫的行为是“投敌者的中伤”。他说，罗琴科夫的话毫无根据，他既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也论证不出什么结果。俄体育部强硬地表示，这些爆料建立在臆断的基础上，索契冬奥会反兴奋剂工作一直处在严密监管之下，类似指控只是为了败坏俄罗斯体育的名声。
但在5月15日，一贯强硬的俄罗斯体育部部长维塔利·穆特科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发表声明，承认此前已经被曝光的俄罗斯田径协会以及运动员在兴奋剂方面犯下了“严重错误”。他同时说：“很遗憾，我们没有尽早抓到那些试图欺骗我们的运动员，俄罗斯一直致力于维护最高标准的体育运动，反对任何有违奥林匹克价值观的行为。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感到非常抱歉。”
5月21日，总统普京也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谈到了兴奋剂事件。他并没有指责罗琴科夫，而是声明俄罗斯将全力支持对兴奋剂事件指控的所有调查工作：“如果有任何疑点，他们都应该被禁赛。体育容不下任何兴奋剂药物的侵入，这是一场关于诚信的战斗。”
罗琴科夫是在美国洛杉矶发布这些消息的。他称，2015年底，俄罗斯田径兴奋剂丑闻发酵后，俄罗斯官方逼迫他辞职。出于对安全的担忧，他在美国电影人、纪录片导演布莱恩·弗格尔（Bryan Fogel）的帮助下逃往洛杉矶。他和布莱恩·弗格尔于2014年在索契相识。罗琴科夫为自证“清白”做好了准备。在他的证词被公之于众后，罗琴科夫向国际反兴奋剂机构和国际奥委会发出了一封公开信，要求他们对索契冬奥会俄罗斯运动员的B瓶尿样进行检测。他称，尽管无法从这些替换尿样中找到类固醇药物，但他有办法证明自己的话：由于运动员的饮食变化，他们不同时期采集的尿样的成分比例会有差异。当初，为了能够使替换尿样符合原始尿样的化学指标，不留下破绽，他在新尿样中添加了盐或者水。部分尿样中可能检测出这些餐桌盐的成分。而且，当人们打开那些尿样瓶时，他们会在瓶子的颈部金属环所处的位置留下划痕。
吹哨者
在持续两年不断发酵的俄罗斯兴奋剂丑闻中，罗琴科夫并不是第一位吹哨者。
我打通德国独立调查记者哈约·赛佩尔特（Hajo Seppelt）的电话时，他正忙得不可开交。不断有新的电话插进来打断我们的交谈。赛佩尔特是一个“24小时工作者”。在过去一年半时间里，他推出了三部纪录片曝光体坛的兴奋剂黑幕。2014年12月3日，德国ARD电视台播放了其中的第一部：《禁药密档：俄罗斯如何制造出它的冠军们》。这部55分钟长的片子激起轩然大波，促使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对俄罗斯进行了长达一年的独立调查。国际田径联合会在2015年11月做出决议，对涉嫌“系统性”使用兴奋剂的俄罗斯田协实行全面“禁赛”。这意味着：俄罗斯田径运动员及所有相关人员将被禁止参加包括世界田径系列赛和奥运会在内的全部比赛，直至禁令终止。而当时，担任莫斯科反兴奋剂负责人的罗琴科夫正是调查的关键问题人物之一。
哈约·赛佩尔特告诉我，2014年春天，一位熟悉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体育官员告诉他，他应该和俄罗斯田径运动员尤莉娅·斯捷潘诺娃（Yuliya Stenphanov）联系。她的丈夫维塔利·斯捷潘诺夫（Vitaly Stephanov）2008至2011年在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工作，曾经是一名兴奋剂检测官员，还担任过该机构教育部门负责人、特别项目部门负责人以及总干事顾问等职务。从2010年开始，斯捷潘诺夫向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发送了超过200封邮件，指控俄罗斯存在严重的兴奋剂滥用问题，但是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并未对此做出反应。
哈约·赛佩尔特不愿透露他与斯捷潘诺夫夫妇接触的具体情形。他告诉我，最初，他只是想写一则报道，但是得到的信息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我在8年前就听说一些国家存在广泛的兴奋剂使用的现象。那时候，我需要完全依靠自己去发现证据。但这是这一次，斯捷潘诺夫夫妇带来了证据，他们掌握了大量的录音、录像。”
哈约·赛佩尔特迅速找人翻译了这些录音，接着他见到维塔利本人，这些都促使他相信他们提供的证据是确实的、有说服力的。“我看到的证据越多，就越认识到这件事的广度和深度超乎寻常。”“他们（斯捷潘诺夫夫妇）对我说：‘你是我们将事实公之于众的唯一希望了。’于是我决定推出一部重磅纪录片。”
在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工作后不久，斯捷潘诺夫逐渐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他作为兴奋剂检测官员去棒球队做兴奋剂检查时，运动员都带着外国护照前来登记。2008年在车里雅宾斯克举行的俄罗斯青少年田径锦标赛上，一个女孩获得400米第二名。女孩的教练径直找到他要求“不取样”，斯捷潘诺夫拒绝这个要求。但他接连受到了来自俄罗斯田径协会和俄反兴奋剂机构高层的压力。田协副主席甚至向他提出贿赂，要求他对这件事保持沉默。
2009年，斯捷潘诺夫遇到了尤莉娅。尤莉娅是一名女子800米运动员，她直言不讳地告诉他，几乎所有的俄罗斯国内田径运动员都在服用兴奋剂。根据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独立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早在2006年，俄罗斯田径联合会教练莫科涅夫（Mokhnev）就向尤莉娅提供促红细胞生成素注射剂等药物。在这些药物的作用下，尤莉娅的800米最好成绩得以从2分08秒47提高到了2分03秒47。与此同时，莫科涅夫指导尤莉娅记录自己的服药情况，通过这份记录来计算在比赛前多久需要停止服药，以在药检中脱身。
提高成绩的诱惑如此之大，以至于从2009到2011年，这对情侣一直过着精神分裂式的生活：维塔利从事反兴奋剂工作，而尤莉娅源源不断地服用和注射禁药。尤莉娅的成绩越是提高，越是走近俄罗斯国家队的核心圈子，她也就越清楚地发现：所有人都处于一个巨大的兴奋剂关系网中。
俄罗斯田径协会教练梅尔尼科夫（Melnikov）负责国家队训练营的组织工作。他直接将尤莉娅介绍给了俄罗斯田径协会首席医学官员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博图加洛夫（Dr. Sergey Nikolaevich Portugalov）。而后者根据运动员各自的情况，为她们定制补剂和兴奋剂类药物。2011年4月23日，尤莉娅收到博图加洛夫发来的邮件，他告诉尤莉娅，她的睾丸酮水平很低，但是接下来这个星期问题就会解决。那年5月4日到9日，尤莉娅在自己的训练日记中写下了“Tecthk”这个词，她后来告诉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独立调查委员会，这是她记录注射睾丸酮的方法。这些睾丸酮是莫科涅夫交给她的。服务不是无偿的。在接受“治疗”后，尤莉娅如果在比赛中获得金牌，需要上缴5万卢布，银牌3万卢布，铜牌则是2万卢布。此外，她需要从每个赛季的奖金和商业活动收入中抽取5%上缴。
2013年，已经跻身俄罗斯精英运动员圈子的尤莉娅突然从“天堂”跌落。2011年，国际田径联合会开始在反兴奋剂检测中引入生物护照。生物护照其实是运动员电子生物信息记录。它通过长期不定期检测每位运动员的血液样本和尿样，收集相关生物信息，建立数据库，从纵向水平上分析、对比，通过生物指标的变化判断运动员是否违禁。这种方法弥补了一些传统兴奋剂检查手段的不足。比如，有的药物在6小时或是8小时内起作用，过了这段时间，血检和尿检就无法识别。但用“生物护照”的方法，反兴奋剂专家可以发现运动员生物指标的异常变化，如造血细胞的数量大大增加等，这说明运动员可能使用违禁药物。2013年2月，尤莉娅没能躲过“生物护照”的检测，遭到禁赛2年的处罚，2011年3月3日之后的所有竞赛成绩都被取消。
禁赛使尤莉娅认识到，并没有人真正在乎她。她告诉哈约·赛佩尔特：“教练们找到女孩子，喂她们吃药，让她们跑步，一旦她们被查出服用兴奋剂，他们再找新人。”从那以后，她开始有意识地收集证据，她去找那些曾经给她“帮助”的人，偷偷录下他们的对话。这种取证活动一直持续到纪录片发布的前一个月。
2014年11月，尤利娅和俄罗斯国家田径队资深教练卡扎林（Kazarin）在位于吉尔吉斯斯坦乔蓬阿塔的俄罗斯国家队训练基地见面。2012年奥运会后，尤莉娅在卡扎林的带领下训练。后者向她提供了类固醇药物氧甲氢龙。卡扎林问起她复出训练的情况，推荐她使用小剂量的美替诺龙醋酸酯和促红细胞生成素等药物。尤莉娅提到博图加洛夫从前帮助她使用禁药。卡扎林告诉她，他不再和博图加洛夫合作了，因为“他什么也记不得”。尤莉娅试探说：“可能是因为他那儿人太多了。我去访问他的时候，他那儿有游泳队的教练和队员、越野滑雪的，各种运动的人……他要应付的人太多了，所以很容易忘事。”卡扎林欣然同意了这种说法：“正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不靠他了。”在这次见面中，卡扎林给了尤莉娅15片药片，告诉她含服在舌头下面，每天一片，连续15天，然后等待40天到45天药物会代谢干净。会面结束时，尤莉娅感谢他为自己准备的“糖果”。在尤莉娅隐藏的摄像镜头前，卡扎林露出了笑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检测了这些药片，它们是氧雄龙，一种能产生雄性征的类固醇内酯。
2014年11月20日，尤莉娅到访了博图加洛夫位于俄罗斯田径联合会的办公室。在这段秘密录音中，两人讨论了类固醇药物服用多久后不会被发现，以及如何使用在睾丸酮类固醇的同时避免在生物护照上出现纰漏。梅尔尼科夫后来也进入办公室加入谈话。他们开始讨论尤莉娅如何重新回到赛场。梅尔尼科夫告诉尤莉娅：“不是所有药物都会影响睾丸酮水平……我们会选择那些不影响睾丸酮水平的药物。我们会进行一些秘密测试。我们去年已经这么做了……坚持住，我说，我们正在掌控它，一切进行顺利……我们会确保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但是对于血检，我们还是做得不够。现在我们无法控制网织红细胞，他们还会抽你的血……所以没办法。”
尤莉娅能够在多年的服药生涯中不被发现，当然不能全然归功于教练和博图加洛夫的“悉心指导”。事实上，她几乎没有接受过所谓的“突袭药检”。教练们通常都能提前告知她药检时间。即使她真的无法通过药检，她也还有金蝉脱壳的办法。
在2010年7月12日到13日举行的俄罗斯国家田径锦标赛上，尤莉娅被告知，她的尿液促红蛋白生成素呈阳性。莫科涅夫告诉她，只要向莫斯科实验室交上3万卢布（当时相当于1000美元），这个结果就不会被呈报给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尤利娅将这笔钱付给了罗琴科夫的一位朋友。她告诉独立调查委员会，就在她付款的当天，罗琴科夫致电莫科涅夫，让他转告尤莉娅，不用再为自己的检测结果担心了。
尤莉娅说，在2011和2012年的俄罗斯室内田径锦标赛中，她都服用了禁药。而教练梅尔尼科夫与博图加洛夫完全知晓这一情况。在她比赛完毕后，博图加洛夫向她询问了尿样瓶的编号。这样，他能够联系实验室，确保她的尿样不会出现阳性报告。2011年2月17日，尤利娅将她的编码发给博图加洛夫：2573960。第二年，号码是2673502。她向独立调查委员会出示了当时的兴奋剂控制表格的复印件，上面印有当时的编码。
并不是只有尤莉娅享受这样的一条龙服务。在独立调查委员会的调查中，一名俄罗斯精英运动员以秘密证人的身份指控俄罗斯田径联合会主席巴拉克尼契夫（Valentin Balakhnichev）和罗琴科夫之间存在共谋关系，运动员要想免于麻烦，需要向俄罗斯田径联合会支付2万卢布，向罗琴科夫支付3万卢布。
这位证人的说法得到了其他运动员的佐证。俄罗斯马拉松运动员莉莉娅·肖布霍娃告诉独立调查委员会，在2009至2011年期间，为了掩盖服用兴奋剂的事实，她向梅尔尼科夫贿赂共计8.5万美元。在伦敦奥运会开赛之前的2011年12月，她支付了15万欧元给俄罗斯田协，来“延缓公布或改变她服用兴奋剂的检测报告”。不久之后，她和丈夫再次收到教练梅尔尼科夫的敲诈，要价30万欧元。这样，她用总共45万欧元的贿赂买到了第二年奥运会的通行证。
在一段2014年秋季尤莉娅秘密拍摄的视频中，她的队友、2012年伦敦奥运会女子800米冠军萨维诺娃（Maria Savinova）边玩手机边说：“我确实（服用了兴奋剂），我们还有其他选择吗？这就是我们的体系，在俄罗斯，只有用药才有效果。氧雄龙在20天之内就可以从体内代谢完毕，我的教练帮助更改了检测时间，而我的丈夫和反兴奋剂实验室的人关系很好。”
尤莉娅记得，过去在葡萄牙训练的时候，运动员们会集体使用假名来确保国外的反兴奋剂机构无法追踪到他们。而只要药检在莫斯科实验室进行，一切都有回旋的余地。这解释了兴奋剂检察官在俄罗斯的经历。去年，一名在俄罗斯工作的兴奋剂检察官告诉独立调查委员会，在萨兰斯克（Saransk）的一次检查中，他遭遇了一名等在他酒店房间外，要求陪同他和尿样上火车的警察。警察知道他的一切行踪，并希望确保样品被送往莫斯科实验室。午夜，这位官员故意打开房间的灯和电视机，过窗子离开酒店，赶去乘坐另一班火车。但是，在莫斯科火车站，他再次遭遇了警察。陪同他们的还有一位教练。这位教练在过去几年里有超过20名运动员尿检阳性。“就在我面前，他毫不犹豫地给莫斯科实验室打了电话，并告诉他们尿样瓶的编号。”兴奋剂检察官回忆，“警察会紧密跟随我的出行，并说实验室知道该如何做。”
亡羊补牢
去年，处于风口浪尖的罗琴科夫接受了独立调查委员会的问询。当时，他一面矢口否认对自己指控，一面含糊其辞地做出另一些指控。他称俄罗斯田径联合会主席巴拉克尼契夫收取运动赞助者的贿赂，并将部分钱转给博图加洛夫。他说他因艾莲娜·拉什马诺娃（Elena Lashmanova）的问题受到很大的压力，但他并没有说明是何种压力。拉什马诺娃是伦敦奥运会20公里竞走冠军，她在2014年2月被发现服用禁药。当时还有大量俄竞走运动员的药检呈阳性。他同时承认，俄罗斯竞走队以及由一些高水平运动员组成的“卡扎林集团”在兴奋剂测试方面受到庇护，但他并未说谁提供这种庇护，以及如何提供。
罗琴科夫为何会突然出走美国，并以吹哨者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
去年11月9日，独立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发布。根据报告的建议，国际田联对包括2012年伦敦奥运会女子800米冠军萨维诺娃在内的5名俄罗斯运动员、4名医生与1名官员实施终身禁赛。莫斯科实验室的认证资格被取消。但事情并没有平息。
今年2月3日，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RUSADA）主席西涅夫（Vyacheslav Sinev）死亡。该机构并没有公布他的死因。11天后，俄罗斯反兴奋剂中心前执行主任卡马耶夫（Nikita Kamayev）突然死亡。卡马耶夫从1980年起就在苏联运动医学所担任助理研究员，非常了解反兴奋剂领域违禁药物成分的研究工作。一名该机构前官员称，卡马耶夫在进行完一次越野滑雪之后突感心脏不适。
这两起死亡事件，特别是卡马耶夫的死引起了巨大的猜测和争议。去年11月21日，卡马耶夫曾给英国《太阳报》编辑部去信，宣布要公布一些此前未曾对外透露过的俄体育界反兴奋剂方面的历史。西方和俄罗斯基于此事实进行了完全不同的解读。西方媒体认为，卡马耶夫正因为此打算遭遇了政治暗杀。而俄罗斯体育网发文称，卡马耶夫发现自己被要求按照西方的命题来写作后，明确反对这么做。俄罗斯反兴奋剂中心前主任哈布里耶夫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卡马耶夫可能因为拒绝为西方“作证”而遭遇“意外”。罗琴科夫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走的。他给出的解释是：安全担忧。
罗琴科夫承认，自己不仅帮助运动员掩盖服药痕迹，还直接指导他们服用禁药。他说，经过多年的试错研究，他发明了含有美替诺龙（metenolone）、群勃龙（trenbolone）和氧甲氢龙（oxandrolone）三种类固醇的“鸡尾酒”：为了加速这些类固醇药物的吸收，缩短它们能被检验到的时长区间，他将药物掺在酒里——男运动员使用芝华士威士忌，女运动员用马提尼味美思，每毫升酒精混合1毫克类固醇药物。他曾经指导运动员，饮用“鸡尾酒”时要先将酒包在舌头下，在嘴里含一会儿，好促进药物的吸收。“所有运动员都像小孩子，你给他们什么他们都会吃下去。”罗琴科夫称在伦敦奥运会备战期间和索契冬奥会进行期间，许多俄罗斯运动员都在服用这种鸡尾酒。但罗琴科夫拒绝由他个人来承担罪责，他坚称，所有药物的分发都是在俄罗斯体育部门的授意下进行的。
罗琴科夫事件最令人唏嘘之处是，他并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可疑人物”。早在2005年，俄罗斯就有新闻媒体报道说罗琴科夫使用类固醇药物。当时，他在采访中承认自己大量使用违禁药品：“我曾经亲身使用和测试过兴奋剂清单上的几乎所有药物，并在继续进行相关实验。每次服用完药物，我就去跑大约10公里，然后给出检验样本。这是我工作的必须。”
2011年，罗琴科夫一度因为向运动员提供禁药被关押审讯。一旦罪名成立，他将遭遇4年到8年的监禁。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2012年12月，他的姐姐玛利亚·罗琴科夫因同样的罪名被关押，而罗琴科夫本人却官复原职。就在索契冬奥会前几个月，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已经发现了莫斯科实验室的检测结果有可疑差异，实验室的运作也受到了外部干扰。但考虑到索契冬奥会开幕在即，该机构并没有采取行动。索契冬奥会后，罗琴科夫不仅得到了普京的表彰，还得到了国际奥委会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表彰。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甚至在一份报告中将索契称作“奥运会反兴奋剂项目演变中的里程碑”。
在过去这些年里，向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检举违规行为的吹哨者也并不只有斯捷潘诺夫夫妇。2013年，俄罗斯田径教练奥列格·波波夫（Oleg Popov）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早在2008年，他带领标枪运动员拉达·切诺娃（Lada Chernova）参加奥运会训练营时，就有体育官员告诉他，每个人都需要为运动员通过药检“做准备”——“支付5万卢布。”他写信给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和俄罗斯体育部长维塔利·穆特科，说俄罗斯运动员正处于“毫无出路的境况”，“运动员不仅不得不服用非法药物，还不得不贿赂反兴奋剂实验室以替换自己的检测样品”。一些运动员甚至会蒙受“不白之冤”。拉达·切诺娃在2012年被查出药检阳性。但她的律师亚历山大·切博塔列夫（Alexander Chebotarev）证明实验室犯下了“严重错误”，其中包括文书上的一个伪造签名。这使得切诺娃的罪名被取消。男子400米跑选手瓦伦丁·克鲁格里加夫（Valentin Krugliakov）因为莫斯科实验室检测药检呈阳性而被取消了参加伦敦奥运会的资格。他坚持认为，这是因为自己并没有像其他运动员那样每年向实验室缴纳费用。
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体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皮特·唐纳利（Peter Donnelly）看来，俄罗斯发生的一切证明，传统的反兴奋剂治理结构已经无以为继了。“无论是由政府支持的反兴奋剂努力，还是由国际组织支持的反兴奋剂努力其实都不是真正独立的。当利益冲突存在的时候，无论是组织还是政府，都有理由掩盖运动员服药的事实。反兴奋剂机制从来都不可靠。”
罗琴科夫在写给国际奥委会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公开信里点名了他所陈述的事件的最可怕之处：“事实是，在俄罗斯所实施的那些诡计，能够在任何奥运会举办城市实施。更进一步的，我们的发现将无可争辩地证明，由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主导的反兴奋剂机制在保护奥林匹克运动尊严的努力是不成功的。简而言之，它失败了。这一不幸的现实将使所有奥运会的比赛结果——反兴奋剂项目实施之前的，以及未来的奥运会——都遭到质疑，包括里约。”
5月18日，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公开表示，如果发现罗琴科夫的所有指控真实存在，国际奥委会对俄罗斯将采取包括奥林匹克活动的所有禁令。俄罗斯体育部回应，希望国际奥委会不要一刀切，应该让那些干净的运动员参加里约奥运会。就在巴赫表态的前一天，国际奥委会突然发出一则通报，宣布瑞士洛桑的国际奥委会实验室运用最新的科技手段，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454份B瓶药样进行了复检。其中涉及有6个项目、12个国家和地区的31位运动员不合格。针对他们的纪律处罚程序已经启动。在距离里约奥运会开幕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进行大规模有选择的复查，这在奥运会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国际奥委会同时透露，还有250多份药样的检测结果将于近期出炉，这次检查的重点是北京奥运会和伦敦奥运会的奖牌得主。
哈约·赛佩尔特告诉我，斯捷潘诺夫夫妇和他们的幼子正居住在美国俄亥俄州。过去两年多时间里，他们隐匿了自己的姓名，不断地搬家，“处于社会的下层，收入微薄”。1997年，作为独立调查记者的哈约·赛佩尔特将自己的眼光锁定在兴奋剂问题上。在他的眼中，俄罗斯发生的一切绝不是特例，“只是人们都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今天比过去更糟糕了吗？“1997年的情况可能和现在一样严重，或许，现在的情况比从前来说甚至还有那么一点好转。”他说，“区别是，在1997年时，人们对兴奋剂问题或者避而不谈或一无所知，而如今，我们有更多的独立调查记者，有互联网来传递信息。现在，它浮出水面了。问题是，我们究竟会因此一鼓作气进行改革，还是像过去一样，等故事过去，一切归于平静。”
主笔 徐菁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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