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园林的形式语言如大屋顶、小桥流水、太湖石的假山、畸形的奇花异木和畸形的金鱼之类，我将之比为如之乎者也般的八股文；我所提倡的农民造田的艺术、灌溉的艺术、施肥的艺术、丰产的艺术，则像‘五四’时代所倡导的乡土的白话文。”
“我的理论和实践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远比在国内大。”在位于北大科技创新园四层的土人规划设计院办公室里，从事景观设计近20年的俞孔坚这样说。证据是他主导设计的一系列城市生态示范工程，先后斩获大量的国际奖项，包括十余次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颁发的年度设计奖。最新的荣誉来自于20多天前，俞孔坚与另外212名学者，一起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第236届院士。
熟悉国内景观设计圈的人，不难理解俞孔坚这句话背后的深意。尽管一手创立了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及土人规划设计院，并通过在200个城市的1300多个项目，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了国内景观设计行业的理论与实践，但由于思想与理念之争，俞孔坚成为业内无法绕过却极具争议的人物。
“誉满天下，谤亦满天下。”争议的面向虽然很多，起点却可以追寻。1996年，为给回国投石问路，俞孔坚乘火车从香港、深圳经上海抵达北京，一路所见令他震撼：浦东飞速生长的钢铁水泥丛林与沿途断壁残垣的村庄；北京的街道拓宽运动中，一排排白杨树被砍伐殆尽，一片片四合院被推为瓦砾，河道被硬化和裁弯取直，奇花异草装饰街道与市政广场。俞孔坚意识到，中国的城市正在经历西方城市化过程中犯过的错误。次年1月，回国之后，俞孔坚首先将批评矛头指向自己的专业领域，他撰写一系列文章，抨击传统园林为封建意识最后的避难所，其所倡导的精致休闲的“小脚”美学，虽有文化遗产保存的价值，却无力应对现代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危机与问题。
选择园林为批判对象，如同当年“五四”学人以孔子为对象批判传统文化，有策略上的考量。正是从鲁迅、同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的胡适那里，俞孔坚找到思想支援：“传统园林的形式语言如大屋顶、小桥流水、太湖石的假山、畸形的奇花异木和畸形的金鱼之类，我将之比为如之乎者也般的八股文；我所提倡的农民造田的艺术、灌溉的艺术、施肥的艺术、丰产的艺术，则像‘五四’时代所倡导的乡土的白话文。”很快业内哗然，争论激烈的时候，一位业界权威曾经指着俞孔坚的鼻子：滚回美国去，中国不需要你！此后，他更被开除出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并被禁止在学会的有关大会上做报告。
在俞孔坚看来，“五四”科学、民主的启蒙思想并未真正落实到各个领域，在建筑园林领域尤甚。要解决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必须再谈启蒙，使城市的决策者和开发者从思想深处清理封建集权意识、暴发户意识与小农意识，续唱“新文化运动”之歌。对大众文化而言，俞孔坚从幼年的乡土体验出发，希望倡导一种名为“大脚革命”的城市启蒙运动，其核心在于，“批判两千年来中国文化中的小脚审美——牺牲健康和功能而换取畸形的美丽，而倡导寻常、健康的大脚之美，倡导‘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
思想启蒙尚不足够。与一般的学者不同，俞孔坚做学术，办教育，办杂志，建设计院，做项目，几乎做了这一领域能做的所有事情。他清醒地认识到，在目前的决策机制下，必须影响那些有影响力的人，才有望真正践行自己的理想。每年他都要给市长讲十几次课，并将自己的著作送给他们，写信给国家领导人。正是在这些积极的奔走下，从“反规划”到“海绵城市”，他所主张的一系列设计思想，逐渐进入决策，深刻影响到城市与土地的规划建设。
由此带来的争议，自不缺少。其间的应对，既是理想的坚守，也是入世的智慧。俞孔坚当年的同学、易兰设计院院长陈跃中便认为：“他看到了这个问题，但也擅加利用。”
园林与景观之争
1980年，作为浙江金华白龙桥镇让长中学600名应届毕业生唯一考上大学的那名学生，俞孔坚被北京林业大学园林系录取。最初他填报了两个志愿，浙江林业学院的林学与华中理工大学的工科专业，结果考分比重点线高出不少，当时恰逢北京林业大学从云南迁返回京，阴差阳错下，俞孔坚被招入园林系。招生老师告诉他，这个专业就业前景很好，毕业后能到各地园林局工作。在乡下人眼里，研究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的专业，令人羡慕。
对当时的俞孔坚来说，只要能研究林子就好。记忆里，乡下家门口有一片风水林，里面野花遍地，溪流潺潺，有各种鱼类和鸟兽。小时候，俞孔坚经常在里面采水草、打猪食，那里既是他接触自然的乐土，也是逃避社会的天堂。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村里每个孩子都可以欺负他，受了委屈，他便跑进林子里。一面是残酷的社会，一面是和谐的自然，幼年记忆里那种对自然乡野的热爱，直接影响了他后来的景观设计美学。
进入“北林”后，园林系进一步分为植物学与设计方向，由于不会画画，俞孔坚开始被分去研究植物的细胞运动，同时学习亭台楼阁、观赏园艺等课程。在后来偶然的机缘下，他又开始学习园林设计。然而，他渐渐开始怀疑自己的专业，觉得所学的东西并不能解决现实问题。1987年，俞孔坚研究生毕业后，开始到各地考察旅行。一次，他到粤北的瑶族乡下，发现处在石灰岩地区的乡村非常干旱贫穷，几百号人在一口水井边排队接水。与此同时，家乡村里一个个水塘消失，风水林被砍伐卖掉，溪水也因为挖沙卖钱而断流干涸。
“现代化的城市发展，把我小时候美好的回忆都毁灭了。”而自己所研究的公园管理、花草养护，又能为此做什么呢？一方面是粮食不宽裕、植被遭砍伐、饮用水不足的生存问题，一方面是每年每平方米消耗掉1吨水，去维护和管理那些不长果实也不能发挥更多实际功能的花花草草，俞孔坚开始意识到那不过是一种“小脚”的美学，与之相反，必须用健康和丰产的设计美学处理城市景观。
1992年，俞孔坚赴美攻读。3年后，他拿下哈佛大学景观规划与城市设计专业的博士学位，此后又进入美国最大规划设计公司SWA集团工作。哈佛的学术气氛异常活跃，几乎每晚都有前沿大师的学术报告。“生态设计之父”伊安·麦克哈格（Ian Lennox McHarg）“设计遵从自然”的思想，彼得·沃克（Peter Walker）的极简设计，导师卡尔·斯坦尼兹（Carl Steinitz）将动态决策机制引入规划的理念，以及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的以普通人为本的城市规划设计理念，都深深影响了俞孔坚，他说：“如何把乡土的智慧变成解决当地问题的设计，事实上为我找到了一个理论的方向。”
1997年，俞孔坚回国时所目睹的城市化图景，让他再次感到传统风景园林必须改变，才能谈回应与诊治城市化运动中出现的诸多病症。作为整理国故的一部分，传统园林遗产当然值得研究，其中的先进技术应该借鉴吸收，但应以伦理与价值观为先导。传统风景园林与现代景观设计的区别在于：服务对象变了，原来属于少数人的癖好，不能放大成服务于大多数人；时代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变了，不能再追求曲径通幽小桥流水，现时代要解决的是城市的生态环境问题、可持续的问题、雨涝与生存的问题。
在陈跃中看来，争论有时陷入名词之争，关乎这一学科的名称究竟仍叫风景园林，还是改为景观设计？俞孔坚对此并不同意：“如果只认为是名词之争，显然没有认识到学科和专业发展的历史规律。”他追述国际学界从garden到landscape garden，再到landscape architecture的发展阶段，认为中国应该有新的概念与理论体系。如此，传统风景园林研究者的反应之大似乎也不难理解，在他们看来，整个专业都有被掀翻之虞。
比较而言，陈跃中更强调融合而非断裂。“其实所谓景观设计，就是现代风景园林，无非是拓宽了领域，把生态理念与现代美学融进来了。”在他看来，论辩的遗憾在于，双方都有以道德绑架理性之嫌。“你的制高点是生态，我的制高点是爱国与传统，都有道理，但缺乏规则与理性。”以“新文化运动”前辈为楷模的俞孔坚，显然并不认同传统的中庸之道——没有立场与原则的和稀泥，会断送创新的文化，他宁可看到有人站出来与他辩论。让俞孔坚有点尴尬的是，尽管北大有自主设计硕士的权利，但发给学生的毕业证上，仍然只能叫风景园林专业。
生存的艺术与野草之美
启蒙者的断裂并非拒绝传统，而在于坚持什么样的传统。在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所所长李晓东看来，风景园林的传统不要局限于明清视阈，有更早的注重“天人合一”的场苑传统。而出于对乡土的偏爱，俞孔坚早在研究生毕业后，便通过对一系列田野考察，系统研究了中国的风水文化。通过研究，他发现风水并不神秘，只是先人们为适应环境所总结出的一套生存艺术。“为什么选择背风向阳的地方，为什么选择有山有水的地方，这是中国农业文化的生存智慧。”这也是他为景观设计所追溯的一套传统。
“为什么，中国人坚持建筑开门不能正对大路？”俞孔坚举例说明，那是因为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不同，注重躲藏。作为对比，中国寺庙大多“深山藏古寺”，西方的神庙则盖在山顶，便于控制全城。农业文明的生存智慧，最终归结于“桃花源”模式。
有趣的是，俞孔坚有次在考察云南的小南海文化时，发现距今1万多年前史前人居住的遗址上有座道观，而修建道观的人并不知道那里是原始人的遗址，传承至今的生存智慧，使当代人与原始人拥有共同的理想。
这种发现，也让俞孔坚有了更多理论上的自信：一切景观设计，本质上是土地的设计，首要考虑的应该是生存与功能的艺术。在生态危机日益深重的今天，这种“生存的艺术”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2003年8月2日，在为部级领导干部举办的讲座“城市景观之路——通向生态与人文理想：续唱新文化运动之歌”上，俞孔坚提出与城市发展相关的两大危机：民族身份与人地关系。
所谓民族身份，就是梁启超所谓中华民族与文化“以界他国而自立于大地”的个性，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集中反映，城市景观恰好就是民族身份的一面镜子。俞孔坚列举了古典的西方帝国、封建的中国古典、现代西方帝国、异域景观与奇花异卉这四种城市景观化妆品之后，却发现中国城市缺乏民族身份的代表景观；而对代表传统宗族文化景观的破坏，河流土地的污染与浪费，则让中国陷入人地关系的危机：土地已不堪重负，其上附着的情感也日渐稀薄。
1998年的一件小事，进一步启发俞孔坚回到乡土与日常，来认识和建设城市。当时，父亲从乡下来京看望自己时，非常感慨：北京那么大的公园绿地，放在那太可惜了，如果拿来种地多好！小时候，为了节约土地，家里田埂很窄，仅能单脚踩过。为什么不可以呢？俞孔坚的思考，再次回到传统价值观及其影响下的规划设计美学。这一被概括为“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的景观设计美学，强调回到平常，回到土地。“野草就是鲁迅的那个野草，我说的野草就是白话，就是贫民，就是普通。”进而，俞孔坚把用这种美学设计的城市景观，称之为“白话城市”。
2005年，俞孔坚在沈阳建筑大学用东北稻作为景观素材，设计了一片校园稻田。当时，由于学校建设缺钱，又要尽快使用，同时希望有特色的设计，俞孔坚得以践行自己素来喜欢的“白话美学”。在一片片校园稻田中，分布着一个个读书台，稻谷的四时之美，与学子的读书之声融为一体，俨然现代版的耕读故事。作为一种“生产型景观”，这一项目获得当年全美景观设计师协会设计荣誉奖。
从“反规划”到“海绵城市”
目睹国内城市的圈地运动中，许多环境好、生态敏感的地块被开发商划分一空，1999年，俞孔坚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对这些地块不进行及时保护，等规划做完5年之后审批下来，已然来不及了。2002年，俞孔坚正式提出“反规划”的理念。
所谓“反规划”，并非不做规划，而是对城市基础生态资源，进行“负面清单”管理。首先划分出不允许开发的地块与资源：“首先确定城市开发的底线在哪儿，至于城市格局的进一步优化，则可以慢慢调整，不用伤筋动骨。”这一理念，主要针对所谓城市建设中“理想的规划”，无数的事实证明，由于人口等难以预料的因素，理想的城市规划几乎不可能实现。
在此后几年里，俞孔坚通过讲课、发表文章，不断阐述“反规划”的理念，并提出颇具操作性的“十大战略”，以保护城市的生态基础设施。2003年，俞孔坚与助手李迪华合写的《城市景观之路——与市长们交流》初版发行，至今已印行14次。为让更多领导意识到“反规划”的重要性，俞孔坚给全国600多个市长连同秘书、副市长，一共寄送2000本。
“反规划”再次引起业内哗然，俞孔坚将随之而来的批评视为——中国一些行业协会中所充斥的长官文化与长者文化。这种依然需要启蒙的文化劣根性，在很大程度上阻塞了创新之路。
“海绵城市”的提出，始于对生态安全格局的研究。2006年，全国拉开新农村建设的序幕。俞孔坚敏锐意识到，过往对城市环境生态的破坏将会延续到农村。他马上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写信，要求将农村的生态文化遗产尽快保护起来，做国土层面的“反规划”。温家宝的回信很快转批建设部与环保局，国土生态安全格局研究启动。2007年，俞孔坚和他的团队，为北京市提交了一份生态安全格局研究报告，画出北京市可能发生的洪涝灾害，应该保留的步行系统和自行车廊道，应该保护的乡土遗产。遗憾的是，这一报告并未引起足够重视。2012年爆发的一场暴雨，让北京市付出79条生命的代价，事故发生地不幸被俞孔坚言中，正是当年研究报告中划为生态保护地、不宜开发的地区。俞孔坚当即给市委市政府领导打报告，提出北京必须尽快建立“绿色海绵”系统，来解决北京的内涝问题。
所谓“海绵系统”，就是利用城市湿地、绿地系统、坑塘系统、湖泊系统等生态基础设施，像海绵一样将雨水蓄积渗透，以解决干旱雨涝等问题。俞孔坚发现城市雨涝的核心在于，当时采用硬性灰色的办法，将水直接排入管道，由于受季风气候影响，中国许多城市一面面临季节性暴雨带来的雨涝，一面却不得不面临雨季过后的干旱。以北京为例，“那些年北京缺水相当严重，每年地下水下降1米，与此同时，每年排掉10亿立方米的水，如果能将这些水蓄积利用，北京就不需要南水北调了”。经过一系列试验，俞孔坚发现，一个城市只要拿出10%的土地，就可以建立一个可以自蓄的雨洪管理系统。
2012年，俞孔坚利用海绵理论所做的哈尔滨群力湿地公园，经过媒体反复报道，引起政府高层关注。2013年，“海绵城市”很快就变成一个全国口号，建设部随即颁布相关准则，成立海绵城市技术委员会，并确立了第一批16个、第二批14个试点城市，一个海绵城市的运动随即掀起。
对这种运动式的城市规划做法，业内外向来不乏质疑。陈跃中与俞孔坚有着相似的留学背景，虽然认同雨洪管理的发展趋势，但他更愿意将“海绵城市”叫作“雨洪管理”，在他看来，“不存在‘生态项目’，应该有这样一套理念与具体技术，应用于所有项目”。政治运动式的做法，使大家关注于利益与政治指标，而非具体的实施技术。“这是一个很技术的活，在美国要经过‘注册景观师’的考试，才能做海绵项目。国内呢？”
这种担心，被俞孔坚视为现存体制的悖论——海绵城市本来是一个就地解决、分散民主的解决方案，在中国却不得不依赖于国家机器进行推广。由此出现的问题，只能视为操作层面的问题，借着管理经验的完善，逐步解决。
不仅仅依靠政府层面推动自己的设计理念，俞孔坚还有意识地通过一个个典型项目，践行并扩大理念的影响。某种程度上，他自称这也是被逼的结果，理想虽然很好，但究竟能否落地呢？
1998年，北京土人景观与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简称“土人”）成立。土人的创立，不但让俞孔坚有钱招兵买马，为后来的学生提供实践基地，其设计的项目，也成为俞孔坚推行自己设计理念的窗口。2001年，俞孔坚的土人设计院建成的第一个项目——广东中山岐江公园，将一个破旧的废船厂改造为主题公园，为国内首个工业遗产项目。2002年建成的浙江台州永宁公园，则首次践行“反规划”的理念，将原有水泥防洪堤砸掉，引入野草，恢复河漫滩的生态。2005年的沈阳建筑大学的稻田项目，则是“生产型景观”的一次实验。2007年建成的红飘带-秦皇岛汤河公园，则体现了“最低干预”的设计理念。这些代表不同设计思想的项目，无不获得国际大奖，成为景观规划领域的某种模式与样板。
办学是俞孔坚为自己所规划的另一突破之道——“通过培养新一代技术官僚，在可预见的将来，将会对根治城市病有重要的功效。”1997年，俞孔坚邀请硕士刚毕业的李迪华为助手，两人撑起北京大学景观规划与设计研究中心。由于是交叉性的开创性学科，开始大家并不理解这个被塞在地理系的研究中心到底在做什么。2005年，研究中心升级为研究院，次年，研究院设立景观设计专业，在北大深圳研究生院招收了第一届30名研究生。2010年，北大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成立。虽然北大给予俞孔坚充分的自由，但办学之路依然十分艰辛。“每一步都非常艰难，开始由于学校用房紧张，土人设计院每年贴500万元，租办公室来办学。俞孔坚的行为感动了周边的人，有多位企业家为其捐赠数千万元用于办学。”
“我更多是理想主义者，有人认为要饭是理想，苦行僧去要饭，当然也是传播一种理想与价值观。为了实现我的理想，我必须动用我的所有能力，我必须是一个学者，一个教育者，甚至一个商人，我需要说服领导推行我的实践，需要学生执行我的理念，需要赚钱来办教育办杂志。”
各种身份标签，俞孔坚认为它们只是实现理想的工具。理想是什么？再造秀美山川。
记者 艾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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