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6日，车刚到无锡，潮湿闷热的空气迎面而来。从地铁2号线三阳广场站出来，穿过两条街巷，再走几百米，就是钱锺书在七尺场的故居——绳武堂。这座典型的江南庭院民居，处于四周高楼的夹峙之中，开放的两进屋舍中，除了牌匾楹联，只有少量钱锺书早年的著作与钱家包括杨绛的文字介绍。几个小时前，无锡钱镠研究会在这里举办了一个座谈会，纪念昨天去世的105岁的杨绛先生。81年前，杨绛和钱锺书就在这里结婚，随后踏上游学之路。这一幕，因为印象深刻，后来被钱锺书写入《围城》中，杨绛后来回忆：“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中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1935年8月13日，24岁的杨绛和钱锺书乘坐P&O公司的邮轮，从上海启航前往英伦游学。前来送行的人中，除了杨绛的三姐闰康，还有两人在清华的师友温源宁与邵洵美。1933年，钱锺书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书两年后方考取庚款留英，因为这笔奖学金规定申请者必须先有两年社会工作经验；杨绛则还有一年才从清华研究院毕业，为了随夫游学，她办了休学自费出国。
一个月前，两人在杨绛苏州庙堂巷的家中举办了婚礼。特别之处在于，两人的婚礼一半新式，一半旧式。杨家与钱家均为无锡的读书世家，只是在近代欧风美雨、变革图存的时代氛围中，在思想做派上却颇有新旧之别。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先后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法学，是激烈的反满革命派，对孩子向来自由随和；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则是坚持体用之说的国学大师，生活中则是威严的旧式家长。因而，在杨家办完婚礼，当钱锺书小心翼翼地告诉岳父，在老家杨绛要行跪叩礼时，老爷子颇为不乐，认为那是前清废礼，中华民国没有这个礼。
好在，杨绛非常懂得体谅，之前她给钱锺书的信里曾写过：“现在吾两人快活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据说，钱基博看到此信后，对杨绛大为夸赞。
这个24岁的江南女孩，在今天看来，颇有不同凡响之处。一方面，作为晚清革命派的后代，她接受了当时最完备的现代教育，大学所学为政治学专业，却始终不为当时涌动全国的革命风潮所动，性之所致，在清华园便和夫君确立了“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的志向；另一方面，她虽然出身大家族，却从无娇小姐的做派，处事干练，日后为钱锺书挡风遮雨，成为他笔下“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读书世家的新与旧
“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吴地素称“鱼米之乡”，山水动人，自古就是人文荟萃之地。据江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庄若江在一篇文章中的统计，在清朝的114名文状元中，江苏一省即占49名，主要集中在无锡、苏州等苏南地区；即使在今天，无锡仍在全国院士最多的城市中排名第二，仅次于上海。
在《无锡望族》一书中，庄若江粗略统计的望族数目即有36家，这些家族或为占据要津的官员，或为影响士林的大师。近代风气开化以来，他们多数接受了良好的中西教育，又成为近代民族工商界的核心，自由出入于官、学、商三界，在“门当户对”的观念下，又彼此结为姻亲，影响着整个地方乃至全国的社会经济。在无锡，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近代以面粉起家的荣家（荣毅仁）、经营纺织业的唐家（唐英年）、缫丝起家的薛家（薛福成）及游走在政学两界的杨家。据庄若江的考证，无锡杨家分为几支，一为从官宦到经商的旗杆下杨家，一为读书办学的学前街杨家。后者代表为著名教育家杨模，戊戌变法前，他就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新学堂之一——俟实学堂，钱基博、钱穆、杨荫杭等人都曾在这里上课。后来由于和当地米行的冲突，学前街杨家祖屋被烧去大半，逐渐败落。还有一支在留芳声巷的杨家，庄若江考证，与杨绛一家关系更近。
杨绛后来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回忆，当年她问起家族历史，父亲告诉她，上面两代都是穷书生，只做过浙江一些地方的小官。家中虽有祖传老宅，但无田产，父亲去国外读书主要靠政府奖金。
杨荫杭出生于1878年，17岁考取北洋大学堂（时称“天津中西学堂”），两年后转入南洋公学，再过两年被公派日本留学。据说，杨荫杭从北洋转南洋的原因是，校方镇压因为伙食原因闹风潮的学生，逼问之下，他挺身而出，结果被开除出校。1900年，杨荫杭等留日学生创办《译书汇编》，译介欧美政法名著。1902年回国后，他又和同学在无锡创办“理化研究会”，倡导研究理化学习英语。因为在俟实中学鼓吹革命，杨荫杭遭到清廷通缉，不得已由日赴美，潜心攻读法学，希望以西方的民主法治救国。辛亥革命后，归国不久的杨荫杭被推举为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1916年又被任命为京师高等检察厅厅长。
杨绛有三个姐姐，由于其是父亲归国后所生的第一个孩子，很受疼爱。父亲有午睡的习惯，不许孩子们在身边，但有一次，他特意叫住杨绛，让她陪在身边。比起其他孩子，杨绛显得非常乖巧，即使给火炉加煤，也能做到不出声响。
1917年5月，父亲在调查津浦铁路舞弊案时，因为传讯交通总长许世英，被司法总长停职，轰动一时。杨绛后来还记得，当父亲带着一家人辞职回南方时，送行队伍非常庞大。“不是一堆，是一大片人，谁也没有那么多人送行，我觉得自己的父亲与众不同，很有自豪感。”
父亲对杨绛的影响非常之深。1927年北伐胜利，杨绛正在苏州振华女校（今苏州第十中学）读高中，学生会推举杨绛上街为群众演讲。杨绛脸皮薄，害怕受到街上轻薄之徒的欺负，回家向父亲讨主意，希望以他不允的名义答复学校。谁知父亲告诉她：“该服从的就服从；你有理，也可以说，去不去在你，不用借爸爸来挡。”父亲随即还讲起自己的一段往事。当年他当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时，适逢军阀张勋来上海，当地士绅联名登报表示欢迎，他的一位部下擅自做主，把他的名字也登上去了。父亲很不高兴，立即登报声明自己并未参加欢迎。讲完后，父亲对杨绛说：“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Dare to say no！（敢于说不）你敢吗？”
在东吴大学（今苏州大学）分科时，杨绛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究竟“该”学什么。父亲告诉她，没有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喜欢说明性之所近，最为相宜。东吴大学当时并无杨绛最想读的文学系，较好的专业只有法预科和政治系。起初，她想读法预科，以后当父亲的帮手，接触形形色色的人，为写小说准备素材。然而，律师出身的父亲，这次却反对她学法律，最终杨绛选择了政治系。
如果说父亲带来新的思想，母亲则用言传身教，让杨绛学习到传统的美德。母亲唐氏出身富商家庭，不但从小就在女先生教导下读书识字，后来还进入上海务本女校学习，爱读小说。印象里，父母亲的关系一直非常默契，两人经常陷入“长河一般”的对话中。
母亲对父亲非常体贴周到。1917年全家第二次回南方，住在无锡沙巷租来的房子里，那段时间不知什么原因，父亲感染了伤寒。父亲当时像多数激进的留学生一样，不信中医，只信西医，在病情危急的时候，母亲自作主张请来中医，又将中药药方中的珠粉，倒入西药胶囊壳中，伪装成西药骗父亲服用。几十年后杨绛还记得，为了给病人补充营养，母亲撇去鸡汤浮油的场景。在母亲日夜不休的照料下，父亲终于渐渐恢复了。
抗战期间，杨绛一家陷入上海孤岛，为了让丈夫安心写作《围城》，她一面教书，一面承担起所有的家务，甘心做一位灶下婢，与母亲身上那种温良贤惠的影响自然脱不了关系。
如今，无锡杨家的旧居已不可寻觅，当年的留芳声巷，巷口虽然还树立着杨荫杭的介绍，巷子里则是焕然一新的小区，在一所新建的幼儿园旁边，老人们坐着安闲地聊天。
杨绛的堂侄女钱静汝，就住在钱锺书故居后面，当年由爷爷钱基厚和叔公钱基博所建的老宅里。谈起杨绛，她语气悲戚，无论在上海孤岛时期，还是她在北京工业学院读书期间，都与这位堂婶联系紧密。她向我谈起钱家的家训：一不与人争名争利，二对人不分上下。这让我想起吴学昭回忆里的文字：“阿季从小就受爸爸影响：做什么也别做官。只做专家不做官，大学里系主任之类也不要做。”钱锺书、杨绛二人一生淡于名利，低调默契，显然传承于他们各自的家风。
走出故居，一场江南淋漓痛快的大雨洗刷着砖地上的青苔。77岁的钱静汝指着二楼的一间房子说，在钱锺书爷爷阴寿100年的时候，两人曾回来在这里小住两天，此后再没回来。1920年，对9岁的杨绛来说，离开无锡，经由上海，她将在几年后来到对她影响深远的苏州，在那里，她读完中学大学，度过一段最为难忘的青春岁月。
振华女校的“味道”
1923年，杨绛在上海启明女校学习三年后，和姐姐一起回到苏州。此时，老家虽然还在无锡，父亲已搬家到苏州，不久更在庙堂巷置办房屋，这里很快成为杨绛的第二故乡。
在家度过一个欢快的暑假后，三姑母杨荫榆，也就是后来北京女师大因为学潮风波，被鲁迅等学界名流尖锐批评而被迫辞职的教育家，帮助姐妹俩选择中学。杨荫榆开始选中自己的母校——苏州景海女校，这是当时一所很好的教会学校。可等她被振华女校校长王季玉邀去做了演讲后，很快改变主意，让姐妹俩插班考入振华女校。
王季玉是近代著名教育家，早年留学美国，后来继承母亲王谢长达的志向，终生未娶，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振华女校。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李根源、叶楚伦、竺可桢等一批学界名流都曾出任女校校董，学校更延请苏雪林、叶圣陶等一批名师来校任教。
然而，初入振华的时候，校舍还位于十全街上的王家老宅，破破烂烂的环境，让杨绛一度感觉很不适应。但是，王季玉的办学理念很超前，学校的教科书均采用国外中学教科书的最新版本，同时提倡劳动，组织学生扫地擦桌，改掉过去在家使唤佣人的习惯。此外，王季玉还注意培养学生自我管理的能力，杨绛在学校先后担任学生自治会会计、英文会长、演讲会长。
几十年后，当我在振华中学贾老师的带领下，打开校史馆中陈列的一本古色古香的《二十级毕业刊》时，惊喜地发现，比杨绛低两级的这批学生，还拥有自己的级歌和级花，乃至由毕业生自己撰写的级史。毕业刊由苏雪林和另外一位老师马介之作序，内文则是毕业生们创作的散文、戏剧、诗歌等文学作品。一位叫金惠芬的同学在《毕业以后的问题》一文中这样写道：“要造伟大的事业，一定要从深奥的学识，和丰裕的经验得来的。学识既不足，经验又谈不到，实在缺少办事经验的。……照这样看来，最好能升学，现在先把升学问题来进一讲！”这位同学思考的结论有两条：第一，升学应有的目的：不要图名誉！第二，服务应具的态度：寻找适合于个性的事务。
忆及这段求学往事，杨绛感慨于自己当年的调皮任性，错过向名师求教的机会，但更重要的收获在于，通过课外活动，学到克服困难与做事的本领。此外，杨绛还在这里认识了那位后来一生的朋友费孝通。费的父亲是女校校董，由于他体弱多病，父亲担心受大男孩的欺负，便将他送到这里，也使他成为女校唯一的男生。跳舞的时候，费孝通害羞，杨绛欺负他：我们全都是女生，你来干什么？几年以后，两人再次成为东吴大学同学。因费孝通爱慕杨绛，多年以后，钱锺书见面还开他的玩笑，称两人是“同情人”。
到苏州的当天，大雨依然没有停的意思，或许只有在雨中，才能领略江南独有的风致。建立在清代苏州制造署遗址上的新振华中学，在烟雨蒙蒙中，亭台楼阁，一步一景。校长柳袁照特意带我选了一个地方坐下来，玻璃窗外，恰好可以看到刻在一块石头上的杨绛为母校百年校庆时的题词“实事求是”。
2005年12月，通过振华女校北京校友会的联系，柳袁照和几位老校友得到早已闭门谢客的杨绛的破例接待。让他印象最深的是，杨绛当着他们的面，哼唱了当年的老校歌：“三吴女校多复多/学术相观摩/吾校继起/德智体三育是务/况古今中外/学业日新月异/愿及时奋勉精进/壮志莫蹉跎。”1939年，刚从欧洲回上海不久的杨绛，在王季玉、竺可桢等人的极力劝说下，还曾勉力担任过一年母校校长。讲起母校，杨绛说：“振华这里有种味道，这个味道影响了我一生。”她绘声绘色地用无锡话模仿老校长每次开会时的开场白：“我们振华是实事求是的。”在柳袁照看来，杨绛所说的那种味道，或许正是母校注重实干的平民作风。
穿过玻璃门，朝右一拐，就是杨绛那级学生为母校所建的己巳厅。由于提前一年毕业，她只和同学去新校址拔草拣砖，进行义务劳动，没等厅子建好，便去了东吴大学。
不问政治的政治系学生
东吴大学并非杨绛的首选，她当时心心念念的去处是正处于鼎盛时期的清华大学外文系。然而，命运却有些阴差阳错。1928年6月，当她提前一年从振华女校毕业时，清华大学虽然开始招收女生，却并未从当地招生。无奈之下，杨绛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东吴大学，后来，又无奈地选择了自己并不喜欢的政治系。
也许正因为对政治学毫无兴趣，只需要将功课敷衍过去就行，杨绛才有了大量时间在图书馆自由自在地读书。从诗词歌赋到希腊悲剧，杨绛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经典。大学的氛围更为活跃，大家经常在一起讨论新鲜的思想。思想活跃的费孝通，经常给杨绛介绍新书，包括弗洛伊德、冯友兰、房龙等人的著作。
在大姐寿康的介绍下，杨绛还跟着一位嫁到中国的比利时人专门学习法语。这也为她日后报考清华大学研究院打下基础，当时研究院的考试极为严苛，考生需要掌握三门外语。后来，在梁宗岱《法国文学》的课堂上，杨绛的法语受到老师表扬，上课提问时，在别的同学回答不上来时，总会叫她来作答。
另一方面，尽管生性害羞，杨绛也在不断扩大自己的活动圈子。在苏州大学档案馆老师提供的资料上，杨绛曾经担任文理学院1932级执行委员会秋季的英文书记。此外，她还参加了学校的女子篮球队和女子排球队。照片上，杨绛梳着齐刘海的娃娃头，个头排在队列最末，因此也被大家戏称为“洋囡囡”。
1901年3月创立的东吴大学（起初称东吴大学堂），是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在中国建立的早期教会大学之一。与振华女校相似，校方当局坚守教学为主的教育方针，尽量淡化政治，使学生免受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影响。本来的天性，再加上学校学风的影响，让杨绛在整个学生时代，几乎很少涉足学生运动。当然，这与那位当年激烈反满的父亲也有关系，因为逐渐对国内政治失望，在律师的职业以外，他后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教育和媒体上，先后担任《申报》副主编、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晚年更将很大精力放在一部未能存留的音韵学著作《诗骚体韵》上。不知是否自觉于当年的激烈，杨荫杭更希望女儿按照天性，自由追求理想。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愤慨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各地民众纷纷请求抗战。东吴大学的学生将在东吴附中读书的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拉来打鼓领队，奔赴南京请愿。杨绛不愿跟去，转而倡议同学为华北水灾的灾民捐款做寒衣。
然而，不论学校如何小心，到了1931年的冬天，在剧烈变化的外部环境下，东吴大学的学潮还是爆发了。学生中的激进分子不但组织学生罢考，而且要求政府接管东吴大学，不许学生上课，不准离校，切断了在校学生与校外的联系。
杨绛和好朋友周芬一起想了个办法，两人在宿舍不动声色地将行李打包，写好取东西的纸条，交给平素交好的宿舍管理员，然后又一起若无其事地吃饭，饭后两人假装溜达，偷偷地混出了校门。回家以后，又让门房雇车回宿舍取东西，总算有惊无险地逃离了学校。此时，距离毕业还有一个学期，学校因为学潮已经停课，杨绛找老师帮忙联系好燕京大学借读。当时的高校之间，只要办妥手续，考试合格，可以自由借读。
1932年2月，杨绛和同学周芬、孙令衔、徐献瑜、沈福彭五人一起，经过三天的舟车劳顿，顺利到达北平。到燕京大学后，杨绛很快在已在清华外文系就读的中学好友蒋恩钿的撺掇下，改投清华大学借读。
几天之后，在清华园的古月堂，杨绛见到孙令衔的表兄钱锺书。属于两个人的半世传奇，就此开始。从借书，到写信，两人渐生爱慕。在清华园，钱锺书对杨绛说：“我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杨绛听后，觉得与自己平生志趣颇为相投，她虽然学了四年政治学，却并无济民之志。
（本文写作参考了吴学昭的《听杨绛谈往事》、《杨绛文集》2卷。感谢李跃光、倪彦对采访的帮助）
记者 艾江涛 摄影 黄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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