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国之后:现实与选择

时间:2016-12-05 10:3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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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身衣”,是理解杨绛先生的概念之一。它关乎角色与立场。

孤岛的谋生

杨绛在回忆文章里并没有写她1938年回国时的内心感受,只像回忆一次疏忽的平凡旅行,三等舱伙食不好,胖胖壮壮的钱瑗下船时成了一个瘦弱的孩子。钱锺书有约回清华教书,她把丈夫的行李单独分开。船到香港,钱锺书下船奔赴西南联大所在的昆明。杨绛独自带着女儿前行,迎接她的故土,是母亲的离世和战火弥漫。

这大概是杨绛在结婚后所面对的第一个窘境。婆家和娘家为了躲避战火都到了上海租界,居住逼仄,经济上也不像从前那么宽裕。她在两边居住,当女儿、做媳妇,还要想养家糊口的出路。大家族里的儿媳妇,上有婆婆,下有弟媳和小姑子们,杨绛不能是父母精心栽培的大小姐、时髦女知识分子,而是得有儿媳妇的本分。

她是灶下婢,不但要洗衣做饭,冬天的时候,因为燃料紧张,为了省煤,自己和泥,把炉膛搪得细细的。还自己做过煤饼,用水和煤末和煤灰,雪白的胳膊直插到煤泥里,抹到脸上,煤末渗到指甲缝里。夏天的时候,大热天,一大家子人挤在一起,都在二楼大房间乘凉,丈夫和女儿把澡盆擦干,在澡盆里对坐着玩。她后来在《听杨绛谈往事》里跟吴学昭回忆:“她和婆婆、妯娌、小姑子们没有多少共同语言,又不便于加入锺书、圆圆一伙玩,更不敢公然读书,好像看不起她们。只好借了架缝纫机,汗流浃背,独在蒸笼般的亭子间里缝纫。为锺书和圆圆做衣服是无可非议的,有时婆婆也求她为小叔子用缝纫机合几条缝缝。”那时的杨绛,没有私人空间,也没有跟丈夫说知心话的时间和空间。吴学昭写道,她很能适应环境变化,尽管十分劳累辛苦,脸上总是笑眯眯的。

家庭的琐碎和不便用忍让和以己度人可以处理好,家庭以外却是个体很难驾驭的世界,孤岛时期的上海充满了恐怖和压抑。杨绛在散文《闯祸边缘》里回忆,车过黄浦江的时候,行人下车步行过桥,桥上有日本兵把守,行人路过时得向他们鞠躬,杨绛不愿行这个礼,低着头就过去了,侥幸没受注意。有一次,她站得比别人晚了,这跟不愿鞠躬是同一个道理。日本兵觉察了,用食指猛抬她的下巴。杨绛使劲咬着一字字大声说:“岂有此理!”两个人相持不下,直到日本兵退去。

这只是恐怖的小插曲,就在杨绛回国的半年之前,租界发生了一系列暗杀和政治威胁,第一大案是把《社会日报》的编辑蔡钓徒斩首,头颅挂在法租界巡捕房钱的电线杆上,下面还写着字条“看!看!抗日团体之结果”,从1939到1941年有20多个记者被76号暗杀,1941年12月中旬逮捕了鲁迅遗孀许广平。当时有作家悲叹:“居留在上海的我们,国家的保护已经脱离,侵略者的魔手在我们的头顶。”所有留在上海的知识分子,都要面临保全性命和爱国感召的冲突。

文化类的谋生难免要跟日本人合作,有民族气节的文化人效仿古代儒生的做法,用退隐、不合作来抵抗伪政权和日本人,既保全自己的生命,又保持了对整个民族的道义承诺。杨绛的谋生也在民族气节和经济收入上做选择,跟日本势力有关的产业全不考虑。她刚刚回国时,帮助中学母校振华女中在上海筹建分校,为广东富商家的小姐做家庭教师。等到富商小姐高中毕业,又到工部局的半日小学做代课教师。学校离得很远,杨绛困得在公交车上打盹儿。钱锺书回到上海后,也在教会大学上课,还有拜门学生,可家里依旧困窘。

战争造成大量难民涌入,失业激增、住房和食品短缺,物价飞涨,连米和柴的供应都成问题。杨绛在《我们仨》里回忆,日本人分配给市民的面粉是黑的,筛去杂质,还有一半麸皮。分配的米,只有粞,中间还杂有沙子。听到沿街有卖米的,不论多贵都要买,因为只吃粞不能过活。煤球的供应也短缺,煤厂总是没货,好容易有煤球了,要求送300斤只给200斤,还会掺很多泥,烧不着。最为心酸的是,有人送一担西瓜,钱瑗都会很惊叹,杨绛回忆,从前家里买西瓜都是两担三担买,这样的日子,女儿没见过。

为谋柴和米,杨绛开始写戏剧,并一举出名。钱锺书连载《围城》被人关注时,最简单的介绍方法是“杨绛的丈夫”。戏剧在上海的流行是战时畸形的结果。“珍珠港事件”之后,日本禁演英美电影,当时只有很老的德国片、法国片、日本片和一些中国电影,开演前还要放15分钟日本宣传片。为了逃避现实、抚慰孤独和困苦,市民对娱乐的需求大增,电影业满足不了需求,大量流向了戏剧界,给当时许多知识分子提供了既保全尊严又能养家糊口的工作。

杨绛的第一部戏《称心如意》写于1942年冬天,本来是跟朋友陈麟瑞、李健吾吃烤羊肉时候的一时兴起,她却在繁忙的家务和教课的空当动起笔来,第一稿并不成功,她没有气馁,重新改写了一遍。1943年1月《称心如意》首演,导演是黄佐临,李健吾也在其中扮演了一个角色。这部喜剧在当时让人耳目一新,当时的剧评人评价,悲剧似乎容易讨好观众,当时形成了悲剧的粗劣繁盛。此时此地《称心如意》的创作与上演值得称赞,不但因为它是近年来少见的喜剧,并且是近年来少见的好喜剧。从人物和结构两方面看,《称心如意》是典型的喜剧。1943年的秋天,杨绛的第二部喜剧《弄真成假》也上演了,这被当时的剧评人认为是“近年来难得的喜剧”。李健吾甚至评价是丁西林之后的喜剧的第二道里程碑。

选择喜剧大概也与杨绛一贯理性、隐忍、克制的人生态度有关,她没有去做激昂的斗士,但是用细水长流的方式表达着她的立场和选择。她在《称心如意》原序中写道,上海虽然沦陷,文艺界的抗日斗争始终没有淹没。剧坛是一个重要阵地。当然,剧坛不免受到干扰和压力,需要演出一些政治色彩不浓的作品作为缓冲。如果说,沦陷区在日寇铁蹄下的老百姓,不妥协、不屈服就算反抗,不愁苦、不丧气就算顽强,那么,这两个喜剧里的几声笑,也算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有丧失信心,在艰苦的生活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

除了题材的一枝独秀,杨绛的文学才华也在两部剧里体现。著名戏曲研究学者赵景深在《文坛旧忆》里写,觉得此剧刻画世故人情入围,非女性写不出,而又写得那样细腻周至,不禁大为称赞。历史也没有掩盖杨绛的这两部剧作,美国康奈尔大学耿德华教授在1980年出版的《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反浪漫主义一章中,把张爱玲的小说和散文、杨绛的戏剧、钱锺书的小说和散文归在一起,并专门辟出一章分析杨绛的戏剧。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里对杨绛戏剧的评价是,作家善于抓住日常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描写世态、鞭辟入里,而语言幽默,含着眼泪微笑,富有个人的艺术风格,不仅在当时是佳构,即使在中国话剧史上,也是不可多得的杰作。

跨越新旧时代

联想到钱锺书、杨绛之后的境遇,总不免会好奇当初夫妻俩为何没有选择去台湾或者出国。杨绛在中国社科院的同事、翻译家叶廷芳告诉本刊记者,当时都觉得回国,为国家搞建设是爱国的行为。那个时候可能很少有人会去想这样的问题。祖国一直打仗,积贫积弱,出国做二等公民,和平了在国内可以做些事。叶廷芳是冯至的学生、听过朱光潜的课,也是赵萝蕤的忘年交,是与那一代知识分子有交往的人。

抗战胜利之后,杨绛与钱锺书的生活确实优渥起来。最重要的事情是《围城》即将完成,这部小说在《文艺复兴》月刊上连载,读者们很爱看,都在打听钱锺书是谁。钱锺书的才华从学术小圈子扩展到了大众范围里。他出任国立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主编《书林》季刊,又兼任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还担任了英国文化委员会顾问。钱锺书有了收入,杨绛就从家务中解放出来。她担任了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也给朋友的杂志写文章,经常约稿的有郑振铎、李健吾主编的《文艺复兴》,储安平的《观察》,傅雷、周煦良的《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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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做学问和创作的时间并不长久,内战爆发了。杨绛和钱锺书的师友、朋友们很多人被裹挟入政治,在去与留之间做选择。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在国民党1947年取缔民盟时,就倒向了左翼一边。当时还流行一种“中间道路”的主张,在英美和苏联之间找到一条中国模式,政治上信仰民主主义,经济上信仰社会主义。杨绛和钱锺书的熟人们,朱光潜、费孝通等人组成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甚至提出了32条主张,其中经济方面的土地国有化就包含了苏联的计划经济因素。

杨绛和钱锺书对政治不热心,钱锺书的工作每月要到南京去汇报,早车去,很晚才能回到上海。一次回来得很早,杨绛在《我们仨》中回忆,因为当天的晚宴要跟蒋介石握手,他就提前溜了回来。他俩也并不对新社会抱有一厢情愿的想象。杨绛在《我们仨》中写道,抗战时期,钱锺书的拜门学生经常请老师为他买书,其实是供老师读书。钱锺书新书、旧书买了不少,都盖有“借痴斋”的图章,这其中就包含有介绍苏联铁幕后面的书。英文小说《1984》和《动物农场》,他们也十分熟悉。杨绛写道:“我们的阅读面很广,所以,人心惶惶时,我们并不惶惶然。”

走,并非无处可去。杨绛在《我们仨》中写道,朱家骅是中央庚款公费考试的考官,很赏识钱锺书。一次许他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的职位,钱锺书立刻辞谢了。他说那是胡萝卜。胡萝卜与大棒相连,不吃胡萝卜就不受大棒的驱使。她还跟吴学昭回忆,时任教育部长的杭立武邀请钱锺书去台湾大学、杨绛去台湾师范大学任教授,答应调车皮给他们运书籍和行李。香港大学许以教职。牛津大学汉学家斯伯丁(K.G.Spalding)1949年3月中旬还写信希望他们赴英,两人都不为所动。

留,是毫不犹豫的选择。郑振铎、吴晗都曾劝他们安心等待解放,共产党是重视知识分子的。杨绛在《我们仨》中写道,他们明白,对国家有用的是科学家,他们是没用的知识分子。钱锺书在1938年决定回国时,给牛津的同学写信,人的遭遇,终究是和祖国人民联结在一起的。到了1949年并没有改变。杨绛写道: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1949年5月26日夜,上海解放。清华大学吴晗到上海招聘。钱锺书和杨绛打算去北京生活。上海市委统战部为他们买了四张软卧票,同车去北京的还有日后杨绛在社科院的同事卞之琳。

洗澡

北京浓厚的政治空气并未感染杨绛变成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她也没有投入到意识形态里的热心。她一直冷淡地对待时代的变化,解放前没参加任何政治运动,解放后依旧让政治远离自己的生活。

杨绛宁可领“散工”的工资,而不愿意做专任的教授,因为怕开会,不想为冗长的会议浪费时间。她想办法尽量避开“争议”性的科目。她曾经在《控诉大会》里回忆,外文系的危险课是诗歌、戏剧、小说,她教“大三”的英国小说。她的朋友思想很进步,对她说,老一套可不行了。杨绛并不想学新一套,而是选择回避思想意识,着重艺术上的分析比较。她选择《大卫·科波菲尔》做精读和分析讨论的小说,因为狄更斯受到马克思的赞许,也受到进步评论家的推崇,政治上有根据。她不再进行容易带来麻烦的文艺创作,而是遁入了翻译里。50年代初翻译了西班牙名著《小癞子》,叶廷芳告诉记者,从翻译书目的选择上,可以看出杨绛的文学品位和眼光,这本小说属于巴洛克文学,在当时的中国不太有人知道,可能因为杨绛在法国的经历,她知道这个文学思潮的来龙去脉。

虽然内心对局势有闪转腾挪,“三反”和思想改造之前,知识分子之间的气氛还是比较轻松的。吴学昭在《听杨绛谈往事》里写道,外文系的学习会空气轻松,从未像法律系那样有时发言剑拔弩张。钱锺书常说点历史掌故,大家听得津津有味。钱锺书还曾经一一指出苏联《英文简明读本》语法上的错误,引起哄堂大笑。杨绛跟潘光旦的夫人赵瑞云、张奚若夫人杨景任交好,也时常去看望她和钱锺书的老师温德,给他炖鸡、请他吃年夜饭、过生日。

运动的乌云在无声地接近。杨绛和钱锺书的朋友、清华大学化学系的创办者高崇熙被污蔑拿了公家的白金坩埚自杀了,燕园东门外果园的主人、留美园艺家虞先生也自杀了,因为果园归了公,从前的工人变成了积极分子,气势很高。虞先生想不通、受不了窝囊气,自己触电身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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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界的思想改造是绕不过去的事情。早在1949年,茅盾就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买办文化”的概念,崇拜洋人、醉心欧美生活,“月亮也是外国的亮些”,总而言之一句话,在人民中间散播民族自卑心理,就是买办文化的特长。这些观念是当时文化艺术领域政策的前兆。1951年底,“三反”运动开始,当时的中央认为,文艺界的思想工作缺乏严肃性、作家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自由主义泛滥,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需要纠正文艺脱离党的领导的状态。有文件明确指出,高等学校的每个教师必须在群众面前“洗澡”和“过关”。

杨绛参加过几次“酝酿会”,就是背着被控诉的教师,集体搜集可资控诉的材料,比如某教师怎么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某教师怎么传布资产阶级的思想。杨绛也要准备自己的思想检讨,当时普遍的错误是“向上爬”或者“混饭吃”,她是散工不够“向上爬”、散工工资少、让教什么教什么,不够“混饭吃”,她的朋友暗示她症结在“animal farm”(《动物农场》),她在课堂上介绍英国当代小说时,讲过这本书。她的“洗澡”顺利通过了。

可是到了晚上的控诉大会却横生枝节,当晚的主题是由学生控诉教师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如何毒害他们。一个女学生上台来控诉杨绛在教授精读《大卫·科波菲尔》时,不讲工人、专谈恋爱。杨绛在《控诉大会》里解释,即便是进步的狄更斯,小说里也有会惹麻烦的内容,她的做法是跳过去。跳,有时就有绊脚石,本来是解答学生提问牵涉的几句话,却被编派成“杨季康先生教导我们,恋爱应该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杨季康先生教导我们,见了情人,应当脸发白,腿发软”,“杨季康先生教导我们,结了婚的女人也应当谈恋爱”。当晚的主持人是从年轻时就认识杨绛的费孝通,他递了张纸条给女孩,请她简短点,但是,女孩根本停不下来。

杨绛受到了侮辱,她说自己,内心却没有丝毫羞愧,第二天清早,喜盈盈地到菜场人最多的地方去。如果是个娇嫩女人,大概关门上吊了。杨绛却迎着屈辱而上,把这个当作锤炼。她写道:当时,我的火气退去,就活像被车轮碾伤的小动物,血肉模糊的创口不是一下子就能愈合的。可是,往后我受批评甚至受斗争,总深幸这场控诉大大增强了我的韧劲。

控诉大会30多年后,杨绛写出小说《洗澡》,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进行讨论。“假如说,人是有灵性、有良知的动物,那么,人生一世,无非是认识自己,洗练自己,自觉自愿地改造自己,除非甘心与禽兽无异。但是这又谈何容易呢。这部小说里,只有一两人自觉自愿地试图超拔自己。读者出于喜爱,往往把他们看作主角。”最后,“洗澡”没有得到预期效果,因为谁都没有自觉自愿。杨绛的观点十分明确,人需要改造思想,但这必须发自内心,政治运动是无效的。

(感谢实习记者杨文轶对本文的帮助。参考资料:《我们仨》《听杨绛谈往事》《杨绛散文》《天安门,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知识分子、文革反思与消费热潮》《1949,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抉择》《论杨绛在上海沦陷时期的戏剧创作》《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退隐、反抗与合作》)

主笔 杨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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