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堂吉诃德“宁可舍掉性命，决不放弃理想”。她的议论仿佛是在谈人，又似乎是在说己。
论英国现实主义小说
1949年，杨绛得到清华大学聘书，兼任教授，教“大三”英国小说。她说英文是她的第一外国语，对英国小说有心得自不待言。她在《记我的翻译》一文中说：“我在着手翻译《堂吉诃德》之前，写了一篇研究菲尔丁的论文。我想自出心裁，不写‘八股’，结果挨了好一顿‘批’。从此，我自知脑筋陈旧，新八股学不来……”
《菲尔丁关于小说的理论》写于1957年。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黄梅女士在《“听”杨绛先生话文学》一文中说：“其中一段以仅仅六百余字的篇幅撮要复述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和史诗的议论，十分清晰明了，即便从未接触过《诗学》的读者也绝不至于搁浅。”这大概要归因于杨先生曾根据英译勒勃经典丛书本并参照其他版本，翻译过亚里士多德的《诗学》。
2004年，法国学者刘梅竹问杨先生：“外国作家中的简·奥斯汀和中国作家中的凌叔华二位的作品风格和您的最相近。您能接受这种说法吗？”杨先生回答说“不能接受”。但她对奥斯丁肯定是颇为赏识的。1982年，杨绛先生写了《有什么好？——读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之所以提出“有什么好”这个问题，大概是因为有人觉得《傲慢与偏见》乃至奥斯丁的所有作品都“平淡无奇，没有令人荡气回肠、惊心动魄的场面。情节无非家常琐碎，如邻居间的来往、茶叙、宴会、舞会，都是乡镇上有闲阶级的日常生活”。奥斯丁的小说是描绘世态人情的喜剧，她激发的笑是启人深思的笑。杨先生在文中写道：“奥斯丁有着明辨是非、通达人情的头脑。她生性开朗，富有幽默，看到世人的愚谬、世事的参差，不是感慨悲愤而哭，却是了解、容忍而笑。沃尔波尔有一句常被称引的名言：‘这个世界，凭理智来领会，是个喜剧；凭感情来领会，是个悲剧。’奥斯丁是凭理智来领会，把这个世界看作喜剧。这样来领会世界，并不是把不顺眼、不如意的事一笑置之。笑不是调和；笑是不调和。内心那个是非善恶的标准坚定不移，不肯权宜应变，受到外界现实的冲撞或摩擦，就会发出闪电般的笑。”
中国社科院法国文学研究专家柳鸣九在《“翰林院”内外》一书中说：“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以前，杨季康在卞之琳所统率的西方文学研究室任研究员。研究课题是英国小说，上至18世纪的菲尔丁，下至19世纪的狄更斯、萨克莱，基本上就是英国18、19世纪的被惯称为现实主义的范围。季康先生后来于1979年出版的《春泥集》就是她五六十年代任研究员所写的研究论文的结集。书名很谦逊，取自龚自珍的‘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意指她这些文字只不过是‘零落的残瓣’，可充繁荣百花的一点儿肥料。虽然只是薄薄的一本，不到10万字，但每篇文章的学术内容高度凝练扎实，风格极为清爽洁净，文如其人，就是一个简洁、干净、利落！学术研究文章写成如此，何况日后的散文？这时已可预示季康先生特有的那种淡泊纯净、含蓄内敛的风格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陆建德说：“我们都知道杨先生是剧作家、小说家、翻译家，但其实她也是文学评论家。1957年，《文学评论》杂志创刊不久，她就在上面发表了论菲尔丁的文章。可以看出，为了撰写这篇论文，杨先生花费了很多心力。这篇文章中新见很多，而且她没有使用流行的套话。从这篇文章就可以看出她对英国文学的造诣很深，完全可以跻身一线研究员的行列。
“奥斯丁更不容易说，因为看过她的作品的人很多，至少看过根据她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杨先生这篇文章没有论文的架势，有随笔的味道，但文中充满真知灼见，观点很到位。她说奥斯丁的讽刺很淡，都是轻微的嘲讽，写得很细腻。钱锺书先生的讽刺就很浓，把一些人物写得很恶心。在这方面，她比钱锺书高明。她还写过关于萨克雷的评论，显示出极高的理论修养，表明她对18、19世纪的英国文学驾轻就熟，她的论文代表了五六十年代乃至七八十年代我国英国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她的一些译后记都是很好的书评文章。”
杨译《堂吉诃德》：流传最广的中译本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盛宁说：“我最早读过的杨绛先生的书是她翻译并写了长篇介绍的《小癞子》，记忆中它好像只是薄薄几十页的一本小册子。然而正是它，让我知道了凡以主人公流浪（旅行）经历的形式来表达人生旅程这一宏大主题的文学，都可归类于一种叫作流浪汉文学的传统，而《小癞子》就是这一文学传统迄今为止可以寻到的发端之作。”
柳鸣九在《“翰林院”内外》一书中写道：“杨绛的翻译产品丰硕，《小癞子》《吉尔·布拉斯》以及‘文化大革命’后才出版的《堂吉诃德》基本上都是她在‘翰林院’供职期间译出的，几乎囊括了西欧文学中流浪汉体小说的全部名著，成绩斐然，可谓译出了一个系列，一个体系。这是其他任何翻译家包括傅雷也没有做到的，这既需要有成熟的文学史的视野与见识，更需要有足够传达出这类小说风格的高超译技与精湛语言修养。”
黄梅在《“听”杨绛先生话文学》一文中说，杨先生对流浪汉（婆）们的偏爱让人“迷”且“惑”。她译的小说，如《小癞子》和《吉尔·布拉斯》都是典型的流浪汉小说。堂吉诃德虽然不是正宗的流浪汉，但至少有不少在各地和各阶层中云游的经历，出门碰运气的农夫桑丘就更多一点流浪气。让人惑的是这类在法网边缘上图些便宜的出身卑贱的无业游民，和杨先生这样的名门闺秀、严谨学者距离太远，反差太大。莫非吸引杨先生的，恰恰是这个距离和反差？她关于这些‘下里巴人’的故事的译文和论文背后，有一种对人特别是对和她本人有相当距离的芸芸众生的深刻的关心和好奇。
陆建德说，杨绛先生在困难时期一直自学西班牙语，把时间都用在了刀刃上，这让她多了一双看世界的眼睛。杨绛先生在她的生平与创作大事记中记载：1958年开始自习西班牙语，1965年，《堂吉诃德》第一部翻译完毕。1972年8月，又从头翻译《堂吉诃德》，因中断多年，需从头再译。1978年《堂吉诃德》出版。1985年12月23日，《堂吉诃德》校改毕，稿二包，亲送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年，杨绛先生在论述《堂吉诃德》的文章中写道：“堂吉诃德宁可舍掉性命，决不放弃理想。他使得海涅为他伤心流泪，对他震惊倾倒。俄罗斯小说家屠格涅夫也有同样的看法。堂吉诃德有不可动摇的信仰，他坚决相信，超越了他自身的存在，还有永恒的、普遍的、不变的东西；这些东西须一片至诚地努力争取，方才能获得。
“堂吉诃德不仅是一个夸张滑稽的闹剧角色。《堂吉诃德》也不仅是一部夸张滑稽的闹剧作品。单纯的闹剧角色，不能充当一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读者对他的兴趣不能持久。堂吉诃德虽然惹人发笑，他自己却非常严肃。堂吉诃德不止面貌严肃，他严肃入骨，严肃到灵魂深处。……作者嘲弄堂吉诃德，也仿佛在嘲弄自己。堂吉诃德确是个古怪的疯子，可是我们会看到许多人和他同样的疯，或自己觉得和他有相像之处。”
英国作家贾斯伯·瑞斯（Jasper Rees）在《现代疯子》一文中描述了《堂吉诃德》的重要性：“在米兰·昆德拉看来，当堂吉诃德跨上他高贵的老马‘驽骍难得’上路时，现代时期以及小说就诞生了。《堂吉诃德》自1605年出版以来，已经成为西方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跟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弥尔顿的《失乐园》等杰作不同，它不是把卑躬屈膝的读者推入高大的神或英雄的轨道，而是讲述了一个普通人在读了许多骑士传奇之后，希望像以前英勇的骑士那样完成丰功伟绩。因此昆德拉称它为第一部小说。这是一个普通人首次成为史诗的主角，他除了破破烂烂的中世纪盔甲之外，什么都不剩。传奇小说已死。主人公只能靠他自己、靠他迟钝的侍从桑丘。他们一起组成了人类精神的两个对立面。堂吉诃德是一个幻想家，桑丘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这部小说记录了他们令人捧腹的历险，最终闹剧让位给了同情和自我认识的救赎。”杨绛先生也曾经强调，“桑丘是堂吉诃德的对照，好比两镜相对，彼此交映出无限深度。”
北京大学教授赵振江说：“杨绛先生翻译的《堂吉诃德》对这本书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应该是十几个全译本中发行量最大的。她本身是作家，中文功夫很高，所以她的译本比较受欢迎。至于有人说她的译作中有些错误，任何译本都会有这个问题。毕竟这是一本100万字的书，哪个词没有查可能就会出问题。《堂吉诃德》是西方长篇小说之父，在西方许多作品中都能看到它的影响和影子。杨绛先生说读者可以跳过一些段落，这可以理解，塞万提斯这部小说是西班牙黄金时代的一部作品，当时流行的是巴洛克文学，中国人读起来费劲，就像外国人读《红楼梦》一样，对于一些细节描写也会感到吃力。”
杨绛先生在“《傅译传记五种》代序”中说：“我最厌恶翻译的名字佶屈聱牙，而且和原文的发音并不相近，曾想大胆创新，把洋名一概中国化，历史地理上的名字也加简缩，另作引得或加注。我和傅雷谈过，他说不行。”她在《斐多篇》中把苏格拉底之妻的名字Xanthippe译为“任娣”，以前这个名字有各种古怪的译法。
杨绛先生在《翻译的技巧》一文中说：“简掉可简的字，就是唐代刘知几《史通》《外篇》所谓点烦。芟芜去杂，可减掉大批废字，把译文洗练得明快流畅。”据赵振江说，这种做法在翻译界争论较多，因为翻译还是要忠实于原文。
香港中文大学的金圣华教授则说：“杨绛先生《翻译的技巧》原称《失败的经验》，是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多年来每次上翻译课时必定列为参考数据。杨先生在文中提出唐刘知几点烦的主张，切中要弊，是翻译名家的心得，值得郑重推荐。一般人之所以诟病这个说法，一是因为不了解中外语法的差异，二是因为自己的母语水平太差。”对此她在《翻译中的“点烦”与“添烦”》一文有专门论述。
《斐多》：哲学的慰藉
1998年12月19日，钱锺书先生去世，1999年杨绛先生开始翻译《斐多》。
早在1989年，她在《读书苦乐》一文中说：“我觉得读书好比串门儿——‘隐身’的串门儿。要参加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我们可以恭恭敬敬旁听孔门弟子追述夫子遗言……我们可以在苏格拉底临刑前守在他身旁，听他和一伙朋友谈话，也可以对斯多葛派伊匹克悌忒斯的《金玉良言》思考怀疑……”
《听杨绛谈往事》一书中谈到杨先生翻译时采用的底本：“她已翻译了这篇对话录的一半，忽记起钱锺书认为西洋古典书籍最好的版本是勒布经典丛书版，而她的翻译却根据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的英译本，就忙请友好的同事为她借得洛布（Loeb）版的柏拉图对话集希腊原文与英译本对照本（英国伦敦1953年版）第一册《斐多》，又参考研究了英美出版的许多种斐多专家对这篇对话录的评论和注解。”Loeb古典丛书是美国人詹姆斯·洛布发起的普及古典著作的成果，1912年开始出版，已有100多年的历史。
杨先生依据的洛布版英译本还有一篇介绍，说“《斐多》这篇对话的直接目的是说明，哲学家乐于赴死。为了证明死亡的意愿是合理的，就要证明在身体死后灵魂仍然继续存在”。在这篇对话的开头，有人问斐多，苏格拉底临死是怎么个样儿，他回答说：“瞧他的气度，听他的说话，他是毫无畏惧而且心情高尚地在等死，我觉得他是快乐的。”
《斐多》只有不到100页，它的核心是论证灵魂是《斐多》只有不到100页，它的核心是论证灵魂是不朽的，这是一个形而上学话题，用罗素的话说，苏格拉底的论证并不十分有力，但“这篇作品是西方文学的杰作之一”。杨绛先生说它“是一篇绝妙好辞”，比如苏格拉底说：“天鹅临死的时候，快乐得引吭高歌，唱出了生平最响亮最动听的歌。可是人只因为自己怕死，就误解了天鹅，以为天鹅为死而悲伤，唱自己的哀歌。天鹅是阿波罗的神鸟，它们有预见，它们见到另一个世界的幸福就要来临，就在自己的末日唱出生平最欢乐的歌。”
对于“追求哲学是学习死”，法国哲学家皮埃尔·阿多在《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一书中做了阐述：“柏拉图用各种形式说过，哲学是面向死亡的一种修炼。但是，他却是用一种悖论的方式言说的。他想说，需要把灵魂从肉身中脱离。这指的不是面向死亡的修炼，而是一种涉及精神生活、知性生活或者思维生活的修炼，指的是在找到感性认知之外的另一种认知方式。我们也可以说，需要从经验的、低级的、注定会死的自我过渡到超越的自我。苏格拉底在《斐多》里清晰地区分了在喝过毒芹酒之后就要变成一具尸体的自我与在精神层面行动和对话的自我。这指的完全不是为死亡做准备。他想说的仅仅是需要把自身从感性生活中抽离。面向死亡的修炼是一种面向生命的修炼。”所以苏格拉底提出，活着的时候要爱护灵魂，不仅今生今世爱护它，永生永世都爱护。
杨先生之所以决意要翻译《斐多》，除了逃避悲伤，应该还有一个用意，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柏拉图描述的哲学家伟大的人格、哲学家倡导的活法：“我们活一辈子，应该尽力修养道德、寻求智慧……如果一个人临死愁苦，就证明他爱的不是智慧，而是肉体，也许同时也爱钱，或是权位，也许又爱钱又爱权位。”苏格拉底临死前对他的朋友们说：“我听说，人最好是在安静中死去。你们要安静，要勇敢。”
主笔 薛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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