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想象的远方里，不丹是一种更温和的存在。
朴素的美感
喜马拉雅山区因为绝高的地理位置，被称为地球上的第三极，也是距离工业文明最远的地方之一。在这片山脉中的小国们，一向被视为现代世界之外的异域。以我的个人印象，传统山区与现代文明对接时，总免不了受伤的命运。依靠宗教、王室等精神因素来维系的人类共同体结构，会被以资本驱动的经济纽带所代替，两种主导力量更替拉扯的过程中，有些地方会表现出失去秩序感的躁动，有些地方则就此成为沉寂的死地。我见过的喜马拉雅山中城市，大体可以分为嘈杂的城市、凄凉的城市，或者嘈杂和凄凉共存一体的城市。那里的古迹，要么已经失去了现实功能，只是给游客呈现异域风情的古董展品，要么虽然还竭力延续着自己古老的使命，但已陈旧不堪，让人感觉到与现代城市的距离。传统和现代，近在咫尺地鲜明对立着。
对立和撕裂中当然也有美感。比如加德满都的嘈杂，自有其浓厚的烟火气和生命力，而巴德岗城外残存神庙的凄凉，云际低回夕阳西下时，也自有其意蕴深长的诗意。但这些美感都是碎片化的，一个被现代文明拉扯破碎的世界的阴影更浓重地笼罩着城市，处处可见凌厉的伤口：污水横流的街道，机动车尾气和灰土搅起漫天烟尘，如废墟一般的贫民窟，神态萎靡的原住民……总的来说，是不整洁的，饱含激烈冲突或者绝望情绪的。从现代世界初来乍到的游客，前两天难免感觉失望和不适。如果无法完成心理调试，建立起新的情感联系或者审美标准，多半就会有一次失败的旅行。
虽然被称为是世界上最封闭的国家——1999年才开放有线电视信号，还是世界上最晚开放互联网的国家，即便是和并不处于工业文明前端的其他亚洲国家相比，不丹在技术上也几乎落后了20年，但它却并不给外来者“分裂的异域”那种隔阂感。从加德满都登上不丹的飞机，就感觉从无序的色彩汪洋和嘈杂的灰尘中脱身出来。机舱内颜色清爽分明，黑色小皮椅线条简洁，衬着白色机舱和疏疏落落的乘客。餐盒里放着一瓶明黄的芒果汁，几根乳白色芝士条，透明小袋里是几枚棕色坚果，食物的摆放有种带静气的美感。下飞机等待入关的地方像个两层楼高的小天井，传统图案的几道花饰破开整面白墙，光线从屋顶自上而下充满了整个空间。明亮但不艳丽，有着我们熟悉的现代审美元素：干净，简洁，温暖。
这样的美，我还在富比卡山谷的民房中看到了。那是一个通往不丹中部的一个碗状冰川峡谷，黑颈鹤们每年来峡谷内铺满绿草的湿地越冬，湿地边就是附近村民们种土豆的土地，人类和鸟类的领地毗邻却互不侵扰——至少村民是这么告诉我们的。清晨穿过山谷边的树林散步时，看到一栋栋乡间民舍的院子里繁花似锦。其中一家尤其茂盛，硕大的芍药像小树苗似的组成一堵花墙。房屋的墙根下和窗台边，层层叠叠摆满了花盆。女主人德玛穿着旗拉，捏着织了一半毛线腰带的织针，站在院子里闻早晨的花香。里屋第三层，她的妈妈正在一尘不染的神龛前祈祷。一层客厅的木地板上，铺着小毛毯，放着奶茶和早餐。她的姐姐正在一边吃早饭，一边看电视里穿着传统长袍的主持人，做出严肃专业的姿态和嘉宾就某个事件侃侃而谈。厨房的燃气灶上，黄铜茶壶里的早茶咕噜咕噜冒着热气，新打制还未上漆的原木橱柜，衬着淡蓝色地砖，散发着隐约的木香。
1961年，印度军官LT GEN进入不丹执行军务时——这也是自1907年不丹首任国王加冕以来，印度第一次派兵进入不丹，对不丹的印象是朴素（simplicity）：“有的人将不丹描述为贫穷，但我认为不如说朴素更合适。贫穷指的是缺乏必需品，而朴素，是摒弃了不必要的物品。”这间富比卡山谷中的普通民居，让我想起了这段话。播放着访谈节目的电视，颜色淡雅的瓷砖，装着自来水管的白色洗手台，这些代表现代基本生活方式的物品，与不丹的传统审美结合在一起，有一种具备年代感的朴素洁静之美，给人一种身在世俗世界却又时光倒流的感觉。
从乡村到城市，从民居到宗堡，现代生活的细节正一点点渗透进不丹人的日常中，但还保持着相对统一的沉静和美感。帕罗、廷布是不丹城市化走在最前端的城市，按常理应该是传统和现代冲突最剧烈的地方，但空气里仍有一种秩序感：没有摩天楼，房舍高矮大致相同，外形花饰也几乎一样。即便是电视塔，也没有高过山顶丛林的佛像或者寺庙。建于几百年前的政教合一的宗堡，如今仍然是僧侣生活和政府机关办公的地方。汽车既不鸣笛，也没有争抢。在车流量最大的中心路口——世界上唯一还用人力指挥的交通枢纽，交警做广播体操那样慢悠悠摆动着双手，动作像沉静的水流一样连贯但缓慢。城市中不见乞丐，也少有衣衫褴褛的人。即便是菜市场的肉铺，也规规矩矩在一格格装着玻璃门窗的房间里，水泥台砌成的肉台上，鱼头和鱼身子整整齐齐排在一起，长条的猪肉薄片有条不紊地挂在肉钩上。
城市中也不乏一些外形粗陋的现代建筑，不那么体面的杂乱角落，但它们并不引人注目。远处云烟缭绕、植被茂密的青山，以及行走在街头身着民族服饰的不丹人，足以弥补城市外观上的漏洞。廷布街头的不丹女人大多身穿宽袖窄身的“旗拉”，男人不少则穿着过膝长袍“帼”，服装的布料都是织造的，用的是自然布料，且以传统自然染料染成，即使远看也有一种韵味。身着如此粉红深蓝暗紫亮绿等不同颜色服装的不丹人，在疏朗的街道上，几乎足不出声静悄悄地往来穿行，光景煞是好看，尤其是清晨和黄昏时分的情景，确有一种什么在抚慰人心。
自我保护与自我塑造
旗拉和帼，是不丹在西方文化的强势浪潮下，为自己保留下来的一个共同体标识。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文明》一书中写道：“服装处于整个西化进程中的核心位置。很久以前，被历史学家们称为‘工业革命’那场伟大的经济变革，就发端于纺织品制造，它是早期技术革新浪潮引发大规模生产所创造的一个奇迹。但是，如果没有对廉价服装需求无限增长的消费社会的发展，‘工业革命’就不会在英国发端，更不会蔓延至西方世界的其他地区。”在纺织工业技术与消费社会的相互促进下，服装工业的发展既是一次全球化的服饰革新，也是一种文化掠夺。1909年，法国犹太裔银行家阿尔伯特·卡恩曾着手制作一本有关世界各地人民穿着的彩色照片簿，以记载20世纪初人类在地球表面居住以及开发的情况。20世纪初还是个国如其衣的年代，7.2万张照片，包括来自50多个国家的各式民族服装：爱尔兰地区身着羊毛服饰的农民，阿拉伯披挂长袍的酋长，达荷美一丝不挂的武士，印度戴花环的王公……但一个多世纪后，照片中的绝大部分服装已经消失了，牛仔裤、T恤、夹克衫等西式平价服饰一统天下。
不丹是少有的保留下民族服装，并让它在现实生活中依然还有生命力的国家。首都廷布曾立法规定，如果不穿传统服饰进入这座城市，将面临罚款甚至被捕的危险。现在虽然没有这么严格，但所有公务人员在公共场合或是执行公务时，仍然必须穿民族服装。这一规定，不仅让不丹城市中的平常街道因为身着旗拉和帼的人们，显出独特的美感和韵味，也拯救了不丹的纺织工业。这个产业关系着散布在高山草场上的牦牛牧民们的生存，还关系着这个国家的纺织工艺和审美文化。
不丹有一系列针对消费社会的禁令：它是全球第一个全面禁烟的国家，也一度对入境的旅游人数进行限制，并设定每天200美元的最低消费额度，以免游客大量涌入不丹。即便国外登山队愿意付出极高的费用，甚至使用一些政治外交手段，不丹政府仍然不允许他们攀登境内最高的雪山。为了不成为消费社会里廉价的原材料供应地，不丹拒绝砍伐森林，也拒绝发展采矿业。上层的意愿同样传递到民间。澳大利亚记者邦蒂·埃维耶森（Bunty Avieson）曾为不丹媒体《Bhutan Observer》做过顾问，她在自己的书中写道，《Bhutan Observer》的主编曾经拒绝刊登印度汽车等消费品广告，因为觉得会给那些买不起汽车的村民制造出可望而不可即的幻想，这不是件好事。而少量的广告客户，愿意花钱在媒体上表达的不是“我的产品有多好多便宜，快来买吧”，而是“我们有多么热爱我们的国王”。不丹因此被认为是个封闭保守，难以用现代经济规则与之沟通的国家。但如果追溯到上世纪初王国初建时，会发现不丹很早就有选择地向外求索，探寻自己的现代化之路。在这条路上，西方世界的影子一直在其中闪现。
“现在的不丹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前些年它饱受国内纷争之苦，城市遭到重创，人口不断减少。现在，和平的岁月终于到来了。在你们的保护之下，一个稳定的世袭政府已经建立起来。”这是1921年9月5日，不丹第一位国王乌颜·旺楚克写给英国驻印度总督的信，希望“在不丹发展成为一个文明国家的进程之中”，英国治下的印度能和不丹建立起更加紧密的政治和贸易联系，并且帮不丹培训国家需要的现代化人才。
“首先要克服的障碍就是国民的愚昧无知。”国王在信中写道，“在7年前，不丹的寺庙之外没有任何人能够读书写字。1914年，我把45个男孩送去噶伦堡上学，他们中有33个达到了中学毕业的水平，还有4个将参加18个月后的大学入学考试。现在的问题是，怎样让这些小伙子在不丹的发展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有大批空缺职位等着他们。”
“我们急需医学知识来治疗频繁夺去人们生命的流行病，解除人们的病痛，帮助降低死亡率，因此，我希望至少两个孩子接受培训，成为医生。”
“能有两个孩子进入兽医大学最好不过，过去那些年中，大片国土上的牛因为瘟疫几近灭绝。”
“为了在更大的国民范围之中开创普通教育的系统，还有一些孩子应该接受科学和教学方法的深入培训，有6名小伙子之后可能会被任命掌管一所培训学校，培训不丹的小学教师，并管理各个地区中心的学校。”
“国民经济的核心是农业（还包括畜牧业和乳品业），我们的全部人口几乎都从事这些行业。我相信，如果采用了那些我听说应用于其他很多国家的现代化手段，农作物和牲畜的状况都将大大改善。如果能有3个孩子得到农业和乳品业（包括制酪）方面的科学、实用的课程训练，他们能引进先进的方法，建立示范农场，教给人们。”
这封信像一个生活在山中的淳厚长者，为家族的未来向山外强大的邻居求助，诚恳谦卑，却颇有见识，表现出对西方现代知识的了解和信任。老国王乌颜·旺楚克在信中对不丹未来人才和产业的规划，被认为是“撒下了不丹现代化的种子”。在过去100多年，这个国家没有剧烈的动荡，旺楚克王室已经稳定地传承到第五代，现代化之路在一个基本统一的思路下发展着。
邮票是不丹现代化之路上值得一提的另一个故事。1951年，美国人伯特·克尔·托德去不丹参加牛津校友格桑却登的婚礼，结识了格桑却登的丈夫——不丹王子吉格梅·多吉·旺楚克。后来王子加冕成国王后，想要对世界宣传不丹，托德做了一些调查，认为在那个集邮风行的时代，邮票有助于提高不丹的国际知名度。1962年，托德开始帮助不丹设计邮票，既展现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也将它打造成独一无二的艺术品。1967年，不丹发行了世界上第一款3D邮票，这一年不丹靠卖邮票赚了5万美元，接下来两年的收入翻倍增长，大部分买主都在国外。1969年3月，不丹成为国际邮政联盟的成员，这是联合国下属的一个机构，不丹因此顺理成章拥有了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中的一个席位。
与对外隔离不同，邮票以及后来基于不丹佛教理念提出的GNH（国民幸福指数），都是不丹在现代化过程中自我塑造的方式——既符合外部世界的某些需求，又立足于不丹的传统。因为这种自我塑造中与现代世界的联系，当现代世界的种种进入这里时，也像细流融入大河，不至于激起巨大的浪花。不丹从2008年实行民主选举，但这个国家并没有明显的政治分歧，没有“左派”或者“右派”，没有“保守主义”或者“激进主义”，甚至连宗教分歧都没有——信仰藏传佛教的国民占据绝大多数。竞选也不搞金钱战术，选举委员会甚至禁止活动会议上提供啤酒、奶酪和米饭。每天晚上唯一的国有电视台会播放电视辩论，两个党派候选人主张的政策差异很小，相互间表现得彬彬有礼。与其说选民是为政策或者意识形态投票，倒不如说是为参选人本身投票。现代世界的“政治舶来品”，在这里也被染上了不丹气质：清淡、干净、温和。
过渡阶段
迄今为止，这个国家的自我塑造是成功的。它符合全球化大世界对“小而美”事物的期待，符合一个物质膨胀的消费社会对纯粹精神的渴求。世界记住了不丹——它得到了很多赞誉，也得到了很多帮助。当发达国家想要表达“建设一个更美好世界”的愿望时，常常会把不丹当作聊表心意的对象。
“不丹人已经习惯外部世界向他们‘扔钱’了。日本付钱给他们买保持市容整洁需要的垃圾车，澳大利亚送来消防员培训和优种绵羊，丹麦在这里投资了保安业，瑞士帮助发展土豆种植，奥地利拿出几百万用作鼓励良好的社会治理……还有个阶段，欧洲国家的联合财团捐赠了一些昂贵的机器帮不丹人发展伐木业，希望当地人因此获得更多的收入。若干年后，斯堪的纳维亚的一些国家又捐赠一大笔钱，用来关闭伐木业，以挽救森林并补偿失业的工人们。”澳大利亚记者邦蒂在自己的书中写道。
这些帮助究竟是不丹真正需要的，还是外部世界对这块“香巴拉之地”的各自想象，我们无法做出评判，但过多的帮助和过多地倚靠帮助，确实给不丹带来一些麻烦。“我们得到了很多国家的帮助，但这些外部帮助常常又破坏了人们的意志，因为人最后变得非常依赖，没有勤奋工作的想法了。美国人因为勤奋所以强大，中国人更是勤奋，所以我很感激来自外部世界的帮助，但这些帮助同时有一个奇怪的效应，让人无法独立。”宗萨钦哲仁波切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这样讲自己对不丹社会的担忧。
邦蒂在不丹媒体《Bhutan Observer》做顾问时发现：“有大量30岁左右的年轻人还待在家里，和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而不愿意自食其力。如果他的亲戚恰好有点什么产业，他们就顺便在那里打点毫无职业前途的零工。”“这是很可怕的，因为他们不愿意学习独立。对成功来说，独立是非常必要的。他们没有被鼓励或者被施加压力从家里走出去承担责任，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如果不丹人能在佛教教义中找到一条既维系家庭纽带，又发展独立和自我价值的中间之道就好了。”
“帮助”不仅软化个体的意志，甚至也影响着国家的独立性。不丹和印度的关系就是在“帮助”之上建立起来的。从20世纪初开始，不丹第一任国王写给英国驻印度总督的求助信得到了正面的回应，此后印度一直在不丹的经济成长里起着重要作用。印度军官LT GEN的书中曾记录：“不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费用预算是1.6亿卢比，第二个五年计划是2亿卢比，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总支出为3.55亿卢比，相当于前两次五年计划的支出总额。其中3.3亿都来自印度——3亿赠送，3000万作为贷款，不丹自己只拿得出2500万卢比。”这种状况到今天仍然没有太大变化。水电是不丹第一大产业，到2020年，又有10座10万千瓦大型水电站投入使用，将成为不丹未来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但让经济学家烦恼的是，这些水电的修建必须在印度的支持下才能进行，目前仅有三座水电站开工，时间拖得越长，修建水电站的成本就升得越高。过去印度为水电站给予接近全额的补助，但现在他们更多以发放贷款的方式。而且印度是不丹水电的唯一购买者，“债主”和“买家”的双重身份，将会影响电力交易时的正常定价。但不丹为保护森林和环境，拒绝发展工业的一个后果是，它不得不长期依赖这个强大的邻居。国内大部分建设工程由印度的10万劳工完成。大部分商品，包括食物，经由印度进入不丹。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曾撰文称：“不丹的经济和政治政策实际上是在德里制定的。它对自己的未来的话语权是有限的。”
将几乎所有产业交给外国的另一个危险是，国内就业岗位不足，年轻人没有足够的自立和上升空间。不丹每平方公里只有18个人，大量的土地被森林占据或是被闲置。这让整个国家在宁静温和的美感中，又带着一种清冷之气，它或许是社会活力不足的一种暗示。年轻人如何在这样的社会中找到未来，确实是不丹要面临的社会问题。
“如果不丹人能够拥有自信，不丢掉它的传统特性，同时又能搞好教育，不断进步，那么不丹是可以发展强大的。”宗萨钦哲仁波切这么对我们解释一个“小”国的生存之道：在被工业革命变成扁平的世界里，“小”既是对一个国家的保护——因为市场有限，不是资本强攻的重点，所以可以保持一种相对平和的状态。但“小”也是最大的软肋——它太脆弱，与现代世界可交流的点非常有限，稍不注意，就可能有巢倾卵覆的危险。不丹如何在邮票、GNH、香巴拉的梦幻之外，找到新的同时具备安全性的与现代世界接轨的点，或许是这个国家在平和外表下正艰难摸索的问题。
离开不丹的前一天下午，我坐在帕罗城外的酒店花园里，打量着周围的风景。院子里繁花似锦，围绕着一小块篮球场。几株苹果树结满了青红相间的果实，每天餐桌上的水果就是从这里摘下的。一大堆柴火堆在酒店的土黄色矮墙边，墙外面一大片绿油油的稻田延伸到青山下，田地中间立着几幅白色经幡，遥遥呼应着青山上的宗堡。没有一种元素压倒另一种元素，没有一种色彩压制着其他色彩，这让人内心觉得安稳。不丹是否需要更强劲地走向现代社会的动力，这种平静下是否隐藏着危险的暗流，我无从判断，只是确定地知道，在2016年7月这个夏天，我感受到的还是一个传统和现代尚未完全撕裂、有着温和世俗之美的不丹。
（感谢实习记者周缘对报道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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