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韩少功35岁。建一个怎样的有“精神意义”之岛？他与朋友们联想翩翩：要一张报纸，一本杂志，一个出版社，一个函授学院，一个农场。其实，想法与想法之间有差异。最后，先批到一个杂志刊号，于是先办杂志。这一年，我在北京筹备《东方纪事》，韩少功与张新奇在海南筹备《海南纪实》。《东方纪事》是以江苏文艺出版社原有的刊号改刊，《海南纪实》则是新批的刊号。《海南纪实》创刊在1988年11月，是月刊；《东方纪事》改刊第一期出刊是1989年1月，双月刊。两本杂志都是1989年7月停刊的。
两本杂志走了完全不同的路。《东方纪事》走的还是精英文化传播，我当时调度自己的资源，请汪曾祺做顾问，林斤澜、刘心武、李陀、钱刚、刘再复、戴晴、陈小川、史铁生、苏炜、查建英、黄子平、陈平原等13位主持，每人主持一个栏目。封面没标题，只有一个人物形象，第一期是陈凯歌。而《海南纪实》走的是吸引大众的新闻纪实、纪实文学之路，封面有三张图片，除销售的主标题外，还有吸引读者的标题区，各种热点新闻，也有引人注目的历史钩沉。应该说，80年代，它是大众文化的先行者，那时它已经触觉非常敏锐地在市场中找定位，完全市场化了，而《东方纪事》还满足在自己圈子的喜好里。《海南纪实》因此一创刊就有60万的印量，实现了一本刊物就可在经济上立足。《东方纪事》的发行量则仅几万册，江苏文艺出版社时任总编辑、我的好友蔡玉洗根本就没指望它挣钱。80年代，起码在文化圈内，还是一个不谈钱的时代。
说实在的，当时，1989年，我曾怀疑，那是否就是韩少功要的办刊道路。《海南纪实》的故事可能有些复杂，所以，当事人无论韩少功、张新奇还是蒋子丹，都没有相关文章。韩少功与蒋子丹，有关《天涯》，都有长文记载的。之后，我也听过不同当事人的不同说法，没想过要去向韩少功求证。《海南纪实》留下的最有意思“文献”，应该是后来在《天涯》“民间语文”栏目发表的，韩少功撰写的《海南纪实》杂志社公约。这个“公约”强调了办刊目的是“以经济价值力求自己在竞争中的自主自强”，韩少功在这个公约中，是这样来思考民主、公平、公正的——
首先，主编必须在民主监管下，或民选产生，报上级任命；或上级任命，交民选确认；若未获全体成员二分之一以上确认，就不得任职或应无条件辞职。且重大事项须要全员公决，若主编意见违背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意愿，要自动放弃自己的主张。
然后，杂志社创获之财富，除上缴税款等应缴收入外，由全体成员共同管理支配。收益分配为按需分配与按劳分配相结合，按需分配指：人人均等的基本工资，公费医疗，直系家属中未享受公费医疗者的半公费医疗。按劳分配，指每个工作日按不同岗位的劳动付出，计算为工分。
这个公约还承诺对所有成员的生活保险负完全责任，如遭不测而个人财力不足抵御，杂志社共产须为帮助其抵御灾难服务，直至其生活水准恢复到社内成员最低水准。若集体财力不够，所有成员均有义务各尽所能，任何人不得反对。
这个集体很像一个理想主义的公社，因为它的按劳分配是工分制。但最后结果，这个公约无力阻止创获财富后的分歧。《海南纪实》在市场化中是成功的，办刊半年时间，只通过发行，他们就挣了很多钱。在财富面前，韩少功与他的伙伴的分歧，我还是相信韩少功挣了钱主动去税务局缴税，主动上缴海南作协，最后将留存的钱也做了公益。因为他除了买书抽烟，不穿名牌，不需要任何奢侈品，他对钱没有追求，本质上他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海南纪实》散伙后，我读到他的一篇小说《鞋癖》，那个父亲、母亲，显然是以他的“文革”记忆为基础的，期望父亲“千万别活着”的开头残酷而真实。这篇小说，与父母的感情写得非常感人，藤椅发声、碗破裂、父亲的剪影，我在老房子里住过，觉得这些感觉入木三分。少功写他母亲把鞋底纳得很厚，我母亲当年也是这样，用顶针吃力地顶着，一针针纳的；少功写母亲晚年拿着书根本不翻页，我母亲晚年也是这么“读书”的。他写他母亲的鞋癖，我刚读觉得是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读到最后，母亲带“我”去偏僻的贵州农场找小姨，小姨不敢接纳，母亲说“我们这就回去”，走回县城埋怨“鞋这么不经事”时，才意识到这鞋真正辛酸的含义。找父亲时，她的鞋也是磨破沾满尘土，走废了的。晚年她的鞋癖，其实都来自镌刻她心里的那些走路的记忆。那个年代，这不是象征，是多深刻的现实啊。
再然后，1995年，叶蔚林退休，他任海南作家协会主席，让蒋子丹接《天涯》杂志任主编，自己当了社长。有意思的是，1995年他们准备改版《天涯》的时间，又恰好与我准备接手《三联生活周刊》的时间重合。《天涯》改版的第一期与我接手《三联生活周刊》出刊的第一期都是1995年底。从1988到1995年，隔了7年，这回掉过来了——《天涯》是月刊，《三联生活周刊》先是半月刊。韩少功给《天涯》的定位，首先强调，这“不是一本纪实新闻性杂志，更不是时下形形色色的消闲娱乐读物……无意谋求畅销，拒绝与低俗为伍……”改刊后，《天涯》的封面没标题了，只有一个形象与右边长长的作者阵容，而《三联生活周刊》却走向新闻、市场化了。
《天涯》是在90年代，大众化已成主潮的前提下，去做一本思想文化杂志。当时有一些文学刊物也想转型，拓展文学内延外延，如长春的《作家》杂志，却远不如《天涯》成功。原因绝不仅因蒋子丹在全国优秀作家中的组稿能力，每期都能排出辉煌的作者队列。韩少功是从改刊第一期就强调了这刊物的立场，他写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完美的假设》，这篇文章其实表达的是他的心声，他的“完美的假设”是希望能超越简单化甚至庸俗化的意识形态，所谓“完美的假设”，是指理想与情怀。因为理想与情怀只能假定，不能社会化。他的“理想”是认为，在各种不同的、对立的意识形态背后，应该有彼此相通的情怀。持不同立场都有其理由，但理想者能超越其具体目的，去追求崇高——他认为，意识形态的残痕终究会被忽视。他希望这篇文章能体现他对“立场”的思考，但遗憾的是，90年代，已经很少有人会通过认真阅读，思考与分辨你的立场了。甚至“立场”本身都成了敏感词——它意味着站队。事实证明，韩少功想要超越意识形态其实根本就不可能。尽管他在《完美的假设》中清楚表明了他的种种态度，他和《天涯》还是很快就被划为了“左派”。因其作者阵容、文章选择中体现出的喜好，你想超越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其实却一直在制约着你。（待续）
文 朱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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