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份，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金额801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9.2%，在经济增速放缓和人民币贬值等多重压力之下，外资撤离的压力开始明显抬头。
1月份的FDI大幅下降近10%，虽然有春节的特殊因素在内，但还是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当前外资对中国市场的态度。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市场对于外资虽然仍具吸引力，但是和过去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事实上，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就已经出现下降的趋势，2009年的FDI出现了负增长，不过在“4万亿”效应的大规模刺激之下，中国经济开始逆势增长，在全球经济一片萧条之中，中国市场成为短暂的全球资本避风港，2010年的FDI大幅增长17%，2011年的增速也接近10%。不过随着“4万亿”效应逐步消散，中国市场对于外资的吸引力也迅速下降，2012年的FDI再度出现负增长，随后几年的FDI增速出现反弹，不过也只是保持个位数的小幅增长态势。如果以人民币计价，去年的FDI实现了4.1%的增长，但是如果以美元计价，其实FDI同比下降了0.21%。如果考虑到外商直接投资主要以美元为主，其实去年的FDI就已经出现了负增长。今年1月份的FDI大跌近10%，如果以美元计价，同比跌幅应该更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为全球最富吸引力的投资热土，主要有三大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为外资提供了丰厚的回报；二是中国充沛且廉价的劳动力，极大地降低了外资的生产成本；三是中国为外资在税收等方面提供了一系列优惠待遇。但是从过去几年来看，这三大因素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使得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逐年下降。
首先是中国经济增速显著放缓，从过去的两位数增长到现在的不足7%，而且还有继续放缓的可能性，这就使得外资在中国的投资回报率随之下降。不过，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可能并不是外资撤离的主要原因，因为即使中国经济增速回落至6.7%，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也位居前列，尤其和发达经济体2%左右的增速相比还是极具优势。
外资撤离的更主要因素可能还在于中国的生产成本提升，这使得外资盈利空间相比过去被大幅压缩。首先是劳动力和土地成本的快速提升，充沛廉价的劳动力人口变得日渐稀缺，持续上涨的房地产价格大幅推升了土地和房租成本，很多外资企业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更便宜的替代国，前些年是东南亚和非洲，现在甚至连美国都开始在成本优势上和中国竞争。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曾经在2015年发布过一份报告，指出中美制造业之间的成本差距已经非常接近，如果将美国制造业成本指数视为100的话，中国的制造业成本指数为96，也就是说，如果一件商品在美国制造需要100美元，在中国则需要96美元。按照波士顿咨询集团的预计，到2018年，美国制造的成本甚至将比中国便宜2%～3%。
最近几年来，不仅大量美国企业开始回流美国，连很多中国企业都奔赴美国投资设厂。去年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公开表示在美国办工厂的利润比中国高，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业成本太高，其中包括劳动力价格上涨太快，能源价格、运输成本和土地成本比美国贵，综合税务比美国高等等。
曹德旺所言虽然是从中国企业的角度，但是从劳动力、能源和土地价格来看，内外资企业面临的情况并无太大区别。而从税收负担来看，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对于引入外资尚有巨大的税收优惠，外资企业在很多方面享有超国民待遇，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对于外资的渴求程度降低，外企享有的税收优惠在过去十几年来已经逐渐取消。一个标志性事件是，2010年底，我国正式统一内外资企业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制度，对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及外籍个人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内外资企业的税制就此实现了全面统一，外资在中国享受的税制优惠等超国民待遇基本上终结。由于资本天生具有极强的逐利性，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以及成本上升的多重冲击下，很多外资选择撤离中国也在情理之中。
在改革开放之初，作为资本短缺国，外资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仅积累了全球最多的外汇储备，而且成为对外净投资国，因此，在过去几年中国资本丰富的背景下，外资增速放缓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并没有引发太多的重视。
虽然中国现在已经不再是当初的资本短缺国，但是外资对于中国经济的意义并非可有可无。去年以来，我国民间投资出现断崖式下滑，全年增速仅为3%，和2015年10.1%的增速相比大幅下降7个百分点，而且迄今仍然没有出现回暖的迹象，目前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中，还是依靠国有资本在基建领域的大手笔投入予以支撑。今年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是大概率事件，民间投资也难以实质性回暖，如果外资继续保持大规模撤离的趋势，今年的整体投资规模将面临巨大考验；反之，如果外资撤离的速度能够放缓，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今年的投资压力。外商投资规模虽然在中国经济的占比不高，但是含金量一般都较高，在解决就业、创造税收、提升中方的技术和管理水平等方面仍具有重要意义。据去年底商务部公布的《中国外商投资报告》估算，外商投资企业吸纳的直接就业人数超过4500万，占中国城镇就业人口的比重超过10%。
去年民间投资雪崩之后，政府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刺激民间投资回暖。近期面对外商投资规模的萎缩，政府也同样开始出台优惠政策，试图避免外资大规模撤离。今年1月17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推出20条举措吸引引资，放宽包括服务业、制造业、采矿业等在内的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其中服务业重点放宽银行类金融机构、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保险机构、保险中介机构外资准入限制，放开会计审计、建筑设计、评级服务等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推进电信、互联网、文化、教育、交通运输等领域有序开放。制造业重点取消轨道交通设备制造、摩托车制造、燃料乙醇生产、油脂加工等领域外资准入限制。采矿业放宽油页岩、油砂、页岩气等非常规油气以及矿产资源领域外资准入限制。石油、天然气领域对外合作项目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支持外资依法依规以特许经营方式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包括能源、交通、水利、环保、市政公用工程等。
为了配合国务院吸引外资的政策，1月17日，国家发改委也下发通知，调整外商投资项目的核准权限，规定3亿美元以下限制类项目由省级政府核准。而在此之前，这一审批权限掌握在发改委手中。
不难看出，这一轮政府出台的吸引外资政策，和去年拯救民间投资多少有些类似，主要手段都是通过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提升吸引力，同时也是从大局出发，让国有资本打开部分垄断行业的大门，使得外资和民间资本也能参与其中，分享部分垄断行业的收益，从而避免“国进民退”“国进洋退”的现象愈演愈烈，对中国经济带来更大的负面冲击。
主笔谢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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