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伟
1982年10月，铁生在《丑小鸭》杂志发表了一篇冷到骨髓里的短篇小说《在一个冬天的晚上》。一对迷失了方向的残疾人，在寒冷的胡同里，从傍晚一直走到天黑。女的是侏儒，抱着一个太大的饼干筒；男的拄拐，提着一辆儿童车；买儿童车的时候，女的把书包还丢了。小说里一直是两人的对话，以对话交代氛围——女的似乎一直在哄那个男的，他们想要一个孩子，希望自家和别家一样，也能有天伦之乐。自己不敢生，怕遗传基因不好，想领养一个，这是约好了去看孩子，满满一筒饼干与儿童车是对期望获得的孩子的寄托。两人对话的磕磕碰碰，都是为了表达内心不安。不安什么呢？女的说：“要是要个小一点的呢？”男的说：“那不还是要长大？”他们怕自己的残疾吓着孩子，这才是冬夜胡同里绕来绕去都绕不开的寒透骨髓的问题。他们期望饼干与儿童车能掩饰这问题——“只要咱们真心待他好……”但最终，找到了那地方，终还是避不了的赤裸裸的现实——那青年妇女正好带着孩子，在责怪声中出门。帮他们张罗的“老石”的丈夫就对“老石”说：“你不该告诉她，换了我，我也不愿把孩子给两个残废人。”这现实是不能面对，却又必须面对的。我后来才知道，这小说里那个绕不开的问题，其实是史铁生自己的。那时他还期望着的恋爱尚未结束，他所要面对的，是他心爱的，照亮这“角落”的“王雪”的父母能否面对他的轮椅？那时他还期望着能有超现实的爱，就像小说中那对夫妇“只要咱们真心待他好……”的希冀。哪怕他心里清楚这希冀虚假，靠不住，也仍是一种期待。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几乎是与《在一个冬天的晚上》同时期创作，构成了冷暖对比。我不知道铁生当年写作的时候，这暖是不是心里的一种支撑？《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结尾，到医院来看望他的同学，捎来一张白老汉用留着过年的十斤好黄米换来的十斤陕西省粮票，让他治病用。他专为这张在北京本不能用的粮票，写过一篇小文《人间》，充满感情地说——
前些年，您知道它对一个陕西农民来说等于是什么吗？也许等于一辆汽车，也许等于一所别墅，当然，要看和谁比。不过，它比汽车和别墅可重要多了。为了舍不得这么张小纸条，有时会耽误了一条人命。
这“人间”是他当时一种心理依据。小说里说，白老汉儿子的病，就因为舍不得给大夫送礼耽误的——当时，就是“送十来斤米或者面”的事。
史铁生是1969年1月下乡的，比我晚了四个月。他下乡其实不到三年——出现病症后，1971年9月就回京了。“清平湾”交织着一种复杂的情感——他的残疾，有可能就与这不到三年的劳作及牛棚生活有关。我曾问过他，腰到底是怎么出的问题？他说，放牛时候有时就在地上睡了，可能是着凉，寒气累积多了；也可能是基因里本身就埋伏了的，医生都说不清楚。他插队的照片，和1978年我见到他时很不同。那张头戴白羊肚巾抱着初生牛犊的照片，浓浓的眉、浓浓的胡子，完全像个陕北农民。疾病对一个生命形态的改变，真令人感慨。
但那些有可能种下祸根的日子，在铁生的笔下，却写得那么浓厚安静。他写牛棚之夜的静谧，远山就如剪影，牛的咀嚼声与虫鸣混合在一起，白老汉的絮叨与留小儿的童稚询问就像摇篮曲。作为知青作家中的一员，他的小说里，主角是白老汉与留小儿，而不是“我”，因为“我”只是过客，他们却祖祖辈辈都那样在那儿生活。他的插队故事，更详尽记录在后来，1986年初发表在《钟山》杂志上的中篇小说《插队的故事》里。那是1984年北京作协帮他回了一趟陕北后，他对知青生活的答卷。小说前三分之二写“清平湾”，在白老汉之后，更深入写那里的人在他眼里“哀壮”的生活——房东“疤子”生了七个孩，为生计下井挖煤，一天才挣一块钱。他婆姨，明娃妈则纺线织布，榨油酿酱，日子也就一天天过下来了。明娃得了心脏病，治不好，明娃妈说不能让他这辈子连婆姨都没有，就花尽可怜的积蓄给他娶了媳妇。第二年明娃死了，讨不起媳妇的瞎老汉收养的随随就收留了他的媳妇、他的儿。在铁生的答卷里，“我”和知青们的插队生活，其实只是这块土地上一段自己难以忘怀，自恋着慰问自己的插曲。他与我聊起过那些放大了知青苦难的小说：“说咱们苦？比起那里的人，咱们算什么呀？”
《插队的故事》用后三分之一写旅途，没下过乡的人大约会觉得结构有点奇怪，下过乡的人，则能理解那些年旅途意味着什么。过年前挤上火车兴高采烈地回家，过完年满带各种吃食，背着沉重的旅行袋，再挤上火车神情黯然地回乡。那时全国各地旅途上，奔波着多少知青？找不到旅馆，在火车站里拥挤着过夜的；盖着黑油油的爬着虱子、跳蚤的被子，挤在大车店里……这后三分之一，不仅因旅途在知青记忆中所占的比重，大约更为了“已经留在黄土高原上的那一个”，他要表达的是命运。
作为同龄人，我们都无法回避对那段经历价值的质疑。《插队的故事》最后写到1985年他回“清平湾”，说那窑成了仓库。“那群吵吵嚷嚷的少年都到哪去了？好像根本就没来过，好像他们还在窑里，睡着懒觉……”这小说我是读一遍感伤一遍的，我见过他们住过的窑洞破败的照片，畢竟窑还在。而我回东北，知青点的砖房与老乡的泥房，连残垣都找不到了，只剩下一片齐腰高的荒草。尽管这样，我们还会去寻找，沿着那条已经荒芜的路，去找那片曾经的麦场。我们在那里扛着180斤的麻袋上跳板，曾经的16岁、17岁，多少人的腰就落下了病。我们去找坡下那口遥远的井，从那儿挑一担水到宿舍，学着来回换肩膀，得负重20分钟。除了铁生说的受苦，那段生活的价值在哪里呢？我们创造的是价值的负数，在铁生的陕北，种一亩地只收七八十斤粮食。我们在东北，机械化换来的也是极低的亩产，且每年冬天为取暖，不知要烧掉多少荒原上的树。这些树如果当年不被我们砍掉，现在是绵延的森林。那么，我们到底收获了什么？仅是最宝贵的年龄，曾经在那里生活，留下了青春的见证吗？我想，我和铁生一样，最终才体会到，这段生活的真正价值，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在那遥远的地方，还有那么一块土地联系过我们，还有那么一些人祖祖辈辈在那样生活。它让我们真正懂得了人人“生而不平等”，因懂了“生而不平等”，才懂了，有了柔软的同情心。
对铁生而言，这段生活重新思索的感触，其实是说服了他自己：既然牛生为受苦，人也一样，就不必为受苦鸣冤了，无非是受苦方式不同而已。同样，既然“人不知道被命运安排在哪儿”，必各有命途。既然命好命坏的概率均等，也就不必抱怨不公了。这时，他已经觉得，坦然面对自己的轮椅，才是真正的自尊了。对他而言，从自悲为辛酸的人生中走出来，真不容易。（待续）
1984年，史铁生回陕北延安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史铁生第一本小说集，印数1.54万册，定价1.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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