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颀+刘周岩
第一次见到彭国翔是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的阅览室。当时他刚开始在位于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担任“2016年度北半球国家与文化克鲁格讲席”，正在逐一翻阅一整个抽屉里的卡片。
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的中文藏书逾百万册，是海外最大的中文文献典藏机构；而其中4万多册出版于1958年之前的书籍由于还没有网上目录，只能通过卡片查阅。成排靠墙而立的柜子中的几万张卡片，记录着很多其他地方不易看到的书籍信息，其中也包括美国国会图书馆（LibraryofCongress）珍藏的数千册中文善本古籍。作为中国哲学、思想史及宗教专业的教授，彭国翔十分注重通过发现新文献并结合西方学术来推进中国文化研究的发展。
“北半球国家与文化克鲁格讲席”（KlugeChairinCountriesandCulturesoftheNorth）设在国会图书馆的学术交流机构——克鲁格中心，是由国会图书馆馆长任命的资深学者讲席之一，获任者都是研究北美、欧洲、俄国或东亚历史与文化的著名学者。任期之内，学者有机会充分自由地利用世界最大图书馆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进行学术研究。作为学界一项受人尊敬的荣誉，讲席设立16年来第一次授予中国学者，也是首次授予亚洲学者。彭国翔正是一位地道的“中国制造”学者——他在南京大学政治学系以法学学士毕业后，在北京大学获得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随后相继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任教。
谈及自己获任克鲁格讲席学者，彭国翔更愿意理解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中国学术，特别是儒学这一最有中国性的学问的关注”。在彭国翔看来，儒学是从文化意义上界定“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最重要因素。虽然“儒学”与“中国”并不必然是“同构”的关系，中国文化中还包含着道教、佛教乃至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元素；儒学也并非中国人的专利，古代东亚文化圈的知识分子以及今日部分海外汉学家都以儒家身份自居，但是儒家的“原乡”依然是中国。
儒学在今日中国社会同样成为热门话题。“儒学复兴”观点早已不局限于学术圈内部的讨论，而进入到了中国社会各层面。讲授儒学的电视节目、通俗书籍等大众文化产品，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渐增多，愈来愈影响到每一个人的生活。而由此引发的担忧同样也显著。中国自清末民初即开始反思自身文化传统，已形成了“反传统的传统”。如何面对自身的文化遗产，始终是中国人在矛盾心态中反复思考的核心。
无论是“五四”还是80年代，这两个20世纪中国的重要文化发展时期，批判传统、学习西方是知识界具主导性的声音，并且持续影响到今天。彭国翔则期图，在大的“反传统的传统”的背景下，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发掘儒学于当今时代的特殊意义。“对话性”即是他关注的儒学一大特点，从《论语》的对话形式到宋明理学对道家道教和佛教的回应，再到20世纪新儒学对西方学术与文化的吸收，他认为都是儒学对话性的体现。“对话性”在他看来还意味着儒学与世界其他传统的对话：早在16、17世纪，明代学者如徐光启、杨廷筠已是著名的儒家基督徒。晚明时期来到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也尝试将儒家传统与基督教相结合。在当代，儒学也不仅早已是东亚的，而且是世界的，波士顿大学两位基督教神学家、分别担任过神学院院长和副院长的南乐山（RobertNeville）和白诗朗（JohnBerthrong）就自称“波士顿儒家”。彭国翔认为，儒家传统的这种对话性、包容性对思考当今世界的宗教、民族冲突有着现实意义，“合而不同”指出了各种思想融合的可能，又强调了各自的独立；“理一分殊”则既肯定终极真理，又指出同一真理可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无论对“儒学复兴”持怎样的态度，以及是否认为儒学有助于解决当今世界的冲突，彭国翔以他的研究，为我们思考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视角。
三联生活周刊：历代“新儒家”们都将儒学视作一种活的思想加以发展，与儒学作为一种哲学史、思想史的对象在学院内被研究，这之间是什么关系？
彭国翔：单纯把儒学当作一种客观和历史的知识来研究，与把儒学作为一种活生生的传统并在儒学的立场上从事思想创新，二者之间确有不同。不过，这种差别在实际情况中很难等同于学科或研究方法的不同。
事实上，儒学以及整个中国思想传统每一时期的“创造性转化”和“推陈出新”，往往是通过对既有经典和文本的诠释来实现的。每一位后来者都喜欢声称自己只是发掘了古圣先贤的原意，但都在古人的“旧瓶”中实际添入了自家的“新酿”。这一点，可以说是儒学和中国思想传统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從孔子的“述而不作”到宋明理学家以不断解释“四书”等儒学经典来阐发思想，再到当代新儒家对古典文本的诠释，几乎都是如此。从现代学科分类的意义上看待整个儒家传统，可以说历代“新儒家”们对儒学的发展，几乎都离不开思想史、哲学史的方式。
反之，不能深入从事思想史、哲学史却以“新儒家”自我标榜，声称自己是在发展儒学、创新理论，按诸实际，其“所说”往往都是空洞的口号，没有深厚的实质内容；其“所行”也并不是真的要弘扬儒学，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前者与孔子“温故知新”的主张有悖，后者更是过不了儒家历来主张的“诚”这一关。其实，无论“宋明新儒家”还是“现代新儒家”，都从未以“新儒家”自居。他们的“新儒家”称号，都是在其学术思想的卓越成就获得认可及真实的自我价值认同得以证实之后，由后人来称呼的。在“反传统”“批孔”思潮当令的情况下公开认同儒学，不论有否学术思想的创新，至少在品格上让人敬佩。而在一个儒学成为时髦、可以带来名利的时代，以“儒家”自我标榜，恐怕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同时拥有双重身份，儒学研究者与儒家价值体系的信仰者，这是否会影响到你的学术研究的客观性？
彭国翔：“价值认同”对“客观研究”的作用是正面还是负面，这个并不一定，取决于主体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具备高度和深刻的自觉。钱穆先生曾说对于历史文化的研究要有“同情与敬意”，但严格来说，对任何历史文化的客观了解并不取决于“同情与敬意”的有无。有了“同情与敬意”，不见得自然会有客观与恰如其分的了解，有时反而会拔高研究对象。只要没有“反感与恶意”，即使没有“同情与敬意”，也可以对研究对象做出客观与相应的了解。
在我看来，“价值认同”对于“客观研究”所始终具有的正面意义，除了不会导致对研究对象产生先入为主的反感与排斥这种主观的偏颇之外，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研究事业背后的动力系统。换句话说，只有认为自己从事的研究对象有价值、有意义，研究的动力才会源源不断，才会始终能够从中得到乐趣，不会半途而废。至于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则需要全面与深入地掌握研究对象的材料，遵循嚴格与精确的方法和程序，尽可能不以个人的喜好去进退取舍和做出判断。
三联生活周刊：站在21世纪的今天，你认为儒学思想是否仍在鲜活地生长？
彭国翔：如今儒学是否仍在鲜活生长，首先得回顾一下儒学在现代中国的命运。“五四”以降，儒学一直是批判和否定的对象。不过，“五四”那批学人对于儒学以及整个中国传统的反省、检讨和批判，虽时有偏激，但很多地方切中要害。并且，儒学基本价值在这一代学人身上仍有充分的体现。正如傅斯年给胡适的信中所说：“我们思想新信仰新，……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也正因此，儒学核心价值并未因“五四”而被全然抛弃。在我看来，“五四”更多的是对儒学的一种“涤荡”，揭露和剔除了其中很多负面的东西。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文革”期间，儒学才受到了全方位摧毁性的打击。改革开放之前，我们一直生活在“反传统的传统”之中；改革开放以后，儒学才从批判的靶子变为肯定的对象。眼下，肯定儒学几乎成为一股潮流，可以说儒学迎来了“浩劫”之后的“枯木逢春”，令人有“复兴”之感，也很自然。不过，作为一种价值系统的儒学是否“鲜活”，不能仅从现象上的“热闹”来判断，不在于成为一种流行甚至时髦的话语，而是要看是否真正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影响，被人们“身体力行”。就此而言，儒学的“复兴”恐怕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三联生活周刊：儒学“复兴”确实是当下中国的一股潮流，尤其是在学术小圈子之外更大的社会空间中。政治、教育、文化，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路径进入，背后的考量也各有不同，你如何看待这诸种不同的儒学复兴方式？
彭国翔：就身体力行儒学的基本价值来说，学术小圈子从来不比普通大众占据优势。虽然真正儒家学者的价值实践，所谓“笃行”，都是建立在“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的基础之上，这和普通大众往往以“日用而不知”的不自觉方式实践儒学价值确有不同，但是，饱读儒家经典、满口仁义道德，而其实只是将儒学作为功名利禄的工具的“伪君子”，历来也所在多有。
复兴儒学的方式不必只有一种。在我看来，无论从事什么行业，都能够成为儒学价值的实践者和体现者。比如，一个医生只要“仁心仁术”，以救死扶伤为己任，就是在实践和体现着儒学的价值；一个官员只要心系治下的百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也同样是在实践和体现儒学价值。王阳明所谓“四民异业而同道”，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只要都能从自我做起，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落实儒家的价值，儒学就会在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得到复兴。如此儒学的前景就是令人乐观的。相反，不能真正从自己做起，知行割裂，无论表面上采取什么方式，都不过是“别有用心”，也就成了王阳明所说的“扮戏子”。那样的话，复兴无法在演员自己身上实现，更不必指望落实到整个社会了。这种情况下，所有表面上“复兴”儒学的方式，对于真正的儒学复兴都只能是“死亡之吻”，既害了儒学，也害了那些将演戏误以为真实的广大观众，最终断送了复兴的契机。所谓“隐含的危险”，无过于此。
三联生活周刊：今天的世界一定程度上处于亨廷顿所言“文明的冲突”之中，而这种冲突在深层次上是宗教和伦理系统间的冲突。基督教福音派和伊斯兰教经历着宗教复兴，呈现出“去世俗化”（Desecularization）的趋势，而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则是政治经济上的全球化的反例。这种形势之下，如果儒学在中国复兴，会使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产生怎样的变化？
彭国翔：这要看儒学是以怎样的面貌复兴了。可以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儒学以一种原教旨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方式复兴，另一种是以一种开放和包容的人文主义的方式复兴。前一种情况并不是真正的儒学复兴，只是儒学被极端的民族主义挟持。至于后一种情况，我在2010年即提出“重建斯文”的主张。在我看来，儒学只有在立足“仁义礼智信”核心价值的同时，吸收古今中外一切人类文化“合情合理”的优秀成分，才会迎来真正的复兴，“富强”之外不可或缺的“斯文”，才能得以切实重建。
显然，如果是前一种情况，中国与世界之间一定会呈现出紧张的关系；后一种情况的话，中国非但不会与世界其他国家产生紧张，反而会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之下发挥更为重要甚至是领导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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