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静
倘若承认哲学定义法国现代社会生活关系的正当性，它的风格、内核和深度，则轻巧得就像“猫的隐私”。有些人对亲密关系的欲望十分庞大，有些人则只有微末一点点。
17岁还在读高中的米娅·汉森-洛夫（MiaHansen-Love），在戏剧课老师的推荐下，去参加导演阿萨亚斯（OlivierAssayas）新片《我的爱情遗忘在秋天》的试镜。这部电影成了她作为演员的处女作。几年后，米娅有了自己作为导演的处女作，而此前的导演，比她大20多岁的阿萨亚斯成了她的丈夫。
中间有两年，堪堪成年的米娅，拿不准自己将来要从事什么行业。演员吗？并不见得。尽管她在电影中的表现不错。她执导第一部长片，是在她20岁出头的时候，接受采访时，她说出“我觉得电影拯救了我”这样的台词，完全是一副作者电影导演的口吻。
那篇采访叫人想起《巴黎评论》采访20多岁的作家萨冈，她刚凭借一本《你好，忧愁》赢得了大多数作家一生为之奋斗的数量惊人的读者，回答着关于写作的严肃的大问题。在这篇因为一个电话而匆匆结束的访谈最后，记者写道：“几乎将她想象成一个正匆匆赶去索邦大学上课的女大学生。”
彼时的米娅正是给人这样的感受。20岁上下的米娅跟成名已久的阿萨亚斯成为恋人，在法国，没有人对这件事大惊小怪。有人将这二人的关系，描述成年轻版的阿涅斯·瓦尔达（AgnèsVarda）和雅克·德米（JacquesDemy）。后两位是法国电影新浪潮的代表人物，是同行，相互激发灵感，却从未是竞争对手。
去年这部《将来的事》（L’avenir），让米娅在柏林电影节获得了最佳导演奖。她上台领奖时说，自己领什么奖啊，这个奖其实是给于佩尔的。米娅跟于佩尔，第一次合作是在阿萨亚斯的一部电影《情感的宿命》（LesDestinéesSentimentales）中，二人扮演一对母女。而《将来的事》中，于佩尔则扮演了米娅现实生活中的母亲“娜塔莉”——这是米娅以自己当哲学老师的母亲为原型创作的角色。
电影中的娜塔莉，人至中年，丈夫另结新欢。丈夫也是哲学老师，这个设置与米娅自己的父亲也一致。在伴侣的选择上，将智识交流放在重要位置，在这一点上，米娅本人与父母是一脉相承的。电影非常克制地让这位丈夫讲述外遇时，使用“遇到了一个人”这样的台词，以掩盖新欢更年轻更美貌的残酷事实，让电影与一般诸如“女权”或“抨击出轨”这类充满烟火气的命题保持了距离。米娅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的父母也是在她20岁时分开了，然后她发现，原来女人到这个年纪，遇到类似的事，概率真是比想象中要大很多。
女人前半生在不停地寻找和获取，就像往书架上摞书;后半生则在不断失去，就像丈夫搬走，顺带清空了她的一半书架。
失去之后是什么？影片中有个场景，是娜塔莉去找她的得意门生法比昂（Fabien），一个充满革命性，在哲学上的修养令她丈夫也嫉妒的英俊年轻人。在去往他所在的乌托邦式农庄的路上，她说：“母亲死了，丈夫走了，儿女也独立生活，我的人生可真从未像现在这样自由。”釜底抽薪式的自由。
米娅写完剧本后，交给她母亲去看，请她对某些与哲学相关的台词做些修正。结果，她母亲唯一坚持要改动的，是那只猫的名字。
原本，米娅照搬了家中猫的原名，叫“Desdemona”，奥赛罗的美丽妻子。对一只猫来说，这个名字倒有点了不起。而她母亲坚持要改掉，因为要不然“这就侵犯了猫的隐私”。米娅说，电影完成后，她发现“猫的隐私”这个词太对了，恰好为她的电影做下一个巧妙的注解。
“貓的隐私”，既有一种举重若轻，又推出了一个重要话题。这是个不错的隐喻，顺着这个线头去理解这部电影，甚至可以扯出现代社会中法国人的生活概论。
这是个大词，不如短暂切换到法国电影的维度去看。《纽约客》资深影评人布洛迪（RichardBrody）认为，当代法国电影人探寻的一大母题，是法国现代生活的基础结构。生活概论和基础结构，其实是一回事。米娅电影中把这两个词既简化也具象化了，即娜塔莉和周围一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包括她与母亲、丈夫、儿女、学生的关系，也包括了她与哲学本身的关系。无疑，后者是一种更值得深究的亲密关系。
至于作为线头的“猫的隐私”，只是一种简单的尺度。有些人对亲密关系的欲望十分庞大，有些人则只有微末一点点。
娜塔莉恐怕不属于欲望庞大的那种。在几十年的社会生活中，她将“哲学老师”作为对自我的最准确定义。高中哲学老师，是一个特别具有法国特色的职业，就像法国高中毕业会考的哲学试题科目一样充满着思辨的自诩。电影中，在母亲的追悼会上，娜塔莉的悼词没有一句是她自己的话，她照着帕斯卡的《沉思录》，轻盈地诵读了一段：我到处看，目及之处唯有幽暗。除了怀疑与焦虑的本质，大自然什么都没有给我。
现代法国社会生活里，几乎很少因为“价值观碰撞”造成所谓的两代人的隔阂。这不像在中国，年轻一代时常感到“手里被塞进一个陈旧的观点”。所以娜塔莉跟母亲的关系，特别是到了她的年纪后，经验的总和可以说不相上下，母女关系，就更接近友谊的某种形态。电影中，猫是娜塔莉母亲养的。她的母亲从前是模特，十分漂亮，习惯于时时刻刻被关注，无法忍受孤独。年纪大后，她只剩下女儿一家可以仰赖，所以她不停地以骚扰来向娜塔莉撒娇，比如假说自己要自杀，或在凌晨失眠时毫无顾忌地召唤女儿去陪伴。
于佩尔（左）与米娅·汉森-洛夫。两人合作电影《将来的事》
电影最后，娜塔莉的女儿也生了宝宝。实际上，从这一刻起，她站在了同样作为“母亲的台阶上”，就像是在跟旧识开始一段新友谊。这是一种新的平衡。
除了《将来的事》的娜塔莉，于佩尔去年还主演了另一部引起相当关注的《她》（Elle）。其中的女主角是一个事业成功的女人，她有一个不成器的儿子，一个自诩有才的前夫，一个她失去性趣的情人，一个“作”的母亲，一个关系特殊的男邻居。
于佩尔扮演的这种角色，都是生活优渥的中产阶级，生活在巴黎，上有老下有小，有挺戏剧化的母亲;女主角都跟一个比自己年轻很多的男人有若干关系，都处在破碎的婚姻当中，然后都在后三分之一篇幅内，成了祖母，以及，都有一只猫。
这俨然是在宣布，巴黎中产阶级的中年女性的生活，就是这副德性。围绕在她们周围的，就是几十年积蓄下来的亲密关系的总和，却绝非稳固，反而更接近于流动。或者说，曾经稳固，又到了该流动的时候了。但更一致的，是两部电影中，于佩尔扮演的女主角都是家庭关系的核心，是那张蛛网里的蜘蛛，紧紧维系着一家人。最有力量的人是她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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