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意志是存在的，它存在于一定限制之内。关键是我们应该如何实践这种自由意志，以更好地控制自己的人生。
在这期封面故事里，你们会看到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一个妈妈，生下两个患自闭症的孩子。她认真地想过死，也闹着要离婚过，在非理性的执念里，她认为就是因为自己之前的人生太顺利太幸福了，命运才会出现这样一个急转弯。但是，被命运打到谷底之后，她选择了以无尽的耐心、勇气与爱，陪伴两个孩子的成长，学会去理解他们的挣扎与艰难，也学会去欣赏他们的美好。由此，她与她的命运达成和解，并在这种和解中得到她可以接受的自由。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两对夫妇，从蓝天白云的欧洲一头扎进天上是雾霾、地上是拥堵的北京生活。他们都是博士毕业，在北京有很不错的工作，但没有买房，没有买车。所有这些选择看似都与现在北京中产阶层的努力方向相反，却也都是他们经过理性思考的结果。放下国外“好山好水好寂寞”的生活，是为了好脏好乱好快活的中国一种“波澜壮阔的可能性”。
第三个故事，是一个人在30岁那年，从都市的繁华中逃离，遁入中国南方的山里画画，一画就是19年。他说，一直到死，这本身就是全部意义，不需要找任何参照，或放在哪个系统去论述它的意义。
命运、机遇、选择，是决定我们人生方向的三个因素。其中命运是必然，机遇是偶然，而唯有选择，给予我们自主控制的权利，允许我们积极地掌控自己的人生，选择为我们提供充分利用命运和机遇的机会。当现实与计划有所出入时，选择使得我们得以恢复、生存，甚至繁荣发展。
人类的认知、判断、自控等能力，只有在做选择和决定的过程中才得到锻炼。但在我们的文化里，很少给一个人锻炼选择的机会。以我自己成长的轨迹而言，18岁之前几乎都是按照父母的意愿活着的，很少主动选择过什么，也从未想过要为自己今后的人生负责任。为什么选择来北京读书，为什么要学这个专业，以后想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统统不知道。这是我之后人生许多麻烦的源头。
关于选择，我有太多的疑问，简直无从说起。选择的力量从何而来？我们为何总是对自己最终的选择感到失望？我们对于自己的选择有多少控制力？如果选择的空间无限，我们又该如何选择？我们如何面对那些错误的选择所导致的种种遗憾？
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方式，来学习选择，并思考其背后所暗含的“自由意志”的概念。因为这个问题内嵌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道德、法律、政治、宗教、公共政策、亲密关系、罪恶感到个人成就。此外，它还占据着一个人自我认知的核心——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选择和决定自身的命运？
如雅斯贝尔斯所说：“自由和必然（命运）不仅在我当前和未来的选择之中，而且在我的存在的根本个性之中相会和融合。每一个决定都为我真正的历史自我的形成建立了一个真正的基础：我受到我的选择的决定性特征的束缚，依靠这些选择，我就成为了我想要自己成为的人。”
自由意志：一种幻觉？
在传统哲学上，所谓“自由意志”，就是当一个人做出一个决定、发出一个行为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行为是和“我”有关的，是由我的意愿驱动，也只受我的内心约束，而不是受外力所迫。
一个石头从高处落下，是重力使然，是自然律的支配，是自然进程的一部分，而非自由选择的过程，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一个人从高处往下跳，却是由他的愿望驱动，他选择和决定了“跳”这个动作。这个动作不是必然的，他也可以选择不跳。
自由是在选择中体现出来的——你可以选择跳，也可以选择不跳。你可以选择茶，也可以选择咖啡。你可以选择认真生活，努力提升自己的生命；也可以退缩、沉默、否认自己的成长或使之荒谬不堪。
人们对“自由意志”最初的思考，大概是因为我们的意识升级到了一定的程度，开始思考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们将自己视为某种自由的主体，能以很多不同的方式影响这个世界。我们眼前似乎摆着很多选项，通过逻辑推理、权衡利弊，我们可以从中选择最符合我们利益的一个选项。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断发现人类自身的局限性。我们发现，这个世界以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方式影响和制约着我们的选择和行为——一个人之所以这么做，而不是那么做，背后似乎有许多不可抗的因素。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把这种限制归结于神、天意、命运。随着科学的成熟，科学家越来越获得了发言权。
200多年前，达尔文提出了自然选择的进化理论，“自然中的一切都是自然律的结果”，既然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的行为自然也是自然律的结果，而不是个人的意愿。
100多年前，弗洛伊德宣扬了潜意识世界的存在，一个人明确的想法、意图和努力背后，时刻潜藏着一座连自己都无法觉察的潜意识的冰山。到目前为止，这仍然是心理学对自由意志最有力的反驳。
再后来，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论，他说：“一切事物都是由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决定的。昆虫如此，恒星也一样。人类、蔬菜还是宇宙尘埃——都随着一缕神秘的曲调蹈舞，随着来自远方的那无形乐师的吟唱。”
如今，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相信，人的心智本质上是计算性的。大脑的一切认知功能都可以以物理的方式来解释：信仰是一种信息，思考是一种计算，情感、欲望、动机则是一种反馈与控制。只要有足够多的数据（关于人的大脑与身体）与足够强大的计算能力，你可以非常完美地分析出来，人所做的每一个决定，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所以，根本并不存在什么自由选择的空间，就像神经科学家山姆·哈里斯说的那样，我们都不过是“生化傀儡”，看不到自己身上的线，也感觉不到它们如何被牵动。
没人能否认我们有时确实是“生化傀儡”。一些物质性的手段，比如酒精、药物可以轻易改变人的精神状态，从而影响人的选择和意志。曾经有种治疗帕金森综合征的药物会导致病理性赌瘾；迷奸药可以引发像机器人一般的顺从；安眠药会导致睡眠成瘾和梦游驾驶。还有各种神经性的疾病：强迫症患者几乎难以靠意志克制。抑郁症会钝化一个人的动机，破坏愉悦的能力。一个肿瘤对记忆相关的脑区的破坏会限制一个回忆过去和计划未来的能力。脑部创伤会造成大面积瘫痪与交流无能。老年痴呆症更是无情地摧毁一个人所有的记忆、情感与自我认知。
如果我们把自由意志定义为一种“不受精神和肉体强迫与约束的行为能力”，那么以上这些症状几乎就是一个自由意志被损害的谱系。更令人不安的是，现代科技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自由意志”，当受害者恢复正常——使用药物、肿瘤移除——他们往往真切地感觉到当时的欲念和行为对他们来说非常陌生，完全不在他们的意愿范围之内。
更多的证据来自社会心理学界。现已有数百项研究表明，一些我们无从察觉的因素实际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和行为。经济学诺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对于人类决策的研究揭示了人类思维中大量系统化的、可预测的偏见与误区，比如我们总是喜欢那些同意我们意见的人，而忽略相反的意见（确认偏误）；人们总是习惯把先前发生的事件放大化，并相信它们会影响到未来的结果（赌徒谬误）等等。
对人类自由意志与理性的信心似乎降到了冰点。随着人工智能兴起，我们干脆不假思索地将选择和控制权让渡到机器手中，甚至将整个文明置入自动化的快车道。今天，再没有人用自己的头脑来做加减运算，因为计算器要快速准确得多。我们信任百度地图，远远胜过自己的方向感。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听起来是一件性价比越来越低的事情，因为谷歌的翻译越来越强大了。吊诡的是，在整个权力／权威的交接过程中，每一步都显得如此的理所当然，令人无可拒绝。
美国神经学家萨姆·哈里斯在《自由意志：用科学为善恶做了断》一书中说，科学打破自由意志之幻象的努力，最终会让人类更自由，让社会变得更加仁慈、公正和理智。我们可以对所谓成功人士有更客观的认识，也能放下对作恶之人的仇恨，从而将精力投入到防止伤害上。
但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实验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比如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的心理学教授凯瑟琳·沃斯（KathleenVohs）和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心理学教授乔纳森·斯库勒，用了一系列聪明的心理学实验，证明了决定论与人类黑暗面的关联。
其中一个实验是这样的：他们从弗朗西斯·克里克的《惊人假说》一书中摘抄了一段隐含了决定论看法的话给参加计算机考试的大学生。他们告诉这些学生，计算机的软件有故障，每道题的答案都会自动弹出来。两人要求学生主动按下计算机上的某个按键，以避免答案弹出。也就是说，学生们要付出额外的努力才能不作弊。另一组学生得到的则是一本对人生有着积极看法的励志书，他们也要参加同样的考试。结果，读了决定论文章的学生都作了弊，而读了励志书的学生则没有。
沃斯和斯库勒的分析认为，怀疑自由意志让人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心情：努力终归徒劳，于是默许了不多费功夫。
之后更多的实验证明，一旦人们不将自己视为有“自由意志”的个体，他们的行为更加不负责任，也更容易屈服于本能和欲望。这不仅影响到他们的学业表现、工作表现，还让他们变得更没有创造力，更容易顺从，更不愿意吸取教训，缺乏感恩之心。不相信“自由意志”还会导致压力、压抑、更少对情感的承诺，也就是一个人的意义感降低了。
这些实验在美国造成了很大的恐慌，一些媒体呼吁，无论自由意志是否存在，社会的运转都需要人们相信它的存在。即使自由意志真的是幻觉，也绝对不能让人民知道。
如果一个人的善行与恶行，都不是出于他自身的意志，那么，如何衡量功过是非、罪责与应得？如果没有自由意志，不仅邪恶之徒不应为自身的行为负责，那些努力工作、遵纪守法的良好公民所取得的成功，也根本不值得称赞与鼓励。那么，我们对于一个人所怀有的感激、憎恨、崇敬、尊严，又要何处安放？
重获自由
在《重获自由：自由意志的可能性》中，英国哲学朱利安·巴吉尼是这样反驳科学家对自由意志的攻击的——他们所摒弃的“自由意志”从一开始就不值得拥有。
我们大部分人理解的“自由意志”的意义，其实是在无胁迫的条件下做出自愿的选择，并为自己的行动负责。一旦进入最日常的生活层面，就一刻也逃避不了人存在自由意志这一事实。我喝下一杯茶，是因为我想喝，而不是有人拿一把枪指着我的脑袋。也没有人能否认，一个人在做选择的时候，是进行了推理、权衡、判断和自我控制的。
我们毕竟不是石头，而是复杂的有机体，为了在一个充满多项选择的世界里生存，任何一个生命体都必须学会权衡利弊、趋利避害。从这个角度来说，自由意志不是一种天然赋予的权利，而是一种可以习得的能力，按照巴吉尼的说法，是一种“尽可能的自我指导、自我监控、自我批评的能力”。
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存在一种纯粹意义上的，超越因果律的自由意志。但自由仍然有程度之分——我们越能控制自己的生活，就拥有越多的自由。所谓“自由意志”之争，大家争论来争论去，无非是问，这种自由是不是配称“自由”而已。
从进化的角度来说，“自由意志”的进化始于生命体的选择。从植物到动物，就是一大飞越。植物无法改变地点，也不需要大脑来决定它们往哪里走。但动物需要。比如松鼠能做很多树不能做的事情。当被一只狗追逐时，它需要选择往哪个方向跑。这也许是一个很简单的选择，但它无疑需要做出选择——评估不同的因素，探索可能的选项，当旧的策略不管用的时候，寻求新的解决方案。
人类的“自由意志”从这种简单的自主性而来，在漫长的进化中，逐渐发展出更加复杂的认知和行为能力，能根据环境和境遇的变化，适应和调整自己的行为，根据社会的复杂规则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
美国学者斯蒂芬·卡弗（StephenCave）将“自由意志”拆解为三种不同层面的心理能力。
首先是一种产生、拓展选项的能力。当然，选项的多少一方面取决于现实的境况，但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一个人的想象力和灵活性。在一个实验里，同样一个难题，怎么把食物从盒子里取出来，黑猩猩能想到38种方法，而狒狒只能想到几种。
第二，是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进行选择的能力。选择意味着衡量利弊。一个生物，面对一个特定的情境为自己创造了6个选项，但如果它只是从中随便选了一种，那就不是自由意志，而是随机了。当然，有时候，随机的选择未必比深思熟虑的结果差，也许是两个选项是等价的，或者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做出理性的决策（比如森林里两条同样未知的路），但更多的时候，理性仍然是很重要的。
第三，执行决定的能力。这涉及自我控制的能力，即一个人能够抑制冲动和欲望，并在规则限制的范围之内满足这些冲动与欲望。自我控制作为自由的一环有一点奇怪，因为它始于不按内心的意愿行动。一个简单的大脑按照最简单的应激机制运作。一个饥饿的动物找到食物会立刻吃掉。而人类的大脑进化出了一套复杂的机制来抑制这些冲动，在饥饿的时候能够拒绝食物，无论是为了减肥、素食或者对食物的不信任。正是这种能力为人类选择的理性原则提供了前提。
当然，这是一个关于人如何做决定的简化版本，现实要远比这个模型复杂得多。但它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框架，供我们思考行使“自由意志”的底层能力。第一阶段，创造更多的选项，与创造性、想象力以及某种开放性或者智力上的冒险性有关。第二阶段，权衡利弊的能力，则与理性有关。第三阶段，则与执行力、自控力有关，比如延迟满足的能力。有一个很有趣的实验，测试动物在“延迟满足”能力上的差异，发现鸡为了得到更美味的饲料能等待6秒，而黑猩猩则能够等上2分钟，甚至有一位自制力超强的黑猩猩等待了8分钟。不知道人类能等上多久呢？
斯蒂芬·卡弗认为，应该有一个“自由意志商”（freewillquotient），以评测一个人是否是一个好的决策者，能在多大程度上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掌控自己的命运。但在这个模型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一个暗含的前提，再自由的意志仍然是有限的，每个人最终都是生命因果链条密布的网络中的一环而已。所以，如巴吉尼所说：“真正的自由意味着从我们当下所处的位置开始，了解那些我们无法选择也无法改变的事情。然后，我们需要为自己是谁负责。我们仍然需要对抗那些试图以他们的利益，而非我们的利益而强加于我们的胁迫。我们需要挑战那些无条件接受的观点，掌握自己的视角。我们需要检省那些本能的欲望与冲动，而追随那些我们深思熟虑后的想法。”
如何更好地做决定？
选择的艰难，在于其中的不确定性。我们不知道这些选择会将我们带到哪里，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希望保护自己的人生，不受那些错误决定的伤害，比如不想选错约会对象，导致一场悲惨的婚姻；不想选错了职业，导致将来失业。
心理学发展了大量的技巧，帮助人们更好地做选择。比如“合作原则”，在一次冲突中，首先假设对方的积极动机，这样更容易吸收多方的信息。
还有10∶10∶10定律，当你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首先问自己10分钟以后会是什么感觉，然后10个月，然后10年。因为人们经常更尖锐地感受到当下的痛苦，而不是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选择。
如何避免以二元化的建议思维看待选择。与其问“我是否应该结束这段爱情呢”，不如问“怎样才可以改善我们的关系”。与其问“要不要买辆新车啊”，不如问“我想要花钱让家人过得更好，最好的花钱方法是什么？”
还有所谓“满足”原则。面对一个复杂的决定，一个人的认知能力不可能做出真正最优化的决定，最好的办法是选择第一个符合既定标准的选项，而不是总想着还有更好的。
心理学家还建议我们偶尔故意犯点错，有一项关于新娘的调查发现，20%的女人选的老公，并不是当初吸引她的那个男人。所以偶尔故意犯错，给那些不是你的茶的男人一个机会。有时候你并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但是，我觉得对我启发最大的是——把“我”放在一个选项之后。尤其在面对一些人生的重大决定时，与其在外界苦苦寻找理由，不如向内寻找——我愿意为自己创造一个理由，来做这样的选择。
如朱利安·巴吉尼在《重获自由：自由意志的可能性》中所说，我们从来不是在真空中做选择，而是根据我们的价值、信仰、品性、境况以及偏好来做决定。而我们之所以是自由的，恰恰就是因为我们无法摆脱这些价值。最能定义一个人的自我的，恰恰是那些我们欲弃而不能的承诺。
在一次采访中，有记者问他，如果我们的信仰和欲望将我们的选择引导到一种别无选择的程度，我们仍然是自由的吗？
他说，是的。事实上，人生中所有重要的决定，陷入爱河，写一首伟大的奏鸣曲，都有一种内在的必然性。那些定义我们最深的，正是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走开的承诺，因为我们不想走开。逃离这些承诺才意味着没有自由。
“对我们而言最有价值的选择，不是两者皆可的选择，咖啡／茶之间的选择，而是那些我们觉得不得不做出的选择。我必须留在这里，为我的国家而战，我必须一生跟这个人在一起。这些选择之所以如此有意义，因为它背后所承载的，无论是爱，还是承诺，是理想，是一种如此强大的驱动力，你根本没的选择，只能如此。是这些选择构建了你。”
哲学家李剑告诉我，即使是那些错误的选择，即使那些为我们今后的人生带来无限遗憾的选择，也自有其价值。“一个人的人生是不可能免于遗憾的，因为一个人的生存必定在限制之中。你的行动导致的后果不是完全来自行动本身，还是有很多因素。你之所以感到遗憾，是因为这个后果你不愿意接受，它跟你的情感、价值相冲突。但从另外一层意义上来说，这些遗憾本身也是一种测试——当你对过去的决定／行动／状况感觉到遗憾时，这种遗憾本身是你对未曾做的事情的价值的确认。”
“你遗憾过去做了a，其实是确定了b这件事情的价值。你是在内心明确了一件你认为有价值的、美好的、有意义的东西。当一个人的内心有这种明确的向往时，要好于没有确认、没有向往的人生状态。这种有遗憾的人生状态要好于完全没有遗憾的、浑浑噩噩的、空洞的人生状态。”
主笔/陈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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