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前后出生的那一代年轻人，已不会像他们的父母一般痴迷于对“民主”“市场”等大概念的激辩，他们所呼吁的完全是基于个体权利的诉求：就业、法制和表达渠道。而治理成本高昂、过早透支了动员能力的“普京模式”正日渐无法满足这一切。
“阿列克谢·纳瓦尔尼是谁？”
2017年3月26日这一天，全世界媒体都在手忙脚乱地检索着和这个陌生名字有关的一切。从圣彼得堡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从莫斯科红场到萨马拉的古比雪夫广场，15万俄罗斯人高举着三色国旗、请愿书和“请季蒙回答我们”（“季蒙”是俄联邦总理季米特里·梅德韦杰夫的昵称）的标语，发起了最近5年全国规模最大的示威游行。事件导火索来自一部在3月2日被上传到视频网站YouTube的纪录片，名为《他不是你们的季蒙》，其中明确指控梅德韦杰夫在过去10年里累计贪污、受贿超过12亿美元。而该片的制作人和脚本撰写者，正是40岁的莫斯科律师和政治活动家、非政府组织“反腐败基金会”的发起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AlexeiNavalny）。
尽管曾经作为老牌中左翼政党统一民主党（“亚博卢”集团）和新兴反对派势力进步党的重要成员参加过国家杜马选举，并在2013年的莫斯科市长选举中获得过第二高的27.24%得票率，纳瓦尔尼却从来都不是一位“规矩”的议会政治家，也很难称为自由主义的同路人。作为公开的激进民族主义者，他曾经和声名不佳的“反非法移民运动”（DPNI）结成同盟；2008年南奥塞梯战争期间，他轻蔑地把格鲁吉亚人称为“耗子”，并表示“很希望格军总参谋长被一枚巡航导弹炸死”。与同样被视为政坛反对派的卡西亚诺夫（前总理）、卡斯帕罗夫（国际象棋大师）、雷日科夫（前国家杜马第一副主席）等知名人士相比，纳瓦尔尼甚至不经常依靠自己的党派进行政治宣传和动员——2013年参加莫斯科市长选举时，他借用的是卡西亚诺夫的人民自由党的推举资格。这位社交网络爱好者通过他开设在LiveJournal网站上的博客发布消息和动员公众，把大型国企漏洞百出的财务报表以及政府高官和商业寡头之间的肮脏往来作为揭发对象。而“季蒙”正是他最新捕获的猎物。
与2011～2012年为抗议杜马选举结果而发生的全国性示威运动相比，此次游行在规模和持续时间上都较为逊色。但在距离2018年总统大选仅剩不到一年之时，单靠一部制作粗糙的纪录片就能召唤起10万人级别的民众，又显得格外意味深长。参与游行的20余岁的年轻人关心的已不是“民主”“自由”之类宏大话题，而是要伸张基于个体权利的诉求：要求政府的运行更加透明，司法机关公正地惩戒违法官员和商业寡头，乌克兰危机以来惨淡的经济状况能有改善，政府在对外“秀肌肉”的同时也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但这恰恰是过早透支完财政和信用资源的普京难以承诺的——经历了17年的跌宕起伏之后，“普京模式”正在陷入治理成本过高造成的慢性衰竭之中。在1917年革命将满百年纪念之际，俄罗斯这匹灰马依然在疲惫而蹒跚地前行。
谁在“倒普”“倒梅”
出生于1976年的纳瓦尔尼，在苏联解体那一年还没有完成中学学业；1999年岁末普京成为代总理之际，他正在俄联邦财政大学（原国立财政学院）进修证券和股票交易课程。与孜孜不倦地挑战现政权超过10年的亚夫林斯基（前“亚博卢”党主席）、卡西亚诺夫、卡斯帕罗夫等知名政治反对派相比，纳瓦尔尼无疑是个小字辈。但在2011年国家杜马选举以来的历次政治抗议运动中，恰恰是这个小人物发挥了比那些声名在外的前辈更为突出的作用，并且完全不依赖既有的选举制度和动员模式。这是一位互联网政治家，也是一位不以议会和学术机构作为斗争场域的运动型反对派；他的强势崛起，正是俄罗斯政治反对运动的新陈代谢的缩影。
以超级总统制为特征的“普京模式”，兴起于叶利钦时代末期碎片化的权力结构之上；它的每一步改革和集权措施，都伴随着旧有政商权贵的失势，继而创造出一股新的反对势力。对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银行七寡头”（Semibankirschina）集团的宣战，使昔日的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变身为司法公正和政治自由的鼓吹者，一度与叶利钦过从甚密的别列佐夫斯基更是在其流亡地英国成立了“国际公民自由基金会”，公开宣称致力于推翻普京政权。在普京执政初期一度担任政府要职的卡西亚诺夫、涅姆佐夫（前副总理）、雷日科夫和米洛夫（前能源部副部长），一则不满于能源产业的“再国有化”，二来质疑前安全官员和“圣彼得堡帮”占据权力中心的正当性，在2010年合组人民自由党投入地方和中央议会选举。对垂直化的中央—地方新模式颇感不忿的“新托洛茨基主义者”、国家杜马议员伊利亚·波诺马廖夫鼓吹将更多税收份额留给地方政府支配，并把总统手中的行政大权部分让渡给杜马，代表了联邦主义和议会主义的声音。加上由新生代共产主义者梁赞采夫和拉兹沃扎耶夫组织的极左派社会运动“左翼阵线”，以及素来反对政府的文化政策的嬉皮士和LGBT平权主义者，以上五种力量，构成了自2000年以来长期挑战克里姆林宫，发起“倒普”“倒梅”运动的主力。
然而只需稍作观察，便可发现上述反对派势力皆存在相当严重的先天缺陷。崛起于经济转轨和私有化进程中的寡头群体，在普通俄国人眼中乃是强盗、骗子、黑手党的同义词；当普京政府以“大棒”对他们发动打击时，几乎获得了所有国民的衷心拥护。霍多尔科夫斯基等人被飞快地剥夺了大部分财富，随后逃亡海外，即使是欧美主流媒体也不屑于为其充当发声平台，更遑论在俄国国内再起风云。卡西亚诺夫和涅姆佐夫的公众形象虽然尚佳，但他们的政府工作履历和1998年那场耻辱性的财政危机具有直接关联，没有人相信这些“无能的好人”能带领俄罗斯穿过内外交困的风口。政界精英出身的前高官在从事基层动员和街头运动时，也显得与底层民众的调性格格不入。至于波诺马廖夫领导的联邦派，他们在叶利钦执政时期实际上已经融入了拥护地方政治强人的新潮流，当普京、梅德韦杰夫作为“圣彼得堡帮”的代表入主克里姆林宫之后，再鼓吹“去强人化”“去中央化”的空中楼阁根本成为奢望。至于新老极左翼和青年亚文化群体，他们在俄国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都没有成为过主流，要想登堂入室、成为现实中的政府领导人哪怕在西欧也是希望寥寥。
最重要的是，这五个群体无一例外都是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强硬安全政策的批判者。他们在1999年反对向车臣动武，在2008年反对南奥塞梯战争，在2014年抵制合并克里米亚，虽能博得欧美舆论的赞赏，在大部分民众眼中却是与叛国无异的劣迹。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虽然缺少整齐划一的意识形态，但在政府的引导和动员下，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已经成为事实上的普遍共识，甚至连东正教会也选择与当局保持一致。反对派的和平主义口号在华盛顿和巴黎或许会收获掌声，但对普通俄国人而言，只会令他们回忆起1996年格罗兹尼的惨败、2004年在别斯兰学校被极端分子杀害的儿童以及90年代在西方冷眼下度过的岁月。俄罗斯人可以容忍暂时的经济困难，却断然不愿放弃自己的骄傲，而这恰恰是所有反对派暴露出的最明显软肋。
小字辈纳瓦尔尼的优势，恰恰在于他有意无意地避过了上述所有陷阱。90年代时他的年纪还轻，与私有化的“原罪”以及叶利钦政府的拙劣政策毫无关联。他是公开的民族主义者，虽然反对合并克里米亚，但赞成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保持特殊关系，克里姆林宫不能以“叛国”为理由对他进行攻讦。他所宣扬的政治目标——惩治贪腐、提高政治选举的透明度、给予司法机关更大自主权——至少在表面上并不和政府的公开立场相抵触。在广场运动方面，纳瓦尔尼也有着丰富的经验：在2011年11月的莫斯科抗议示威、2012年3月的普希金广场集会以及2013年夏天的市长选战中，他都曾组织过万人级规模的游行，懂得利用热点话题煽动民意。此次迅速成型的反梅德韦杰夫游行，足以证明纳瓦尔尼的动员实力不俗，影响力甚至扩展到了莫斯科以外。
不仅如此，纳瓦尔尼还是一位擅长利用互联网和新媒体传播其主张的政治“极客”。2013年7月，他一度被法庭指控犯有三项贪污和诈骗罪行，判处5年有期徒刑（后改判缓刑），在LiveJournal网站上的博客也被取缔。但纳瓦尔尼夫妇随后通过其创建的反腐败基金会（FBK）打造了一个新媒体平台“利维坦”，以接收线人爆料、发布调查和暗访结果以及制作纪录片等方式从事抗议活动。2015年底，FBK在YouTube上发布了43分钟长的纪录片《柴卡》，指控俄联邦总检察长尤里·柴卡及其两个儿子名下的企业通过承接政府项目大肆敛财，并动用黑帮打击竞争对手，另有多位政府高官、国家杜马议员以及与政界高层存在裙带关系的商人也成为FBK声讨的对象。最近两年，FBK开始集中调查普京、梅德韦杰夫两人可能从事的违规商业活动，并通过调阅法律文件、查找新闻线索等方式核实梅德韦杰夫夫妇名下的资产。最终成果便是那部横空出世的《季蒙》，以及随之而来的15万人大游行。
“克里斯玛”难为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俄罗斯研究》副主编杨成副教授在其主持的俄罗斯政治生态研究课题阶段性成果报告中提出：所谓“普京主义”（Putinism）或者说“普京模式”，在特征上已经大大有异于欧美研究者和媒体长期渲染的全能主义（Totalitarianism）或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而更近似杂糅有超级总统制、受限制的市场经济和主权民主意识形态的克里斯玛型（Charisma）政体。尽管普京本人通过建立垂直管理模式拥有了毋庸置疑的最高行政权，但他毕竟不可能像斯大林一样，借助稳固的单一意识形态、由唯一执政党掌控的精英遴选体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以及听命于个人的暴力机关遂行一人统治。在将“七寡头”打倒在地之后，他依然需要借助新的官僚集团的力量、对普通民众的福利和宣传笼络，乃至受法律保障（尽管也有颇多禁忌）的市场经济机制和政治参与自由，来维持政权运行的稳定。对官僚群体和特殊利益集团而言，普京并不是至高无上的仲裁者，而是资源分配者和协调人，举足轻重、但绝非独一无二。
1999年普京初登权力中心之际，俄罗斯政局处在一组不平衡的三角关系的影响之下。控制了大部分国民经济、财富分配和宣传机器的“七寡头”，已经不满足于通过代理人左右政局变化，正在尝试直接走上前台、角逐最高权力。主导过经济转轨议程的自由派官僚一来未能阻止寡头集团的崛起，二来在1998年金融危机中表现拙劣，已经受到国民的普遍质疑。而以莫斯科市政府为中心的首都官僚集团，已经和国家杜马中的中右翼党派结成同盟，企图左右联邦政府的政策。而出身安全系统的普京“唯二”可以依靠的力量，一是分布在情报系统、军警和司法机关等“强力集团”中的昔日战友，二是政治教父索布恰克留下的“圣彼得堡帮”官僚班底，此外无论是民意还是党派基础皆不牢固。2000年总统大选中，他甚至只能以独立身份出战，势单力薄。
但普京并不依靠白云苍狗般的政党充当其政治基础。上任伊始，他首先宣布终止对549家具有战略意义的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进程，将铁路、造船、航空航天等战略性经济部门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接着，以“尤科斯事件”为起点，逐步将“七寡头”名下的能源和金融产业重新收归国有，并由政府高官兼任企业决策者，使政府重新控制了大部分财政和市场资源。在中央—地方关系上，俄联邦主体被重新划分为7个大区，每一地区的代表由总统委任，并有权提名行政长官；如此杜绝了地方利益集团势力坐大、与中央讨价还价的可能性。在90年代转轨过程中利益受损最严重的城市平民和军队系统获得了安抚：卢布汇率逐步稳定，使前者可以得到有保证的养老金、失业金和医疗保险，平均收入也恢复了稳步增长的预期；以5年为周期的《国家装备大纲》（GPV）为后者编列了更新武器装备所需的大宗预算，与国际地位直接关联的核力量更是获得了优先拨款。2004年总统大选中，角逐连任的普京以71.9%的得票率胜出，代表了他的惊人民望。
然而即使是普京也需要他的“国王班底”来确保具体的政策实施以及以克里姆林宫为中心的垂直控制体系的运转。由于缺乏苏共式的干部储备体制作为精英迭代的工具，他只能长期借重存在传统关联的“强力集团”和“圣彼得堡帮”，使其势力广泛深入到政治、经济、宣传各部门。政府官员兼任大型战略性国企管理层的现象开始成为常态，例如原总统办公厅副主任、第一副总理伊戈尔·谢钦自2004年起即兼任俄罗斯石油公司董事长，原圣彼得堡市政府外事办主任、能源部副部长阿列克谢·米勒在2001年兼任了俄罗斯天然气公司CEO，原第一副总理、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兼任了俄罗斯通信公司董事长。多年来与普京私交甚笃的密友们也开始试水商界，接手了一度为“七寡头”所盘踞的矿业和金融部门。曾经为普京指导过副博士学位论文的圣彼得堡国立矿业学院院长弗拉基米尔·利特维年科在2004年接手了入狱的霍多尔科夫斯基名下的磷酸盐矿公司PhosAgro约15%的股权，该公司在伦敦上市后，利特维年科一次性获利达2.6亿美元。普京多年的柔道陪练阿尔卡季·罗滕贝格则在2001年创建了SMP银行，目前已成为坐拥12.6亿美元财富的新贵。与发迹于苏联解体后“野蛮生长”时代的“七寡头”不同，罗滕贝格们的财富增值与普京的执政周期高度重合，若无政府的默许绝无实现的可能。在“七寡头”崩塌的狼藉之上，以普京本人为中心的新精英群体已然成型。
不过从任何一个角度看，借助官僚集团和新贵富豪阶层推行的垂直管理模式，运行成本都高昂到令人咋舌。官僚们并非基于个人情谊或意识形态忠诚维持对普京的支持，除去独占性利益外，他们还希望在自己负责的行业内留出足够大的寻租空间，以持续地积累个人和部门权势。民众和军人对未来的预期被持续增长的进账所抬高，已不是救急式的临时拨款可以满足。为维持政府控制力而新增的一系列利益集团——控制国家杜马的“统一俄罗斯”党领导层，基层动员组织Nashi和“青年近卫军”，为打击恐怖主义和城市犯罪而新建的国民近卫军，乃至拉姆赞·卡德罗夫（车臣共和国首脑）这样的边疆豪强——都在不断蚕食中央财政预算。而负担起节节高升的治理成本，实际上只有在经济始终保持高速增长、账面收入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才能做到。
对产业结构高度单一的俄罗斯来说，“收入增长”和“油价走高”几乎可以画等号。幸运至极的是，2004～2013年恰逢全球能源市场罕见的“长牛市”，单桶50美元以上的油价维持了近10年之久，一度使俄罗斯的年均GDP增长率突破8%，失业率降至7%以下，人均年收入接近1万美元（按国际汇率计算）。支持率空前高涨的普京在用梅德韦杰夫充当了4年替手之后，于2012年以63.6%的得票率第三度当选总统，似乎要将他的克里斯玛型政体万世长存地维持下去。但仅仅两年过后，形势开始急转直下：油价腰斩与乌克兰危机后的国际制裁同时到来，卢布快速贬值近50%，财政收支由基本持平逆转为年均赤字200亿～300亿美元。从2013年底到2016年，俄罗斯GDP规模缩水近半（以美元计算），外汇储备一度下跌至3600亿美元，收入低于贫困线的人口比例升至13.4%。在2016年最后一次白宫记者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甚至大着胆子嘲讽俄罗斯“既小且弱，除去石油、天然气和武器以外没有任何吸引人的产品，还缺乏创新”，毫不掩饰羞辱之情。
但对普京而言，最大的考验还不是纸面数字的变迁或者美国人的讥诮，而是财政资源紧张带来的分配压力。垂直管理体制本身的运行成本难以压缩，因介入乌克兰和叙利亚局势带来的军费增长同样无法削减，可以暂时牺牲的便只有民生开支和中小企业。而这种牺牲，马上就在15万人的抗议示威中得到了回应——纳瓦尔尼的追随者们当然清楚，梅德韦杰夫的贪腐嫌疑并不是在2017年才正式出现。只不过在财力相对宽松、各大集团可以均沾其利的年月里，他们尚能勉强容忍灰色地带的存在；而一旦经济下行，官僚集团又毫无自我牺牲的意愿，不满便立即爆发。在“请季蒙回答我们”的标语之外，甚至有人喊出了更加激进的口号：“普京是个小偷加凶手！”“要一个没有普京的俄罗斯！”而这恰恰呼应了纳瓦尔尼在2012年发表过的一番评论：“‘统一俄罗斯’党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小偷，另一种则是为小偷文过饰非的骗子。”
在爆炸背后
对纳瓦尔尼的指控，梅德韦杰夫拒绝做出回应。莫斯科游行之后整整一个星期，他都没有在公开场合现身，其新闻发言人也始终保持沉默。不过到了4月4日，“季蒙”终于在电视上出现，发表了一番义正词严的声明，只是内容依旧和贪腐指控无关：前一天在圣彼得堡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已经整个改变了公众的关注点。
当地时间4月3日下午2点40分，圣彼得堡一列地铁列车在干草广场站（SennayaPloshchad）与技术学院站之间的轨道上被一枚事先安放好的炸弹炸毁。BBC援引俄联邦紧急状态部的消息称，嫌疑人将1公斤左右的TNT炸药放置在提包内，随后携提包进入了列车的第三节车厢，在车入隧道后实施引爆。从媒体公布的画面看，3号车厢的门窗以及部分钢板在爆炸的第一时间即遭受严重损坏，但列车驾驶员选择了继续前进到下一站、而不是在隧道内紧急停车，从而避免了乘客因恐慌和躲避发生大规模踩踏事件。包括袭击者本人在内，总计有14名乘客在爆炸中遇难，64人不同程度受伤。俄罗斯官方电视台Russia-24在4月3日晚些时候报道称，在东面的革命广场地铁站内还发现了第二件爆炸物——1公斤隐藏在灭火器钢罐内，混合有轴承钢珠和螺丝钉等破片杀伤物的TNT炸药。倘若这枚炸弹也在预定时间被引爆，伤亡人数势必进一步扩大。
袭击发生后不久，梅德韦杰夫和普京即先后以政府领导人身份发表声明，将爆炸定性为恐怖袭击事件，并称调查委员会已经依据刑法典第205条对该事件提起刑事立案。但俄联邦安全部门的能力随后就遭到了广泛质疑——4月3日夜间，他们通过REN电视台展示了一段地铁站的监控画面，宣称其中一名蓄有胡须、带穆斯林式圆帽的黑衣男子已被锁定为主要嫌疑人。但这名“疑犯”随后自行与警方取得联系，表明了退役军人的身份，很快洗脱了嫌疑。一天后，邻国吉尔吉斯斯坦的情报机关通过新闻网站MKRU对外公布：经过他们的追踪比对，已经确认主犯是22岁的吉尔吉斯裔移民、厨师阿克巴尔荣·扎里洛夫（AkbarzhonJalilov）。此人与中东极端宗教组织存在关联，在2014年曾经前往叙利亚、接受“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军事训练。扎里洛夫的残肢已经在爆炸现场被找到，其DNA信息与吉尔吉斯方面的存档资料完全吻合。俄罗斯调查人员随后根据吉尔吉斯当局提供的情报，逮捕了扎里洛夫的两名疑似同伙，进一步的调查和搜捕也正在进行当中。
自2013年12月伏尔加格勒火车站爆炸案以来，俄罗斯主要城市已有3年多未曾发生过规模如此之大的恐怖袭击事件。而在客流量并不很大的星期一下午，“独狼”袭击者扎里洛夫竟能身背装满爆炸物的提包，通过安装有金属检测仪、安保措施完善的地铁站入口，进入列车实施袭击，足以折射出俄罗斯臃肿迟缓的安全机器存在的漏洞之多。资深商业记者、彭博社专栏作家列昂尼德·波希德斯基撰文指出：尽管圣彼得堡警政当局和联邦安全局在过去4年里曾累计投入2800万美元进行监控和安保设施的升级，但为地铁系统安装金属检测仪的工程却被发包给了一家资质不足的公司，有关部门也没有为这批新器材配备足够数量的操作人员。换言之，由于腐败和低能，即使俄罗斯安全部门已经建立起了一张看似无孔不入的监控网，普通市民的生命安全依旧无法获得充分保障。与此同时，俄罗斯的警力与人口之比却高居全球第七，超过英国、法国和美国。
效率低下只是国土安全领域存在的诸多隐患之一。部分是出于战略地理层面的攻势防御考虑，部分是为了聚拢民心。自2008年以来，普京政府陆续出兵南奥塞梯、克里米亚、顿巴斯（乌克兰东部）和叙利亚，在客观上扩大了莫斯科的国际影响力的同时，也使安全部门面临的压力骤然增加。在过去，俄罗斯情报部门只需防备来自高加索地区的极端分子的袭击，而这类风险在几次集中清剿之后已经显著下降。然而在乌克兰战事趋向长期化且克里姆林宫深度卷入叙利亚局势的情况下，多种国籍、不同政治背景和宗教倾向的武装人员都可能把俄罗斯列为潜在的攻击目标，而俄安全机关却远未做好防备此类袭击的准备。圣彼得堡爆炸事件的主犯扎里洛夫自2011年起即在俄罗斯境内定居，其间曾多次前往中东与恐怖组织接触，并被吉尔吉斯斯坦情报机关早早盯上，而俄罗斯安全人员对此却浑然不察。类似这样的中亚极端分子在近年来的叙利亚战事中作用已经愈发突出，并且由于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之间的过境和移民便利，他们进入俄罗斯活动的难度要比其他国家低得多。而破绽百出的俄罗斯安保系统，似乎永远要到惨案发生之后才能做出为时已晚的补救。
甚至连大张旗鼓的对外用兵本身，所能发挥的实际作用也未必与普京的初衷相吻合。与苏联时代动辄派出地面部队的威慑行动相比，“普京模式”下的军事布局，吸引眼球的成分已经大过了确实成效。普京本人当然不会认为保住克里米亚的一处港口或者叙利亚沿岸的两个军事基地就能使俄罗斯的现实影响力恢复到上世纪70年代的水平，但他过于迷恋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感觉——默克尔称为“平行空间”——以至于不惜为之付出不菲的财政代价。然而一旦事态发展到需要持续投入资源的程度，俄罗斯的短板立即暴露无遗。2015年秋天以来，即使有伊朗这个得力盟友的配合，俄罗斯海空军在叙利亚境内持续作战的时长也从未超过半年，且仅仅承担对地火力支援任务。一俟形势稍有好转，即将大型舰艇和重型战斗机分批撤出，以免增加开支。而当地中海东部的美国舰队在4月7日以59枚巡航导弹袭击叙利亚政府军控制下的汗谢洪空军基地时，留守叙利亚东部的俄军单位一无反应，仅仅发出了几声有气无力的谴责——这也是莫斯科力有不逮的真实写照。
“普京模式”的前路
由于俄罗斯宪法规定总统一职至多只能连任两次，“圣彼得堡帮”大将梅德韦杰夫在2008年代表“统一俄罗斯”党出征总统大选，以71.2%的得票率顺利胜出，他随后任命卸任的前总统普京为内阁总理。欧美媒体在这一时期有过许多过度发挥的联想，例如认为梅氏的治国理念相较普京更为自由、温和，在他治下可能发展出一种与英美民主更接近的政治－经济模式；甚至有人认定梅德韦杰夫可能围绕自己打造一个新的权力中心，与昔日的上司、如今的下属普京做暗中竞争，最终彻底改变俄罗斯的政治发展轨迹。回头看来，这些揣测都不过是捕风捉影。梅德韦杰夫的4年执政期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曾脱离“普京模式”的既有轨迹；不仅如此，他还主动修改选举法，将总统的单一任期由4年延长到6年，以为普京再度执政并长期领导俄罗斯铺平道路。2012年大选中，普京果然再度出马，以63.6%的得票率获胜，并随即任命梅德韦杰夫为联邦总理。
既然梅德韦杰夫无意变更自己作为“普京模式”追随者的身份属性，则他的行事方式沾染上司空见惯的裙带主义之风也就不足为奇。纳瓦尔尼在《他不是你们的季蒙》中指称：梅德韦杰夫在2000～2008年兼任俄罗斯天然气公司董事长期间，将其大学同学和密友伊利亚·耶利谢夫提拔为公司下属的银行负责人，使后者得以跻身新寡头之列。耶利谢夫随后投桃报李，通过自己名下的慈善基金会在伊万诺沃州买下一处豪华庄园，提供给梅德韦杰夫夫妇作为日常度假之用。该基金会的注册地址与总理夫人斯维特兰娜·梅德韦杰娃成立的一个慈善组织完全相同，甚至共享一份股东名单。与这两家基金会相关的还有一系列由梅德韦杰夫的长期亲信主持的企业和基金会，名下持有两艘豪华游艇、多处葡萄酒庄和农场、至少四幢豪宅以及大量外省地产，还从知名富豪乌斯马诺夫等人处获得数百亿卢布的捐款。作为回报，耶利谢夫负责的俄气银行以极低的利率向乌斯马诺夫等人提供贷款，而总理梅德韦杰夫对此一概批准。讽刺的是，去年5月，当梅德韦杰夫本人在克里米亚被一位老妇问及退休金标准为何迟迟不见提高时，竟一本正经地回答：“（国家）没钱了，但你们要挺住！”
在3月26日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中，“没钱了，但你们要挺住”这个“金句”被纳瓦尔尼的追随者们制作成漫画和标语，与请愿书和宪法并列在一起。不难看出，游行的直接矛头虽然是指向梅德韦杰夫，背后却包含有对整个“普京模式”的指责和质疑。但示威者的宣言并未过分拔高到“政治体制”或者“民主”等理念的程度，而是直接指向人人关心的民生问题，要求政府落实长期以来关于反腐败、控制通胀水平、提高养老金标准等问题的承诺。这反映了俄罗斯政治参与中潜移默化的代际更替：根据杨成的分析，随着苏联解体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逐步成为选民的中坚力量，90年代盛行一时的关于“市场”“自由”等大问题的争论已经弱化。构成选民中四成以上比例的年轻人（年龄小于35岁）对政府的考察标准极为现实：无论谁是最高领导人，都必须优先解决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并切实保障宪法规定的政治参与权和市场经济秩序。他们在2012年可以因为对普京经济复兴成效的认可而投票给他，在5年后也可以因为一句空洞的“你们要挺住”而打出反对旗号。口无遮拦、缺乏政治经验的纳瓦尔尼未必是他们心目中理想的新领导人，但只要后者敢于说出他们的心声，便可以获得拥护。
普京本人未必没有察觉到这种隐微的变化。2016年8月，“圣彼得堡帮”重要成员、担任总统办公厅主任已有近5年之久的谢尔盖·伊万诺夫突然被解除职务，代之以爱沙尼亚血统的前外交官安东·瓦伊诺；在叶利钦时代短暂担任过总理的谢尔盖·基里延科也被重新起用，出任负责国内事务的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与伊万诺夫、谢钦等人相比，长期任职于外事部门的瓦伊诺和基里延科距离权力中心向来较远，与反对派中的头面人物卡西亚诺夫、涅姆佐夫（已经于2015年遇刺）则素有交谊，公众形象尚佳。在有意角逐2018年总统大选之际，普京突然做出如此意外的人事安排，显然是希望改善核心执政团队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以为“普京模式”能够继续维持创造条件。今年第一季度，俄联邦政府已宣布将一次性发放2000亿卢布（约合30亿美元）的退休金，并积极寻求解除国际制裁，以改善窘迫的经济状况。倘若局势进一步恶化，普京或许也不惮于牺牲其他高级官员，换上一些形象相对较佳的新人作为下一个6年执政期的主要班底。但无论如何，财政资源供给有限与管理成本高昂这对矛盾在目前仍是疲态尽显的“普京模式”的死结。一个纳瓦尔尼远不足以动摇普京的地位，但深刻的变化因素正在红场的抗议人群中累积。
文刘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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