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洪涛说，本来这次毕业分配，《襄南日报》有意愿要我去。偏偏这个指标被市委一个领导的女儿谋取了，我则被分配到东荆镇小学教书。
告他们去，这不公平。我愤愤地说。
不料，马洪涛摆摆手说，我懒得和他们计较。我就不相信，我写文章的能力也会被他们谋了去？
他的这种率性和洒脱让我更加对他肃然起敬。我说，是的，你一定会成功的，我相信你会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马洪涛一边把那些书报杂志重新收进黄挎包，一边说，那要经过艰苦的努力啊。
如他所说，他那段时间的努力一定是非常辛苦的。我每次回到东荆镇，他都要给我看他新写出的大量文学作品。而我却没有什么拿出来交换，只能羞惭满面地充当一个读者。马洪涛总是穿白衬衣军绿色裤子，背那只黄挎包走进我们家。在我家的八仙桌上，他拿出那些作品，不厌其烦地给我解释每一篇作品的创作理念如何产生，创作过程如何艰辛，适合于到什么刊物上去发表，发表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影响。谈到得意之处，他还会轻轻哼唱起他自己新创作的某支乐曲。我幸好是专业出身，能够合作他的步调评论一下他的大作，甚至有时候也能说出他未必知晓的理论来佐证他作品的成功。这让我们双方对这种交往都觉得相得益彰。
马洪涛告诉我，他不愿意再到襄南的报刊上去发表文章，特别是《襄南文艺》这种内刊，太没有影响力了。他以后发文章起码要到省级以上刊物。我也相信，以他的实力，总有一天是会爆发的。我会亲眼看见一颗文学新星冉冉升起。马洪涛投了多少次稿我并不清楚，单是通过我的手转投到省报省刊去的稿件就不少。但遗憾的是这些稿件全都石沉大海，没有一篇能够发表出来。这让我时时对马洪涛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感到愤愤不平。
我对马洪涛的这种尊崇，这种仰视，这种同情，因为他调动工作一事有了一些改变。
我上大四那年深秋的一天，马洪涛突然来到我的宿舍。他还是绿军裤，只是上身套上了一件黑呢子的中山装，脚上一双旅游鞋。我在食堂招待他吃过饭以后，带着他参观大学校园。他感叹校园是如此阔大而且风景优美。他羡慕我能受到正规的大学教育，并预言我一定会前途无量。我谦逊地说，我正发愁毕业论文怎么写，还不知道能不能顺利毕业呢，前途什么的不敢想。
在校园后面的湖边散步时，马洪涛说出了让我吃惊的消息。他说，我这次来是向你告别的，我要走了。我特地来看看你。
你要去哪里？
西藏，昌都。
原来，不久前襄南教育局接到了省教育厅安排的任务，要安排一批中小学教师去支边。马洪涛报了名。临行前他到省厅集训，所以有时间来看我。远离家乡到苦寒地区去工作，当然是要下一番决心的。
怎么想到要去支边？
马洪涛沉默了。我估摸着他会有什么惊人的话语说出来，就一直看着他。他瞟了我一眼，淡淡一笑，没听说过树挪死人挪活的道理吗？
我心里有些落差。这话和我预备听到的支援边疆建设边疆之类的词句完全不搭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