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英垂下头去。
又有哄笑声，有人说，“见娃儿起了色心呗。”
“可不是。”
“沈同志，你还不给她拷上手拷关进去？”
老沈笑了笑，反问苏有娟，“张亚东有十八岁吗？”
“也巧，”苏有娟说，“今天正好是我儿子十八岁生日。早上还煮了两只熟鸡蛋他吃，我儿子现在是成年人了。”
“呵呵，这样啊。”老沈又挺了挺腰，他说，“那我就告诉你们吧，如果，呵呵我说的是如果——是张亚东强奸了刘晓英，那么将构成强奸罪。因为张亚东有十八岁，有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
“你瞎扯什么！沈同志。”苏有娟叫道，“我儿子怎么会犯浑强奸这个老女人？”
许多人在窃窃私语，老沈又接着说，“就是嘛，张亚东若犯下强奸罪，考得再好也上不了大学，他得去监狱蹲着。但是事情掉了个个儿，恰恰是反着的。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是刘晓英强奸了张亚东。她刚才自己也承认了。可是法律保护妇女，即使她搞了张亚东，也定不了强奸罪。当然喽，要是在强奸过程中刘晓英损害了张亚东的身体，损害了他某一个器官，”说到这里，老沈有意识停顿了一下，他确信所有人都听得津津有味。“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可以以故意伤害罪起诉她。不过看来没这些情况，你们都回去吧，刘晓英只能受到道德谴责，不会有法律来惩处她。”
大家都笑了，还是做女人好，做女人可以随便强奸男人。有人对苏有娟说，“你儿子白让人搞了。”
苏有娟连着呸呸呸，以此去除晦气。
这件事发生在1983年。三十三年后，也就是2016年，张亚东已经五十一岁了。现在他是太平县法院的院长，作为尽职尽责的法官，即使在闲暇的时候张亚东也会有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他在废纸上画圈，一只手的手指头在另一只手的手掌心里画太极图，这些全是无意识的动作。其实他心里在想些完全不搭界的事儿，他常常会想一些有关人的临终关怀和安乐死的事情。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境况下以什么方式了结自己比较合适，或者比较合算？这的确是个问题。张亚东自己还没到这个年纪，但是他母亲已经七十多了。苏有娟一直在念叨安乐死，她很讨厌继续活下去。两年前她就已经开始向往死亡，她认为死亡将让她获得最终的幸福和安祥。张亚东的父亲八年前病故了，苏有娟仍然住在幸福县城的马坊街，她是马坊街上众多孤寡老人中的一个。张亚东有意把母亲接到太平县来跟自己住，却被苏有娟拒绝了。她不相信和儿子儿媳以及孙子住在一起能过得和睦，那样一种前景只是让她想一想都会无端地恐惧。她坚持一个人过，坚守自己孤独凄清的晚年。她认为自己身体里的各个部位已破绽百出，尽管这些慢性疾病一时半会还要不了她的命，却又无时无刻不在折磨她。她无法睡眠，行走困难，躺着也难受，总之怎么都不行。更不可思议的事情是许多老年人病到她这种程度大都成了老糊涂，脑子不清晰，丢三落四，失忆，不认识人。也不记得路，走到哪儿把自己扔在哪儿。苏有娟不是这样，要命的是她越活脑子越清楚，她记得所有那些应该记得和不应该记得的事儿。于是苏有娟活得更辛苦，活得更累。记忆在累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最好能做一做减法。但是苏有娟临到终点，她背负的负担不仅没有减少，相反还在增加。因为从前忘记了的一些东西又回来了，又都记起来了。她一直在做加法，这可真要命，苏有娟因此很不想再活下去。她经常跟张亚东抱怨说，“你帮帮我吧，我想安乐死。儿子你就给我搭把手吧，我实在是很想去见你的父亲。”
张亚东相信母亲说的是真话，她没有理由骗自己的儿子，可是苏有娟企图安乐死的方式偏偏是不停歇地给自己治病。她参加马坊街上各类江湖骗子组织的健康讲座，按时到医院去排队拿药，长期按医嘱服用各种药物。外人肯定认为苏有娟是在希望自己能够长寿，没人明白她正在死心塌地地渴望死亡。母亲为什么会这样？她暗示自己的儿子施以援手，也就是说苏有娟盼望着张亚东为自己实施安乐死。她为什么想要这样死？是她给了儿子生命，然后在她最想结束生命的时候由儿子来帮她完成。苏有娟说，这才是完美的伦理结局。养儿子是干什么的，是尽孝。最大的尽孝恰恰是干这个：在母亲不想活下去的时候帮助她离开人世。
苏有娟和儿子讨论这个问题，张亚东做不了，他不会那样做，他对母亲下不了手。法律上也不行，那样做将构成谋杀罪。人们不会说母亲选择了安乐死，只会说是法官谋杀了自己的母亲。他把母亲的话当作老年人的奇谈怪论，当作偏执狂的幻想，他不会也不能允许自己的母亲那样做。于是张亚东选择了另一种方式，每到周末就从太平县回到幸福县去陪伴她，儿子的陪伴或许能让苏有娟更放松一些。好在太平县和幸福县本来就是邻县，相距很近。但是苏有娟的话还是触动了张亚东。他是法官，经常在内心里模拟审判自己。如果真按母亲的话做了，按法律条款来计算应该判几年刑期，最高几年？最低又是几年？模拟审判比真实审判更严苛。张亚东既是被告，又是法官。当张亚东在手心里画太极的时候，其实他内心里正在给自己开庭。他在一个模拟的法庭里审判自己。法官张亚东非常热衷于潜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这种游戏，多年来一直都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