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愣了一下，“来就来呗，”他说，“像我家这种情况，什么运动来了都是贫下中农，只有富人才害怕运动。”
这时候，梁发福家门前的大喇叭又叫了起来。这一次，不是梁发福的“喂！”声，而是《在北京的金山上》。我想应该就是那个叫才旦卓玛的人唱的了。我在本子上记下了它的歌词。我拿着歌词，飞奔去安白云家，却被她家的狗给堵在门外。她家的狗很讨厌，懒懒地吠着，但就是不让路。我对着它唱：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多么温暖，多么幸福，把我们农奴的心儿照亮。我的歌声惹怒了狗，它跳起来，朝我发动了猛烈的进攻。眼看我已经快招架不住了，安白云才打开了门。
“你在鬼叫什么？”她说。
“运动了，真的运动了，”我说，“工作组的人到老梁家了。”
安白云撇了撇嘴。这个表情令我满意。而且我还告诉她，“那几个工作组的人，一看就不是好人。他们一进村就问我，哪里可以吃到鸭肉。你要管好你家的鸭子。”
“他们敢！老娘提刀砍了他们。”她果然被激怒了。
“人家有钱，可以给你钱。”
“给钱也不卖。鸭子是用来下蛋的，不是用来吃的。”
运动了，运动了。赵小棒和一帮村里的年轻人已经在开始商量批斗谁，如何斗，斗到何种程度了？就连那些从运动中走过来的老人，他们一遇到运动就都年轻了，运动对他们来说，吸取的是经验，而不是教训。
那天下午，村里的大喇叭一直在响，音乐像洪水流淌在小山沟里。人们侧耳倾听，心跳加速，或战战兢兢，或磨刀霍霍，都在等着运动拉开序幕。
据说第一个挨批评的人是梁发福。工作组的人一进他家门，他就两股战战，坐立不安。那个卷发的老头邱立是组长，一看梁发福的表现就火了，厉声问：
“你是怎么回事？”
“我交待，我都交待，”梁发福额头上冒出汗珠，“我当了二十年的村支书，只吃过公家的三百块钱，我赔，我马上赔。我还要举报，我要戴罪立功。”
邱立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大骂混蛋。
“谁要你交待了？你是否搞明白了社教运动的核心目的？”邱立真正生气的是这个。
“我家广播的喇叭有问题，杂音大，感觉像是在炒菜一样，没太听清，”梁发福继续交待，“有一次，我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成了中央人民刮锅煎菜。”
工作组的人大笑起来，梁发福在笑中抽自己的耳光。
“你听着，不要扯广播的事了，我现在是面对面地告诉你，”邱立喝了一口浓茶，清了清嗓子，“这次运动，不同于以往的运动，不斗人，也不交待。而是要大家坚定社会主义路线，解放思想，以开放的心态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这一次，梁发福听清楚了。他不为刚才的失态懊恼，而是变得满心欢喜。他转身进了一间屋里，门外柳树上的大喇叭便从音乐切换到了他的指示：
赵小棒、李偏偏、冯八字、彭来财，你们四个人，现在马上到我家里来，有重要任务安排给你们。
他把这话重复了三遍，继续播放音乐。《社会主义好》的歌声飘荡在村里。赵小棒他们像是士兵听到了冲锋号，从家里跑出来，从不同方向奔向了梁发福家。
“把这只羊杀了，招待工作组的同志们。”梁发福说。
这几个年轻人把一只羊从圈里拖出来，赵小棒拔下腰间的匕首干净利落地割断了羊的颈动脉。“我还以为是叫我杀人呢。”他说。
参与杀羊的年轻人每人分到了一斤生羊肉，他们为此忿忿不平。不是因为羊肉的多少，而是他们还没有看到运动的迹象。但是，他们相信，工作组已经进村了，运动便不会遥远了。像梁发福这样的老贼，就让他最后猖狂一下吧。秋后的蚂蚱，还能蹦跶几天呢？
那天是农历二月十五，月明如昼。人们行走在夜晚的风岭，根本不需要电筒，但是很多人还是不约而同地随身带了手电筒。这是生活的智慧。手电筒，有时候也可以变成凶器。有人甚至在兜里装了绳索，以便需要捆人时用。风岭人倾巢而出，挤满了梁发福家门前的篮球场。
酒足饭饱的工作组成员们，在梁发福和另外几个村干部的陪同下走了出来。他们在一排桌子前坐定，召开了他们在风岭的第一次会议。
“各位父老乡亲，我是工作组组长邱立，我们代表党和政府，深入到风岭来搞社教运动。伟大的马克思教导我们，只有运动，才会有变化。所以，运动是必须的。可以说，我们的历史，就是运动史。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们的是，这次运动，不同于以往的运动。这一次，我们不搞阶级斗争，不反右，不斗有钱人，我们要做的是解放思想！抛开心中的封建观念，以全新的心态，迎接改革开放。开放，就是要我们放开胸怀，赚钱！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落后不是社会主义！”
邱立的讲话在掌声中结束。接着，他向大家介绍了工作组的其他人，宣讲员黄风、县文工团的赵初晴、电影放映员方田，宣讲员刘大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