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吕纪哲高考落榜，在乡政府里找到一份临时工作，负责搞新闻报道。每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名字前边总是署通讯员，这比记者明显低了一等，到哪里采访都不大受欢迎。后来他干脆把名字改了，这才有了现在这个名字——吕纪哲，人们一听果然把他当成记者看待。然而，好景不长，乡里来了个大改革，一下把他改革到老家去了，从此成了一名平头百姓。种地，他不想出苦力；搞企业，他没资金，更没技术。他越想越苦闷，便打了半瓶白干，买了几根火腿肠，来了个以酒浇愁。谁知愁没浇掉，却弄了个食物中毒。他被送到医院抢救，又是洗胃，又是灌肠，把他折磨得好苦啊！最后虽然把小命保住了，却花了两千多块钱医疗费。吕纪哲越想越生气，出院后便去那家食品店，说那火腿肠一定有问题，可店老板根本不认账。农村买东西从来不开发票，再加上那火腿肠已被他消灭光，没有证据，空口说白话怎么成？难道事情到这里就算完了吗？吕纪哲当然不会白吃这个亏，他决定来个“守株待兔”，一定要把证据拿到手。
吕纪哲发现每天晚上10点多钟，总有一辆机动三轮车出现在那家食品店前。夜色朦胧中，只见店老板从车上卸下几个沉甸甸的纸箱子，里面装的很可能就是火腿肠。吕纪哲随身带一部傻瓜相机，把这进货场面摄入镜头，又跟踪那辆机动三轮车到了制假窝点。
这里地处三省交界处，这制假窝点虽然跟吕纪哲家相距只有5里多路，却分属两个省。这让吕纪哲勇气大增，因为写批评稿最忌讳的就是本乡本土。当官的管着你，你给他脸上抹黑，他可要治得你头疼。既然不属一个省，那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吕纪哲以打工者的身份混进厂里，把每道生产工序都摸得一清二楚，原来他们是利用收购来的死猪死羊生产火腿肠。他悄悄地把这一切拍进自己的照相机里，获取了第一手材料。来这里打工的都是临时工，夜里来，白天走，吕纪哲跟在这些打工者身后出了厂，顺利地回到家里，然后开了个夜车，把稿子和照片一起发给省城的几家报社。此时正值“3·15”打假高潮，几家报社同时将稿子登了出来。这事很快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组织质检、工商和公安等部门统一行动，一举端掉了那个制假窝点。
有了这第一步的胜利作基础，吕纪哲趁势将那出售劣质火腿肠的商店告上了法庭，不但那2000块钱的医疗费得到赔偿，连误工费和精神损失费也得到了补偿。报社给他寄来的稿费单一张接一张，稿费加在一起也是个挺诱人的数目。更重要的是，吕纪哲名声大振，村民称赞他为民除害，不愧是人民的好记者；多家新闻单位或向他约稿，或叫他提供新闻线索。吕纪哲顿时醒悟过来，我的优势就在这里，写稿！这是无本生意，且能名利双收！
吕纪哲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从此成了一名乡间自由撰稿人。他不但打假，连乡里巧立名目向群众收取这费那费也成了他曝光的内容。
二
这天，吕纪哲的姐夫提着厚礼来到他家，说要请他帮忙。吕纪哲说：“我是一个普通百姓，能帮你什么忙？”姐夫递给他一份材料说：“这个忙只有你能帮得上。”原来，姐夫在乡政府大门外开了一家小餐馆，原想借助这个区位优势，让生意红火起来，谁料乡政府在他饭店消费只打白条，半年过去了，那白条加在一起足有五六万元，几乎把他的小餐馆拖垮了。姐夫一恼，把乡政府告上了法庭。法庭还算讲公道，最后判决乡政府一个月内把所欠吃喝费还清。然而，判决书送达两个多月了，乡长仍赖账不还。无奈之中，他想到了吕纪哲，想借助他的影响，让乡政府把钱还上。
吕纪哲把袖珍录音机往衣袋里一揣，便同姐夫一起来到了乡政府。
乡长正好在办公室。吕纪哲的姐夫问他：“我那些钱乡里啥时还？”乡长不耐烦地说：“我们还没研究呢！”吕纪哲的姐夫说：“法院已经判过了，你们还有什么可研究的？”乡长眼一瞪：“难道法院能代替乡政府吗？”吕纪哲的姐夫反问：“法院判决一个月内还清，难道就不算数了？”乡长耍开了无赖：“当年毛主席说过，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不是还没解放吗？”吕纪哲插话道：“你说这话太没道理！现在是法治社会，你是一乡之长，怎能这样无视法律的严肃性呢？”乡长站起身要走：“你既然上法庭把我告了，那就让法庭来找我吧！咱们说不着话，再说也是废话！”
吕纪哲觉得这乡长太不讲理，便气愤地说道：“你这哪像个乡长的样子？我要给你曝光！”姐夫忙拦住他，对乡长说：“说实话，我们也不想跟你闹得太僵，更不想看着法院查封乡政府。你只要先给点钱，能让我继续经营下去就成。”姐夫本是心平气和地劝说乡长，不料这话却把乡长惹恼了：“咋？法院敢查封乡政府？它有本事就来查封呗！乡政府又不是我个人的，扒了卖又能咋着我？”乡长最后竟指着他的鼻子说：“告诉你，我们乡政府毁就毁在你这个餐馆上，县直机关和别的乡镇听说你这个餐馆很有特色，纷纷到我们这里来检查、取经，我们乡的招待费一天比一天多，害得我招架不住。现在你来找我算账，哼，我还要找你算账哩！”
吕纪哲觉得这乡长真是个无赖，心里又气又高兴。只要把他这番话一曝光，无须多加评论，便知道他是什么货色了。他站起身，掏出小录音机在乡长面前晃了晃说：“这话可是你亲口说的，那咱就拜拜了！”乡长一愣：“你是谁？”吕纪哲姐夫头一昂，说：“他是吕纪哲！”那乡长又是一愣，脸上立马堆满了笑容，拉住吕纪哲不让走：“记者同志，我是说笑话哩，你可不能当真呀！”吕纪哲说：“法庭判决两个多月了，你一分钱没有兑现，这怎么能说是玩笑呢？”说罢身子一挣，头也不回地走了。
姐夫急忙追出来，小声说：“我叫你来只是想吓唬吓唬他的，只要他把钱还上，这事就了结了。本乡本土的，我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哇！”吕纪哲却没听姐夫的，这是个绝好的题材，写出来定能引起轰动，他怎么能轻易放过。
吕纪哲回到家便动手写稿，稿子写好，正要寄往报社，不料姐夫又赶来找他了。姐夫说：“那钱乡里已经还我了，你那稿子不要再写了。”吕纪哲很是吃惊：“他这么听话？”姐夫告诉他说：“我听说了，那乡长最近被选为县后备干部，以后要提拔他当副县长哩。这时候他最怕的是新闻单位曝光，我让你去吓唬他一下，他果然害怕了，先付给我5万块钱，余下的等你答应不发稿时，他再还清。”吕纪哲很生气，说：“我吕纪哲可不是你讨债的工具！不管他还不还账，这稿子我都要发。”姐夫说：“批评稿也不是好发的，发不出来，你不是白忙活一场？”吕纪哲说：“这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典型事例，怎么发不出来？上次那篇曝光稿，我得了上千块稿费哩！”姐夫像突然记起了什么似的，忙从腰包里掏出1000块钱放到吕纪哲手里，吕纪哲推开说：“你这是干什么？把我看成了什么人？”不过，话是这么说，那哗哗响的一大卷人民币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所以，他只是象征性地推让了一下，便把钱放到桌子上。姐夫说：“乡长说了，你要是嫌少，可以再给你一点。”
吕纪哲心里好像打开了一扇窗，写稿不但能挣稿费，还有背后的丰厚收入！他不再坚持了，将那稿子和录音带交给姐夫，并保证说他绝对没有复制，也没留底稿。姐夫从乡长那里又拿回1000块钱，作为回报。吕纪哲接过钱，吸溜溜嘴，在心里说：“妈的，这钱来得好容易！”
三
这天，妻弟向吕纪哲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新闻线索：一个被查封的小纸厂，悄悄将那套造纸设备转移到老黄河故道里，厂子设在A省的地面上，废水却分别排往B省和C省，妻弟栽种在老河道里的几百棵小杨树全被那废水毒死了。吕纪哲一听，顿时乐了，马上就到世界环保日了，这可是个典型。姐夫从乡政府讨回欠款后，不敢再开餐馆了，转行开了个摄影部，购有一部摄像机，专门为人摄制婚丧嫁娶场面。有了姐夫这摄像机，吕纪哲便决定以电视记者的身份来镇一镇那个小纸厂。三个人凑在一块商量后，确定了分工：姐夫担任摄像师，妻弟负责照明，吕纪哲担任主持人。他们先站在老黄河故堤上来了个全景式扫描，把那家小纸厂所处位置作了个准确定位，接着便将那两股黑水流经的路线拍了个一清二楚，最后自然要采访当地受害群众，把那枯死的小杨树和庄稼苗一一摄入镜头。拍摄完毕，姐夫提议说：“咱去采访采访纸厂老板吧！”吕纪哲自然明白他是啥意思，迟疑一下便说：“也好。”
三人来到小纸厂找到老板，亮明身份说：“我们是记者，根据群众举报，特意来采访你的。”
那老板是见过世面的人，他先要查看他们的记者证。吕纪哲说：“这次来得急，忘记带了。”那老板又把他们细细打量了一番，吕纪哲的姐夫和妻弟便有点儿做贼心虚，说话都有点儿哆嗦。老板心里便有了数，但他依然笑嘻嘻的，又是让坐，又是递烟，显得很热情。趁他们喝茶时，老板跑到厕所里打了两个电话，一个打给县委新闻科，刘科长说这几天没有上级新闻单位的记者来咱县采访；老板的第二个电话便打到了派出所：“有人来敲诈勒索我！”
吕纪哲看出这个纸厂老板不是好糊弄的，便向妻弟和姐夫示意快走，说：“我们还要赶回去发稿呢，就不打搅了。”
那老板忙拉住吕纪哲说：“好说，好说！都是自己人，何必这样呢？”他悄悄塞给吕纪哲一卷钱，吕纪哲掂了掂，感到没有多大分量，便顺手扔在茶几上。恰在这时，房门突然被推开，闯进来两个大盖帽，不由分说给三个人都戴上了手铐。那老板这时才露出真正的笑容说：“哈哈，来敲诈我？你们还嫩了点儿！我一看就知道你们是冒牌货！”那两个大盖帽猛地推了他们一把：“走！”便把他们带到了派出所。
警方认定他们是假记者，吕纪哲反问说：“请问，什么是记者？难道只有在报社和电视台正式上班的才是记者吗？我给十几家报社和电视台发稿，从事着名副其实的新闻工作，难道不就是记者吗？只是，我并没说我是哪一家报社和电视台的记者！”民警说：“你是以记者的名义，进行敲诈勒索。”吕纪哲冷笑一声说：“真是无稽之谈！那纸厂老板硬往我手里塞钱，这是向我行贿，是想收买我。我把那钱扔到了茶几上，没有接受他的贿赂，更谈不上什么勒索。这情况全录在我们的摄像机里，不信我放给你看看。”那摄像机里果然录有那几个镜头，民警顿时没了话说。吕纪哲这个被审查者反过来给民警上起了政治课：“你们是人民警察，要保护人民的利益。那纸厂污水对村民造成如此巨大的危害，你们就这样熟视无睹？我作为人民的一员，自动站出来维护人民的利益，难道这有什么错？你们审案子要先把这个大是大非问题弄清楚，可不能坐歪了屁股！”
这番话把两个民警说动了，他们向派出所所长汇报了情况，所长也知道这吕纪哲是有点名堂的，记者虽是假的，可他拍摄的一组组镜头却是货真价实的。无奈之下，他只得说：“算了，把他们放了！”然而吕纪哲却不肯走，他问所长：“我们可是你们民警用手铐铐来的，请问所长先生，我们犯了什么罪？触犯了哪一条法律？公安部多次提出从严治警，你们这样无故铐人，我是要向上级公安机关举报你们这种违规行为的！”所长听了这话也有点胆怯，这些穷秀才懂法，不像老农民那样好对付。那手铐确实是不能随便用的，真的追究起来，自己可要吃不了兜着走。他连声道歉说：“对不起，对不起，是我对民警教育不力。”吕纪哲的姐夫和妻弟早已吓白了脸，他俩拉着吕纪哲说：“快走吧，别磨嘴皮子了。”吕纪哲回头对所长说：“请你转告那纸厂的老板，他们的情况都录在我的摄像机里，这摄像机可是尊重事实的。”
吕纪哲刚走，那纸厂老板就赶了来。得知派出所把他们放走了，就抱怨道：“那是几个假记者，你们怎么把他们放了？”派出所所长说：“那记者虽是假的，可那摄像机里的镜头却是真的，他一旦把真相公之于众，不但你这纸厂要完蛋，连我也要跟着受牵连。”纸厂老板一下发了愁，说：“那可怎么办呢？要是厂子被查封了，我可是要赔大钱的。”派出所所长低头想了想说：“这个吕纪哲可不是好惹的，对他不能来硬的，我看你可采取别的方法。”纸厂老板问：“有啥办法？”派出所所长说：“这几个人打着舆论监督的幌子，实际上是为了混碗饭吃。我看你就花几个小钱，把他们‘招安’得了！”纸厂老板听了顿时笑了起来：“好好，这办法太好了！”
纸厂老板先拜访了吕纪哲，说：“纸厂正缺个宣传科长，请你赏个脸，到我们厂去工作，每个月工资1000元。”吕纪哲不愿受人制约，表示要考虑考虑。纸厂老板又找到吕纪哲的姐夫和妻弟，说要招聘他俩去厂里当工人，每个月工资700元。吕纪哲的姐夫有个摄影部，生意还可以，舍不得走，就推荐老婆去，纸厂老板爽快地同意了。在姐夫和妻弟的劝说下，吕纪哲想到这工作旱涝保收，也就勉强答应下来。
纸厂老板去掉了心头之患，便放手来对付附近闹事的村民。他说：“我这纸厂用的是新工艺新配方，厂里流出来的污水实际上是一种很好的肥料，不但不会造成污染，还可用来肥田。”有人问：“那树苗和庄稼怎么死了？”纸厂老板说：“那是因为浓度太大，要是掺上水就好了。”为了取得村民的信任，他又叫吕纪哲替他做宣传，写了一份材料散发到周围村庄。大伙是信任吕纪哲的，有的村民主动帮纸厂开挖引水渠，把那废水引到自己田头上，用那废水浇麦。没想到麦苗越浇越黄，情况越来越严重。村民来问情况，那老板说：“化肥上多了还会烧死庄稼哩！哪能怪我厂里的水不好呢？你们再降低浓度，达到五十比一就差不多了。”村民对老板的话半信半疑，便来找吕纪哲摸底细：“那污水到底能不能浇麦？”吕纪哲先是点头，继而又摇摇头，一时也不知如何回答村民提出的问题。
纸厂老板自认为对付几个农民是不成问题的，放心地大干起来。这片远离城市的原野原本是绿草如茵，花香扑鼻，可如今这里的草枯了，花萎了，空气里弥漫着刺鼻的臭气。村民们质问吕纪哲：“你现在成了纸厂的人，一定是为纸厂说话吧？想不到你这个记者竟被人家几个臭钱收买了！”吕纪哲被问得面红耳赤，连自己都觉得自己的辩解苍白无力。
没过多久，突然来了几辆小车，车上下来的有公安和工商部门的，还有环保和质检单位的，他们对厂里的原料和产品一一进行了检测。那老板的鬼话一下被戳穿了，纸厂根本没用什么新配方，仍是用烧碱制作纸浆的。纸厂遂被查封了，工人也各回各家去了。
吕纪哲自然也不例外，他又一次回到老家，成了一名普通百姓。但跟上次不同，他不仅没有借酒浇愁，还乐哈哈地打了两瓶白酒宴请妻弟和姐夫。妻弟问他：“一个月1000块钱没有了，你还有啥可高兴的？”吕纪哲说：“这黑心钱咱能拿吗？”妻弟问：“这么说，纸厂被查封是你捣的鬼？”吕纪哲说：“我们也是私心太重，被那老板‘招安’了。不过，这也好，我借助在厂里工作的机会，把几样造纸原料拿到县城去化验，把秘密全掌握了。只是我这次没有采取公开曝光的办法，而是向中央和省里的几家媒体写了内参。”姐夫问：“内参是啥东西？”吕纪哲说：“那是专门写给上级领导看的，比一般报道稿厉害多了！”妻弟问：“那内参稿费高不高？”吕纪哲叹了口气，答非所问地说：“咱不能只为拿几个小钱，把良心扔给狗吃了！”
姐夫和妻弟没有吭声儿，似乎明白了什么，又似乎不太明白，只是愣愣地坐在那里，也没喝出那酒是啥滋味儿。吕纪哲喝了两口，便把酒瓶重新封好，对妻弟和姐夫说：“好了，咱有活干了，这酒肯定有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