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越来越不像话了。
她瞒着家人去参加某“健康讲座”。直到舅舅在床底下翻出一台“纳米理疗仪”，她才支支吾吾地交代。理疗仪花了八百块，用一次就坏了。
这已经不是第一回。去年夏天，菜场边上开了家“夕阳红义诊”，免费给老年人按摩量血压。几个大姑娘穿着白大褂，整天笑眯眯的，“阿婆”、“阿公”叫个不停。外婆和她的老同事们每天都去，让姑娘们量完血压，然后坐在电动按摩椅上喝茶聊天。两个月后，外婆悄悄从存折中取出三千元，购得“深海鱼油”、“蜂胶”、“灵芝粉”数瓶。等我发现时，“夕阳红”早已人去楼空。
上个月，老同事拉着她参加“老干部杭州一日游”，据说车费全免，还包一顿饭。外婆执意要去，我只能没收了她的钱包，给她身边留了五十块钱。晚上我去车站接她，只见一车兴高采烈的老人，几乎每人都抱一条被子。外婆抱着两条。“这叫远红外线真空被，从前都是给中央领导用的”，外婆喜滋滋地告诉我，“九千多一条呢，现在搞活动，八百八”，“我给你妈也买了一条，她血压高”。钱是问同事借的。我只能告诉她，这事要是被我妈知道，血压就更高了。
还有更离谱的事。那天外婆见到路边跪着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地上歪歪扭扭几行粉笔字，“敬爱的好心人……”外婆掏光了钱包，还把男孩领回家吃饭，又理出一大包我的旧衣服。男孩千恩万谢地走了，往后隔三差五拎几根香蕉来看望“好心人”，顺便讨点钱花。外婆有点害怕了，嗫嚅着告诉了我。我冲她发了老大一顿火，然后在公园门口找到了正长跪不起的男孩。
外婆今年78，身体还算硬朗。外公五年前去世，她一个人住着两室一厅的房子。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习惯了大声训斥外婆。训她不按时吃药，训她不自觉睡午觉，训她太容易轻信，训她一把年纪了还老爱喝珍珠奶茶。我觉得自己是为她好，训起来痛心疾首理直气壮，“说多少遍了，怎么就是不听呢！”。外婆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低着头一声不响。
她的记性越来越差，钱包丢了几回，出门要折返好几次，想不起来有没有锁门。
她越来越糊涂，已经不会用手机接电话，时常忘了怎样用遥控器开电视。一个大热天，我推开门，家里跟蒸笼似的，她满头大汗地摆弄着空调遥控器。吹的是热风。
她越来越任性，碰上喜欢的电视节目，熬到凌晨两三点都不肯睡觉。她最爱看《还珠格格》、《情深深雨濛濛》，还四处宣布她的新发现——觉得我有点像苏有朋。这让我成了全家人的笑柄。从此一看到电视上有苏有朋，两个表妹就恶毒地嚷嚷“明明哥哥出来了”，然后笑成一团。
她越来越怕孤独，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不停地给老同事打电话，反反复复说那些鸡毛蒜皮的事，直到同事厌烦地挂了电话。
她越来越胆小，晚上一个人不敢睡。我和妈妈、两个舅舅轮流去陪她。
我看着她的腰慢慢地弯了下去；我看着她已悄然满头白发；我看着她站在岁月里，被时间一点一点带走；我看着她渐渐忘了自己，变成一个小孩子。那个乐观爽朗，总是风风火火的外婆去哪了？那个有着一双温暖的手，为小小的我撑起一片天的外婆去哪了？
小时候我体质差。连着好几年的暑假，外婆每天带我去中医院理疗。正午的烈日下，外婆一手撑伞，一手拉着我，一遍遍走过蝉鸣聒噪的马路。我记得大滴的汗从她的发梢砸落在地。理疗期间不能吃冷饮，外婆也陪着我不吃。有一次她好像忍不住了，小声地问我，“外婆吃一根雪糕好不好，明明不要馋哦”。我点点头，好，明明不馋。
我在作文中三次写到外婆。第一次写她手巧，翻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第二次写我生病，她急得去静安寺烧香磕头，主题是讽刺老年人的愚昧迷信。我拿给外婆看，她高兴地不得了，碰到熟人就吹嘘，我外孙又写我了，写的老好了。第三次是我虚构的情节，写她重病昏迷，醒过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鼓励我好好学习。后来作文发表了，外婆听说了很激动，立马跑到最大的新华书店，让店员把所有的小学生作文书搬出来，一本一本翻。最后失望地说，什么破书店，连我外孙的文章都没有。
去年冬天，外婆查出胸腔有一个肿块，初步怀疑是恶性。那时我在国外，家人没告诉我。复查报告出来前一天，外婆一个人去了我的高中。她坐在门口的长凳上，看着穿校服的孩子走来走去，终于潸然泪下。几个孩子围过来，问阿婆你怎么了。她哽咽着说想我外孙了。孩子们安慰她，说阿婆看着好精神，一定没事的。外婆破涕为笑，她擦着眼泪，硬要请那些孩子吃羊肉串喝可乐。好在第二天报告一切正常，不然我不会原谅自己。
从前她腿脚还利索的时候，每次都坚持送我下楼。我说，外婆你回去吧。她挥挥手，你走吧，外婆没什么事，我看着你走。
我突然有些害怕，我怕这是注定的别离。
记忆中的烈日和暴雨，那些温暖平常的日子，终有一天要被收回。岁月不曾饶过外婆，记忆也不会轻饶过我。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
昨天陪外婆吃过午饭，我催着她去卧室午睡。外婆不情愿地去了，一会跑出来问我要不要喝茶，一会又跑出来告诉我，前几天的晚报都理好了，在壁橱里。我知道，她不过是为了多看我几眼，多跟我说几句话。我几乎又要训她，可我忍住了，眼泪不小心流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