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隆海德利下乡落户在川南一个偏僻的的小山村。晚上生产队开会，刘队长鹦鹉学舌似地传达公社指示：“上级指示要割资本主义尾巴。鸡鸭每户只准各喂两只；菜地收归队上统一种，每天分菜吃，各家各户的肥料(粪便)也全归队上统一使用，按人头记工分，大人是‘大屁股’，一个月记1 0分工，小孩是‘小屁股’，一个月记5分工。”社员们虽然议论纷纷，可没有人提异议。突然，队上最精明厉害的陈会计站起来说：“队长讲的我基本没意见。不过，我提点小小看法。队上的3个知青不能算‘大屁股’，只能算‘小屁股’。”我们还未及开口，快嘴社员老梁抢着说：“三个知青明明是大人，怎么要算‘小屁股’呢?”他这话问出了大多数社员，尤其是我们3个知青想问的话。会计不慌不忙地说：“知青当然是大人。可他们和我们社员不同，他们年年要回城探亲，一去就是个把月，插完秧青黄不接时又回城一趟，这样算来，他们1年至少有两个月不在队上，他们的肥料都积到城里去了；再说，知青和社员还有一点不同，他们有时不出工就去别队玩，这肥料就积到了别的队，大家想，他们的肥料没有全部积在队上，怎么能算‘大屁股’?所以当然只能算‘小屁股’了。’很多社员都点头同意会计的说法。
德利站起来从容地说：“会计说的是事实，我们确实每年要回城几次，也喜欢到别队串门，从这一点说，我们不能算大屁股’。所以会计说我们只算‘小屁股’我们没有意见。可会计说的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一个对我们不利的方面，还有另一方面他没有说。毛主席教导我们：看问题要一分为二，切忌片面性。我认为我们应该算‘大屁股’有以下几点理由。第一，我们队离集市近，全公社其他队的几十个知青，每逢五逢十赶集必定要从我们队路过。我们邻居秀英伯妈和满英婶婶可以证明，那些知青同学每次来赶集，一定顺便到我队来歇脚喝水，许多人还会在赶集后到我们知青组吃中饭。他们来了难道不解手吗?请大家帮我们算一算，他们每个月要来赶6次集，这要帮我们积多少肥料?第二，我们知青每回城，家里父母一定会做许多鱼肉好菜给我们吃，回队上来还要给我们带一些腊肉腊鱼。再说，知青们赶集到我们队吃饭，经常搭伙买点肉吃改善伙食，而社员家一年也吃不上三两回肉，会计家一年大概最多吃一次肉。你3个儿女还在我们知青组打过牙祭，对不对?请问，我们积的肥料比社员积的肥料质量是不是好一些?这一点会计本人可以证明，有次你来我们知青组厕所出肥料，说：还是知青生活好，有城里父母照顾，连肥料都比社员家的臭。因此，我们不但应该算‘大屁股’，队长还应该把我们3人算做‘特大屁股’才公平。”
德利—席话说得社员纷纷点头称是，也说得精明的会计哑口无言。老练的队长当然不会把我们算做“特大屁股”而多给我们记工分，所以赶紧出来打圆场：“大家都说得有道理，我看知青还是算‘大屁股’，大家有没有意见?”社员们齐声说：“没有”。
散会了，妇人们各自拽起自己的娃儿，有的还朝迷糊中的孩子屁股几巴掌，被父母催促起的孩子依旧往草堆里倒，紧闭双眼抗议道：“我没有尿,我屙!”引得旁边的大人不禁哈哈大笑起来，月亮也笑了，山乡的夜沉浸在这温馨的乡情中。
突然，陈会计把大家叫住了“不慌走，队长还有话说。”原来，陈会计家来了一个亲戚，是专门杀猪卖肉的“刀儿匠”。而生产队的刘队长又是个精打细算的“抠”客，于是脑壳急转弯提出要杀猪分肉。理由是队上喂的肥猪早迟在这几天要杀，加上喂猪的饲料也所剩不多。眼下杀猪匠不请自到，顺便请他杀猪还可以节省一点开销。再说，这猪分肉是一档子很麻烦的事，没有“一刀准”的功夫，这肉不知要分到何时，不如趁刀儿匠来得巧，大家都在现场，把晚几天做的事早几天做了图个安生。说来也怪，忙了一天一夜的庄稼汉，对队长突然决定杀猪分肉的事竟没有一个人表示反对，相反还来了精神，大人细娃(方言：小孩)都兴高采烈。于是就有了全队人的积极行动，挑灯夜战。
那时队上没有用电，大家就点燃了火把和马灯，架起了铁锅土灶，烧沸了滚滚开水，请出了老资格的刀儿匠，接着就听见了肥猪的哀号……洗刷刷一个多钟头后，队长宣布分肉了。
这头猪的净肉是158斤，留下8斤作为短斤缺两的添补以及招待刀儿匠，分配肉就按150斤。全队共有108人，人均应是1斤3两8钱。但队上不按人头平均分配，而是按工分的多少折合成分粮点数进行分配。这样劳动力强、工分挣得多的家庭就分得多，工分少就分得少。
有两家人都是7口人，劳力偏多的袁家分得鲜肉10．5斤，而工分少的吴家只分到了6．3斤。但这天晚上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肉分得少的吴老汉反而格外高兴，等到把肉分完，已是下夜2点10分。他提着肉带着5个娃儿欢欢喜喜地往回走。而肉分得较多的袁家却大有意见，原因是他家的那块肉骨头偏多，并使性子不要。队长是个开通人，主动提出把自己的这块肉与袁家调换，但队长的婆娘又不同意。队长婆娘说，自己的老公又没插手，肉是刀儿匠砍的，秤是陈会计称的，凭啥子要换?还是陈会计反应快，他提出从剩余的肉中砍半斤出来，作为对袁家的补偿。在大家认可后，事情总算搁平了。
但陈会计总觉得当晚的秤称得有毛病，虽说“分斤缺两”是常有的事，但这晚上的秤实在差得多了一点。按以往的经验，8斤留着补差的肉，至少应剩下四五斤，而今晚只剩下两斤多一点，这个差错究竟出在哪里呢?
我是下夜2点30分才往家里走的，当时我的上下眼皮已经开始打架。我本想快点回家休息，可是在经过吴老汉的家门时，却停下了脚步。吴家两口子正在争吵。婆娘说：“忙了一大天了，瞌睡把脑壳都冲昏了，快点睡，快点睡……”吴老汉说：“睡得着吗?睡得着吗?娃儿一直跟到的，个个眼睛看到的——明明提了一块肉回来，这肉是吃的又不是看的!”婆娘不耐烦了，又说：“深更半夜的，再饿痨、再没沾油腥子也不是这个着急法，明天弄起吃不是一样吗?”吴老汉更不耐烦，开始骂人了： “你这个婆娘硬是不懂事，你看娃儿眼睛瞪起多大，哪个想睡觉?你就是偷懒不想动手。好，你不动手老子动手。”接着，吴老汉给几个娃儿分派活路：“大娃子烧火，二娃子劈柴，三娃子洗锅煮饭，四娃子刮洋芋做拌菜，幺女子剥大蒜。”吴老汉自己则在火塘边烧肉洗肉。婆娘见全家人都行动起来了，也只好跟过来端菜板拿菜刀。这样，吴老汉一家打响了一场只争朝夕，连夜吃赶火肉的“人民战争。”
我估计吴老汉一家吃完这顿饭时，一定是大天白亮了。他们的这顿饭，是我当知青3年多所见过的最特殊的一次吃“赶火肉。”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吴老汉当晚为啥格外高兴，也特有兴致要催一家人连夜吃“赶火肉”。原来，除了娃儿很久没吃过肉确实嘴馋这一理由外，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情况：陈会计称肉时看错了秤，把称6．9斤的砣绳放到了8．9斤的星子上!陈会计当时因忙着与刀儿匠说话，没看清秤，而吴老汉却把秤杆上的星子看得清清楚楚。白白多两斤猪肉，这对吴老汉一家来说是了不起的意外收获。由于吴老汉害怕陈会计事后觉察要找他提肉回去复称。所以就来了个先下手为强的全家吃“赶火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