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冷漠以对。他说：“你何必苦自己呢。”
这一次，凯风定也不打算说实话了。去他的。
也许是哥们之间的袒护，也许他不想带给她新的烦恼。但她不领这个情。无论怎样，男人没个好东西。顿时，她有些后悔叫凯风来这一遭，自己到底什么目的嘛。她的眼泪又涌出来了，奇怪，自己怎么又哭了呢？鲁根见死了，她是怀念他，还是觉得自己的抵抗失衡了？他就这么突然死了，她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失败了。好没意思。
楼下有孩子们疯闹的尖叫，不远处的小广场上，一个业余民乐队在演奏《敖包相会》，乐声飘进她的黑暗里，她没被打动，慢慢竟又睡着了，忘记了外面那个混蛋世界。
这地方紧靠中俄边境，是陆路口岸，山脉迢递相连，草丛中，一段铁丝网，一块白石界桩，或一条防火带，就是分界线了。早年，两边的卫兵甚至能互相换吃的，那边甩个大列巴过来，这边扔两张大煎饼过去。上世纪50 年代到90 年代初，不足万人的小镇，历经了友好的热烈，冷战的不安与阴郁，解冻复苏的艰难与初暖。可是，炊烟绕袅，居民的生活稳而不变。除了货运火车，每天有一列客运火车往返内地，稀稀落落的旅客下来，默默地走。上班的人吃的是供应粮，工资里还有边境补贴一项。种地的人歉收了，国家会拨来返销粮。没有人多富，也没有人多穷。
只是，过于寂寞了。弹丸之地，谁家死一只鸡，能被谈论整整一上午，一户人家的儿子被另一户人家的儿子杀了，人们谈论了很多年。
这二十年，又过于喧嚣了。国内旅客列车又加开了一列，往返俄罗斯的客运列车也开通了，建起气派的国门，通往俄罗斯滨海边区的公路就打国门穿过，货车和旅游大巴往来络绎。小镇固定人口五六万了，流动人口一度也有十万，高楼林立森密，颇有港澳那种狭小、紧凑而繁华的意味。
高楼里，有通宵的灯影，有欢笑，有泪哭，不像早年，天一黑就是黑蒙蒙一片，只有夏日的蛙鸣，以及冬夜里的风号。楼里多少男人女人空在那里，他们的另一半去了对面，海参崴、乌苏里，或者纳霍德卡，办公司，开餐馆，要么摆摊床卖中国货。
这些地方都不远，除去漫长的过关时间，路上汽车跑起来也就一两个或两三个小时，最远的海参崴也就五六个小时。那也是异国他乡啊，何况又有办护照的不易，过关安检的拥挤与繁琐。出外难，法律和风俗隔了一道国境线，便模糊起来，时间一久，不管家里是否有老婆，是否有丈夫，那些人男女相互搭起了伴儿，一起做生意，一起过日子。
小镇的人，经历太多了。
很多人的遭遇在小镇流传。某某带了一百万去那边，没几天被抛尸海边，或者，某某挣了几百万，却在赌场又成了穷光蛋。没多久，又有新的故事盖上来。某某的货在那边被抢了，某某在那边的住处，半夜里闯进俄罗斯黑社会的人。
宋修枝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也成了故事中的人，并且一再地被亲戚朋友和同事谈论，而且是持续地谈论。
她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丈夫鲁根见在纳霍德卡做生意，跟一个俄罗斯女子同居了。
这种事情并不多见。“搭伴儿”仅限于中国人之间，他这种情况不属于“搭伴儿”。可能是男人的一种小小的梦想吧。中国男人对外国女人多少都有点想法，但机会不多，因为外国女人少有对中国男人有想法的。这些年来，镇上也只有两个男人，成功娶回俄罗斯姑娘，一个是做翻译的，一个是做经理的。鲁根见的情况又不同，他家里有老婆，同居的却是个年轻姑娘，他要娶她，得先跟宋修枝离婚。
当然，没那么快走到这一步。这也是男人做这种事的规律，先偷偷做下再说，离婚的话说不出口，不离婚两边跑，应付起来会很麻烦，可是男人喜欢这种冒险与隐秘的刺激。
宋修枝到底是知道了。她信，因为她感觉到了，想到了。鲁根见本来可以安生地上班，可他看到别人疯狂“倒包”，钱多得来不及数，便执意辞职，加入“倒包”大军，往那边倒腾运动服和旅游鞋，挣下第一桶金，又转去做别的生意。头几年他还经常回来，每次都会带一瓶俄罗斯红酒，两人对饮，半甜，他说：“我在那边都成和尚了。”她说：“难道我在这边不是尼姑吗？”偏偏那红酒的俄文名字叫“和尚的灵魂”，后来鲁根见也跟朋友凯风合伙往回倒腾这种红酒卖，因为它被黄色麻袋片包裹着，所以小镇的人都叫它“麻袋片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