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先是踩上沙发，伸手扯下当年的结婚照，摔碎玻璃，将照片一撕两片，可随即，她就坐在沙发上，望着当年的自己走神儿了。这些年，她其实经常这样走神儿。你说有多么爱鲁根见，也难说。高中的时候，他们分开了，一个在铁路中学，另一个在市直中学，再没有联系。之后，宋修枝去省城大学上了俄语班，谈过一场徒劳的恋爱，毕业回来在市直中学当了俄语教师。有次宋修枝跟学校里几个老师去饭店，为一个调离的同事饯行，竟然碰到了鲁根见，他们几个哥们儿在喝酒。
普普通通的鲁根见，高中毕业后，什么都没考上，家里在火车站给他找了份工作，尚未婚娶。自此两人又接上了头。宋修枝最终嫁给鲁根见，大半是看重他工作的稳定，而她自己也是平凡的女人。
镇上的老辈人说：铁路是铁饭碗，银行是银饭碗，海关是金饭碗。好歹他们端的是铁饭碗呢。又是打小就熟悉的伙伴，知根知底。日子就实实在在过起来，过成了一棵树，根连根，感情渗入一个有机的系统。这也是小镇女人过日子的特点，太实，太投入，犹如一个猛子扎下去，一时半会儿浮不上来。
事情出来后，修桃劝她去一趟纳霍德卡。“不去。”她一直保持着决然的态度。去做什么呢？看看那个俄罗斯小女人什么样？像泼妇那样去跟她打一架？宋修枝觉得，她即使什么也不做，只要出现在那里，就降低了自己。她不想见到那个女人，也不想让那女人见到她，更不想看到那里的中国人，小镇的熟人，那种复杂的眼神儿，一想就觉得脸皮被活脱惨烈地揭掉了。她要保持一种东西，许是冷静，不，准确地说，是优雅。冷战时期，俄方来的货物，都得在小镇火车站换装，那里有他们的工作人员，有男有女。他们闲时，会到街面上来走动，但不能越过“外国人止步”的牌子。宋修枝牢牢记得，俄罗斯女人的裙子，优雅地摆动，春寒秋冻时，也露着白壮的小腿，步伐从容，哪怕是冬季，小镇女人的腿全裹着厚棉裤，笨重地走，俄罗斯女人皮靴上的裙摆，照样荡得稳健而妖娆。鲁根见出国做生意后，有一次宋修枝跟了去，路过几个俄边境小镇，最终到达海参崴。她奇怪，他们没有土木建设，街上静静的，过马路那才叫舒服，汽车耐心地停在那里，司机摆着手让你过。卖东西的地方，哪怕三两个人，也要排着队。饭店、商店里，公交车上，人们只窃窃私语，有人会怒着脸制止中国人无节制的大声喧哗。戈尔巴侨夫让这个国家乱过，但这一切没有改变。宋修枝回来，跟那些没出去过的同事多次慨叹。当修桃劝她为这女人走一趟时，她又想起这一切，也暗想，有这样一个底子，那个女人也不会少了这些标志吧？她不能输给她。一切交给时间。时间是解决问题最好的工具。
只是，她无论如何也没想到，问题是这样解决的。
她打开衣柜，只要是鲁根见的衣服，她就一件件甩出来，管它新的旧的，薄的厚的。有一件羊毛衫还没拆封，那是有一年春节的时候她为他买的，但是他只来象征性地坐了一会儿，她没有拿出来。
没一会儿，地上已是一片狼藉，鸭绒衣、皮衣、成套的西服、休闲夹克、牛仔裤、秋衣秋裤，内裤、袜子、棉手套、棉帽、旅游帽……都呈现着男性的粗糙与邋遢。淡淡的霉味熏得她鼻子发痒，嗓子发紧。于是，她踩着这些降为垃圾的东西，去客厅的饮水机前接了一杯水，咕噜咕噜喝下。
这时，门铃声大作，刺得她烦躁，铁下心不理会。看到茶几下边的横隔板上有一只鲁根见的白瓷茶杯，她奔过去一把抓起摔在地上。瓷片飞溅。
外面的人在喊：“姐，是我呀！”她只好去开门。
第一道是木门，有一个阶段，门把手坏了，还是鲁根见回来修好的。那次他想说什么来着，她没给他机会。他给她和孩子带回那边的酸奶、奶酪、香肠，也把家里坏掉的地方修好了，比如卫生间关不严实的水龙头，时亮时灭的灯，悦悦作业桌拉不动的抽屉。他是亲人。很多的筋脉联系着，切不断的。孩子也需要亲爹。她配合着做该做的事情，就是不跟他交流眼神，不让他的话说出口。
